《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收尾之作，它记载了这部中国最重要的史书是如何问世的。在这篇列传中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司马迁没有写出缘由，那就是汉武帝没有选择司马谈跟随他去泰山封禅。就像蝴蝶扇动翅膀引起了台风一样，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导致了司马谈的死亡以及司马迁奋发著书等一系列事件。那么，汉武帝究竟为什么不选择司马谈随行封禅泰山呢？

首先，我们可以从《自序》中得到的信息是，司马谈本人也不明白缘由。《自序》记载他对这个变故的反应是[发愤且卒]。如果他在陪驾的过程中犯了什么过失的活，他只会懊恼而不是愤懑。正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才会对这种违背惯例的羞辱耿耿于怀，以至于一病不起。那么，既然司马谈本人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司马迁在文中也没有解释原因，是不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缘由了呢？

这倒也未必。真相虽然不可能被百分之百解开，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蛛丝马迹得到一个合理的推测。

《自序》中对司马谈在建元元封之间的入仕经历惜墨如金，但却完整地记录了司马谈的一篇阐述治世良策优劣的文章，这唯一的一篇流传下来的司马谈著作为我们探寻答案提供了钥匙。

这把钥匙中有待解开的第一个疑问是：这篇文章是为谁写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文章最后一段总结论述中的两句话:[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以及[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从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文章写作时预设的阅读对象是一个负责倾听建议明辨是非并且有决断权力的[治天下]的人，这个人绝不可能是司马迁，因此，这篇文章是一篇建言而不是家书。

关于这篇文章的第二个问题是：这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由于这篇文章在极力推崇道家理论的同时使用了[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事难尽从]对儒学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因此不可能发表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可能发表的时间段是在建元元年正月至建元六年五月之间。也就是自汉武帝登基之后至最推崇道家黄老之术的太皇太后窦氏去世之前。

这段时间是汉武帝一生中非常郁闷的日子。登基的那一年，汉武帝是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王臧、赵绾和窦婴辅佐他治理天下，为他讲解君王的责任，讲解前辈们经历的艰险和屈辱，激励他树立远大的目标。遗憾的是，儒生们长于理论，忽视务实做事的细节。御史大夫赵绾在向汉武帝汇报工作时故意不给太皇太后通气，虽然他希望皇帝尽快亲政的出发点是好的，却触怒了同样关心皇帝的想要扶上马再送一程的太皇太后窦氏。结果是王臧和赵绾被逼自杀，窦婴被迫下野。汉武帝身为一国之君却无能为力，在对王臧和赵绾的怀念中度过了郁闷的五年。

三十年后，在连续多年的主动出击之后，四十六岁的汉武帝亲率十六万骑兵浩浩荡荡巡行北地，旌旗千里，匈奴震恐。他送信给匈奴单于让他们不要逃跑，要么投降要么就来边境决一高下，匈奴不敢复言。他随后准备登封泰山，宣告自己这三十年的文治武功。行进到周南时，他回首往事，想起了王臧和赵绾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在他年青时曾给予的启蒙和鼓励，同时，在王臧和赵绾横死后，在他最郁闷的时候还有不少人上书儒家缺点的往事也勾起了他的怒气，司马谈就在其中。把作为太史的司马谈甩在半路上就是为了表达一时的厌恶。

司马谈上书的时候未必想要投机取宠。按照年龄推算，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7岁左右，还是个词锋甚健的热血青年。三十年后，他已经两鬓添霜，为家人和他的史官责任忧心忡忡，早忘记了自己当初的青春热血和埋设的伏笔，却意外地收到了来自汉武帝的羞辱。

由此看，一个人把精力放在手中的实事上，力求做到最好是一个多么明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