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每逢提及日本，大多认可其自明治维新起在政治、文化、教育体制诸多方面的变革，而严厉批判其变本加厉的军国主义侵略行径。

浮世绘：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行

今年，旅日华人学者宗泽亚以大量日方历史档案为依据，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写出《清日战争》与《明治维新的国度》两书，相继在中国内地出版并引起关注，尽管作者对新史料的挖掘、对新视角的强调，使这套[姐妹篇]的部分描述和结论迥然有别于以往国内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但大体而言，并未背离上述传统思路。

问题是，一些更加耐人寻味、更为关键的历史细节，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1、日本国际化的入场券

《明治维新的国度》书如其名，对日本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国度介绍非常多，但对明治维新本身的分析却有些粗略，尤其是此次近代化改革的核心议题——法律制度建设，着墨甚少。

一般认为，明治维新的真正目标，是建立一套近代化国家体系，其他改革都是辅助性措施，在19世纪末的东亚，[近代化]最大特点并不是能造多少枪炮、会造什么机器，而是有一套完整、规范的法律体系。

西方列强入侵东方各国，头等大事之一是取得[领事裁判权]：洋人在[贵国]犯了事，不能依据本地法律审判，而要用洋人自家的法律审判。

反过来说，要想收回治外法权，第一要务就是完善国内法律体制，明治维新之后，这也长期是日本政界高层的焦点议题。

1875年(时为明治八年)，日本发布太政官58号令，正式导入立宪政体；1876年9月，宪法取调局设立；1880年《日本国国宪案》规定天皇要发誓遵守宪法；1885年建立内阁；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1891年，日本加入国际公法会。

正因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日本才得以修改不平等条约，1888年、1893年，日本分别与墨西哥、夏威夷两国达成平等条约，英国也在1894年7月16日与日本修改原来的不平等条约。

注意，日英条约修改之后半个月，甲午战争才正式爆发，换句话说，英国并不是因为日本战胜清朝而成东亚强国才同意修改条约，而更多是因为日本法律制度已不断健全。

对明治宪法，《清日战争》一书引用部分条文，意在说明天皇仍是[实权君主]，不是[立宪君主]，然而，明治宪法本是一个矛盾体，如第一条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第四条又规定[天皇要根据宪法履行权力]，到底是绝对君主制还是君主立宪制，这部宪法里没说清楚。

事实上，宪法制定者伊藤博文倾向于立宪君主制，却又必须为新生的近代日本找到精神领袖——天皇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为了限制天皇权力，早在1886年9月，伊藤博文就与明治天皇达成[机务六条]，其核心精神是：非首相邀请，天皇不得参与内阁会议，即不得直接干政。

伊藤博文更亲自表态，宪法第四条才是核心，进入大正时代(1912-1926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发表论文，以第四条为核心重新解释明治宪法，将天皇从绝对君主之位上拉下来，仅成为国家统治的一个[机关]，大正时代，[天皇机关说]一直是日本法学界的统治性理论，就连后来的昭和天皇也私下表示过：自己同意此学说。

2、此[不平等]与彼[不平等]

宗泽亚在两本著作中对近代日本与各国的外交关系有过关注，但篇幅稍显简略，不离常轨，特别是忽略了明治时期日本人最关注的外交焦点：修订不平等条约。

从最早岩仓使节团出访各国，到后来开设鹿鸣馆招待各国外交官，再到反复完善国内法律体系，日本一代又一代外交精英都在寻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莫过于前面已述及的1894年7月日英修约。

有意思的是，日英修订条约前，日本民间[国权派]人士搞过很长一段运动，要求保留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很简单，不平等条约对日本人不平等，对英国人也[不平等]，因为条约规定：英国人只能在外国人侨居地做生意，这严重限制了英国商人的扩张欲望。

当时日本政府的态度是：以开放全国市场为交换，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在日英国人须遵守日本法律。

至于[国权派]则主张：咱们别主动，等英国人忍不住了，自然会来修改条约，我们就可以狮子大张口，要英国人让渡更多利益。

1893年，日本政府允许英国人在日本内地杂居，[国权派]六大党派随即形成所谓[对外强硬六派]，11月28日，[对外强硬六派]联合对众议院议长、政府派领袖星亨提出不信任案，逼其下野；两天后，首相伊藤博文宣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1894年3月举行大选，支持政府的一派没能获得多数，局势越发微妙，[对外强硬六派]随即旧事重提，再度要求废除条约修改案，结果仅以5票之差遭否决，形势对执政当局非常不利，6月2日，伊藤博文只得又一次解散议会。

恰好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军应朝鲜政府要求出兵帮助镇压，伊藤博文眼见可将日本内部政治矛盾转移到敌对的清朝身上，立即决定当日出兵朝鲜——于是，最终酿成了改变东亚实力对比和历史走向的甲午战争。

由修改不平等条约而引发国内政局动荡，再由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引发大规模战争，继而取得对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主导权，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无语。

当然，将国内矛盾外部化，也是日本近代最爱用的一招，甲午之后，另一个显著例子是：1931年关东军突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本不想事态扩大化，但碍于军部在内捣乱，右翼民粹主义又兴风作浪，只得在最后关头屈从于既成事实。

3、[脱亚][兴亚]的异化之路

宗泽亚在两本书中大量描述了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思想界的动向，有关日本民族主义及日本人对华观感的内容，尤为详尽，但其中也有可议之处，比如所谓福泽谕吉倡导的[脱亚入欧]思想，就与学界最新的研究发现有所出入。

1885年3月16日，日本《时事新报》刊载《脱亚论》一文，指明中、朝两国是日本的[恶友]，倡导抛弃亚洲、与列强为伍，此文被看作[脱亚入欧]思想的源头，然而文章发表了10天，东京三大报纸上均未见舆论回应，没有人夸，也没有人骂。

研究表明，自1885年起近70年里，日本学界几乎没有人引用或提及该文，直到1951年，史学家远山茂树才把文章重新刨了出来，当作日本扩张主义的[肇始]，由此可以推断，《脱亚论》一文对日本明治时代的思想潮流及现实政治，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脱亚论》一文是匿名发表，福泽谕吉本人终其一生从未承认文章是自己所写，直到1933年，他去世三十余年后，该文才由其弟子石河干明收录进《续福泽全集》。

福泽谕吉虽大力主张学习西方，也办大学教授西洋知识，但就其核心政治理念而言，他恰好站在[脱亚]的反面：兴亚。

19世纪80年代，日本曾有个著名的[亚细亚主义]组织——兴亚会，福泽谕吉是它的顾问，他大力引进朝鲜留学生，支持朝鲜近代化改革运动，不过很可惜，这些朝鲜留学生回国以后，大多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带路党]。

谈及甲午战争爆发在日本方面的思想根源，[脱亚入欧]论常常首当其冲被大加鞭挞，但细细审视历史，近代日本虽然模仿了欧美制度，并借助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连续取胜，迅速跻身强国行列，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待近邻的态度依然是以[亚细亚主义]为主：要联合中、朝等亚洲国家，共同将白人驱逐出去！

事实上，[脱亚入欧]四字连用，在二战前的日本公开舆论中非常罕见，相反[亚细亚主义]一说，不仅风靡日本，还影响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代中国人，从第一任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到变法首脑梁启超，再到革命伟人孙中山，甚至抗战巨奸汪精卫，都曾经不同程度地推崇过[亚细亚主义]思想，这也影响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实际处理对日关系时的种种举措。

当然，这个[亚细亚主义]是逐渐异化的，一开始，日本还重视帮助中、朝等国，到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之后，以激进军人为代表的日本官方野心膨胀，觊觎[亚洲盟主]宝座，相继吞并朝鲜半岛，剑指中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当[亚洲盟主]不过瘾，要进一步变成[亚洲统治者]了，最终，在二战期间演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