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蜀将关羽于先主刘备在沔阳称汉中王后，亲率大部分荆州兵团北围曹仁所部于樊城。并在同年八月，利用汉水暴溢、水深数尺之际，“水淹七军”，向驻扎在樊城北面的于禁援军发起猛烈的攻击，结果斩庞德、擒于禁、困曹仁，一战威震华夏。魏王曹操闻之欲徙许都以避其锐，为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所阻，后用二人“联吴袭蜀”之计，遂解曹仁襄樊之围。吴主孙权遣使密表称降于魏，并深纳吕蒙、陆逊之谋，“白衣渡江”，趁机袭杀关羽于麦城，从而一举夺取荆襄六郡之地，全控长江中下游，史称这一过程为“襄樊之战”。

　　关于襄樊之战，历来争论颇多。议者多认为关羽之失荆州，为其“颇自负，好陵人”、 “矜其骄气，陵轹于人”的性格缺陷所致，最终因大意失荆州而败走麦城，为东吴大将所擒杀。致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策划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北进战略无法实施，遂成千古之憾事。也有论者以为蜀汉荆襄之失，乃先主刘备、丞相诸葛亮欲假借吴魏之手，以除掉关羽这当世之虎将，以免身殁后成“尾大不掉”之势。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就认为：

　　“关羽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不除则易世（刘禅登基）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损关羽之命。”

持这种说法的还有著名史学家王夫之，他曾在《读通鉴论》中云：

　　“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庭适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于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

又说：

　　“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鲁肃也，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盖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破诸葛之策。”

　　诚如所言，襄樊之战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二十五年春正月结束，长达六个月之久。但在如此长时间里，始终没有见到蜀汉方面派兵援助关羽，坐视其灭亡而不救，确为可疑。下面我们将用史实去揭开笼罩在这场战役之上的历史疑云。

二、襄樊战役之始末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场发生在1788年前的战争，我们有必要运用史料对其爆发的背景、战役嬗变的过程及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地分析与研究，以期还原这段历史之真实。

　　（一） 襄樊之战的酝酿阶段

　　1、先主刘备力克汉中、东取西城、房陵和上庸三郡，自称汉中王，并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铖，这为襄樊战役的展开提供战略上的准备。

　　建安二十四年春，先主刘备亲率主力出阳平、渡沔水，并沿定军山之山势驻军扎营，以夺汉中。魏征西将军夏候渊引兵来争，蜀之名将黄忠登高鼓噪而下，大破渊军，并于阵前斩杀夏候渊及曹操所任命的益州刺史赵颙。三月，魏主曹操从长安出斜谷举大军南征，企图夺回汉中，先主刘备据险设防，不与之交战。月余之后，曹军因攻险不克而逃亡甚多。建安二十四年夏五月，曹操不得不引军回长安，先主刘备遂据有汉中。

　　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就云：

　　“夏侯渊与刘备战於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

　　又《三国志·魏书·夏候渊传》云：

　　“二十三年，刘备军阳平关，渊率诸将拒之，相守连年。二十四年正月，备夜烧围鹿角。渊使张郃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挑郃战，郃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郃，为备所袭，渊遂战死。”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

　　“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於定军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

　　占有汉中之后，先主刘备即命刘封、孟达和李平向西城、房陵和上庸三郡进军，最终完全控制了汉中地区及汉水中上游。同年秋七月，群下劝进，刘备遂于汉中沔阳设坛祭告天地，自称汉中王。

　　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就云：

　　“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 “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

　　又《三国志·蜀书·刘封传》曰：

　　“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

　　称汉中王后，先主刘备遣前部司马费诗前往荆襄前线，拜关羽为蜀汉前将军、假节铖，授权其董督荆州事务，这为关羽发动襄樊之战作了战略上的铺垫。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就云：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

　　《三国志·蜀书·费诗传》曰：

　　“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2、曹魏内部不稳，先后发生了汉太医令吉本、宛城守将侯音、沛国魏讽及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反叛，为襄樊战役的爆发提供了外部的呼应。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趁曹操远征不在许都之际，夜攻丞相王必大营，欲挟天子以灭曹室，为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所讨平之。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就云：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

    《资治通鉴·汉纪六十》曰：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党千馀人，夜攻王必，烧其门，射必中肩，帐下督扶必奔南城。会天明，邈等众溃，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共讨斩之。”

　　夏四月，居住在代郡、上谷的乌桓无臣氐先后造反，播及甚广。曹操遣其子鄢陵侯曹彰行骁骑将军前往平叛，秋七月，追至桑干之北，大破而归，至此北方悉定。

　　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

　　“夏四月，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讨破之。”

　　《资治通鉴·汉纪六十》曰：

　　“夏，四月，代郡、上谷乌桓无臣氐等反。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骁骑将军，使讨之。曹彰击代郡乌桓，身自搏战，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逐北，至桑干之北，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时鲜卑大人轲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见彰力战，所向皆破，乃请服，北方悉平。”

　　冬十月，南阳宛城一带的吏民苦于繇役，在守将候音的带领现下据城反叛，与关羽遥相呼应。曹操即命屯驻在樊城的曹仁出兵围困宛城，至建安二十四年正月，斩候音、屠宛城，候音之乱遂平。

　　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

　　“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围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

　　《三国志·魏书·曹仁传》曰：

　　“侯音以宛叛，略傍县众数千人，仁率诸军攻破音，斩其首，还屯樊，即拜征南将军。”

　　《资治通鉴·汉纪六十》曰：

　　“南阳吏民苦繇役，冬，十月，宛守将侯音反。南阳太守东里衮与功曹应余迸窜得出；音遣骑追之，飞矢交流，余以身蔽衮，被七创而死，音骑执衮以归。时征南将军曹仁屯樊以镇荆州，魏王操命仁还讨音。”

　　魏相国钟繇的西曹掾魏讽少有辨才，轰动京师。建安二十四年冬九月，与长乐卫尉陈祎等秘谋袭取邺都。还末到起事之日，陈祎惧而告发，太子魏丕怒而诛魏讽等数千人之多，相国钟繇罢官告免。

　　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

　　“九月，相国锺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

　　《资治通鉴·汉纪六十》曰：

　　“初，沛国魏讽有惑众才，倾动鄴都，魏相国钟繇辟以为西曹掾。荥阳任览，与讽友善。同郡郑袤，泰之子也，每谓览曰：“讽奸雄，终必为乱。”九月，讽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鄴；未及期，祎惧而告之。太子丕诛讽，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

　　3．东吴孙权北进合肥，在江淮一线牵制了张辽等曹魏的东面军团，为关羽从襄樊方面北伐曹魏提供了战术上的声援。

　　在建安二十四年，吴主孙权在东线猛攻合肥，为关羽打响襄樊之战作了战术上的支援。如《三国志?魏书?温恢》就载：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恢谓兗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潜等缓之。恢密语潜曰：“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素知王意，后召前至，卿受其责矣！”潜受其言，置辎重，更为轻装速发，果被促令。辽等寻各见召，如恢所策。”

在关羽久攻樊城不下之际，孙权又曾遣使于关羽军前，欲出兵助之。当时关羽方“水淹七军”，有斩庞德、擒于禁、困曹仁之功，魏署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也都闻风而降，“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一时威震华夏，连曹操闻之都欲徙许昌以避其锐。当然说话时口不择言，狂妄之至，完全不把吴主孙权放在眼里。孙权忍之再三，亲自作书道歉而心实厌恨之，只为待时而发。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典略》云：“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铬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关羽辱骂孙权为“狺子”(意即禽兽),还露骨地表示攻克樊城之后, 便要移师东向灭吴,可谓狂妄之极，全然不顾及昔日吴、蜀联盟之谊。又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 这些举动都严重地惹恼了吴主孙权及东吴“鹰派”将领，为以后孙权纳吕蒙、陆逊之谋，袭取荆州六郡、擒杀关羽埋下了祸根。

　　（二） 襄樊之战的相持及嬗变阶段

　　1．关羽北攻樊城，利用汉水暴溢之际，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困曹仁，威震华夏。

　　在作好襄樊之战的战略准备及战术筹划之后，关羽于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亲率荆州兵团三万余人北上樊城攻打曹仁所部。

　　时魏主曹操刚从汉中回军留驻长安，闻曹仁告急，遂即遣左将军于禁督七军南救曹仁于樊城，曹仁使左将军于禁和立义将军庞德屯于樊北十里以拒关羽所部。八月，流经樊城之北的汉水暴溢，平地水深数丈，于禁及庞德所部皆避水于堤上，此时关羽率军乘船急攻，于禁所督七军皆没，于禁亦投降于关羽，只有立义将军庞德大节不屈，慷慨凛然而死。一时，在梁、郏、陆浑一带的群盗都遥受关羽印号，为之南北呼应。于是关羽乘胜急攻樊城，并派其部将围困将军吕常于襄阳城。曹仁及部将欲趁关羽末合围之前弃城而逃，为南阳太守满宠急谏而止。满宠及曹仁与其部将沉白马，誓与樊城共存亡。关羽攻城不克后，遂与曹仁相持于樊城月余之久。

　　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

　　“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

　　又《三国志·魏书·曹仁传》曰：

　　“关羽攻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仁激厉将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

　　《三国志·魏书·庞德传》曰：

　　“仁使德屯樊北十里，会天霖雨十馀日，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与诸将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为羽所得，立而不跪。…德骂羽曰：“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遂为羽所杀。”

　　《三国志·魏书·满宠传》曰：

　　“关羽围襄阳，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将军于禁等军以霖雨水长为羽所没。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失色…。宠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宠乃沈白马，与军人盟誓。会徐晃等救至，宠力战有功，羽遂退。”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云：

　　“是岁，羽率众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资治通鉴·汉纪六十》曰：

　　“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

　　2．曹操从汉中前线调回平寇将军徐晃，并命他率所部急援曹仁，徐晃在会同后续援军后，取偃城、攻围头屯、据四冢，大破关羽部众于樊城之下，遂解曹仁樊城、襄阳之围。

　　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曹操在长安闻于禁七军皆没、庞德被杀，急从汉中前线调回平寇将军徐晃，命其率领所部急速南下樊城增援曹仁。先后增派数路援军后仍不放心，遂亲驻摩陂居中指挥，以解襄樊之围。

　　徐晃因其所部皆为新募士卒，且其所督之众不足以解樊城之围，遂屯于阳陵陂。等到后续援军相续赶到之后，才采纳议郎赵俨之计，通过地道及箭书与樊城之内的曹仁互通消息，城中知援军而至，士气大振。徐晃假装作地道以示欲攻偃城之后，关羽恐后路被截，于是放弃偃城而退守围头、四冢等屯，平寇将军徐晃又扬言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关羽见四冢欲下，遂亲自率领步骑兵五千余人前来救援四冢。初战不利，被徐晃率军连破围营数重，蜀军大败，其投沔水而死者数以千计，所降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亦在乱军中被杀。

　　在攻克樊城无望，又闻东吴吕蒙已袭据南郡、公安二城之后，关羽无奈撤军南下，曹仁樊城、襄阳之围遂解。但关羽的水军仍游弋沔水之上，隔绝樊城与襄阳之间的交通。

　　如《三国志·魏书·徐晃传》曰：

　　“复遣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隘，于禁等没。羽围仁於樊，又围将军吕常於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贼屯偃城。晃到，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贼烧屯走。晃得偃城，两面连营，…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

　　《三国志·魏书·曹仁传》载：

　　“徐晃救至，水亦稍减，晃从外击羽，仁得溃围出，羽退走。”

　　又《资治通鉴·汉纪六十》曰：

　　“关羽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晃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羽围堑鹿角十重，晃追羽，与俱入围中，破之，傅方、胡修皆死，羽遂撤围退，然舟船犹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

　　2．吴主孙权纳吕蒙、陆逊之计，白衣渡江，袭取南郡、公安二城，在据有荆州城后秋毫无犯，广施仁义，一举瓦解关羽军心。

　　建安二十四年秋八月，关羽利用汉水暴溢之际，“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困曹仁，一时威震华夏，吴主孙权为此深感不安。在为其子求娶关羽之女被拒、遣使欲助关羽被辱之后，遂下定决心，采纳了吕蒙提出的袭杀关羽、早定荆州之计。

　　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曰：

　　“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

　　又《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典略》云：

　　“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铬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曰：

　　“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

　　秋十月，吴主孙权在确定了袭取荆州的方略后，遣使密表魏主曹操，欲以讨伐关羽自效。曹操正使欲吴、蜀两国相争，以解襄樊之围，遂许以江南之地封于孙权。

　　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

　　“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

　　《三国志·魏书·董昭传》曰：

　　“及关羽围曹仁於樊，孙权遣使辞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备。’”

　　为了减轻吴军进攻荆州的阻力，调动南郡、公安二城的蜀军北上，孙权采纳吕蒙之计，以其健康为由，下诏将吕蒙召回建业养病，同时以“未有远名”的陆逊代替吕蒙镇守陆口。陆逊上任以初，为了麻痹松懈关羽，以骄其心，便作书与关羽，书中极其卑谦曰：

　　“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

又恭维备至说：

　　“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

此信极尽吹捧之能事，关羽为之所惑，遂调动留驻在南郡、公安二城的部分蜀军北上攻打樊城，不再以东吴为念。陆逊见偷袭荆州的时机已经成熟，即上书孙权，“陈其可擒之要”。孙权于是亲统大军西向征讨关羽，遂命吕蒙率二万精兵前袭江陵、公安二城。又别令偏将军、右都督陆逊统兵一取万宜都，攻秭归、枝江、夷道，屯驻夷陵，并以重兵扼守峡口以防蜀军顺江东下增援关羽。

　　如《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

　　“…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

　　又曰：

　　“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绝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

　　吕蒙将精兵伏入船舱之中，使人穿白衣摇橹，装着商人模样，昼夜兼行，将沿江烽火台的守将尽行擒获，使沿江烽火不举，大军骤至南郡。时南郡太守麋芳驻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因前线军资供给不及时，关羽扬言回军后必将严惩，又俩人平日多受关羽之轻慢侮辱。故经虞翻游说后皆降于吴主孙权，于是吕蒙遂占江陵、公安二城，全据有荆州。

　　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

　　“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於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曰：

　　“闰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曰：

　　“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冓鹿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吕蒙兵不血刃，遂取荆州、南郡之后，大行仁义之举、以收民心。对于俘虏的关羽及随军将士的眷属，皆善待之。又使亲近之人存恤耆老，对于患有疾病者予以医治，饥寒者给予衣物及粮食。其次，令军中不得干扰百姓，否则军法从之。时吕蒙有一汝南同乡，因妄取民家一蓑笠以覆官铠，吕蒙含泪立杀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对关羽所藏之财宝，皆封印库存，以待吴主孙权前来处理。经过采取一系列安民措施之后，荆州城的秩序，迅速趋于安定。

　　如《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

　　“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怃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於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

    关羽撤军南下之时，多次派使者至荆州城，以违吴、蜀同盟之谊责备吕蒙。为了瓦解关羽军心，吕蒙厚遇前来责备的关羽使者，并让他们周游城中，将眷属的问候书信带回，关羽随军将士才知家属无恙，且见待甚过于以前，于是军心遂散，关羽带其子关平及十余骑败走荆州、西保麦城。

　　如《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

　　“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於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

　　《资治通鉴·汉纪六十》曰：

　　“关羽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

　　（三） 襄樊战役的结局阶段

    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一月，关羽自知势单力孤，难以与吴、魏争衡，遂西向退保麦城。吴主孙权深惜关羽之才，使人前往说降。关羽假装投降，派人在城墙上多立幡旗以示降，企图趁夜率部遁走。孙权早已命朱然、潘璋沿路埋伏，截断其西归蜀汉之路。十二月，潘璋部将军司马马忠率部，在临沮章乡擒获关羽及其子关平、都督赵累等。吴主孙权又欲劝降关羽为已所用，以敌刘、曹，为其左右劝止，遂斩关羽及其子关平，至此荆州全定，终为孙吴所有。

　　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

　　“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曰：

　　“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馀骑。权先使硃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於章乡，遂定荆州。”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曰：

　　“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权使硃然、潘璋断其径路，即父子俱获，荆州遂定。”

　　《三国志·吴书·朱然传》曰：

　　“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禽羽，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

　　《三国志·吴书·潘璋传》曰：

　　“权征关羽，璋与硃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权即分宜都（至）、秭归二县为固陵郡，拜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封溧阳侯。”

　　吴主孙权全取荆州六郡，曹操亦解曹仁襄樊之围，于是在吴、魏两国大封功臣、弹冠相庆之际，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候。吴主孙权也遣校尉梁寓到长安进贡，并上书向曹操称臣，陈说天命，劝其进位为帝。 

　　至此，襄樊之战以吴、魏联手取胜，蜀汉丢弃荆州、退保益州、偏安一隅而告终。但在襄樊之战的全过程中，仍有许多疑云难以破析，比如说是谁发动了襄樊之战，为什么要发动襄樊之战，谁应对襄樊之战负责任，襄樊之战时为什么蜀汉方面至始至终没有派兵援助等等。下面将浅加剖析，以资抛砖引玉，就教大家。

三、襄樊战役之疑云解析

　　（一） 谁发动了襄樊之战

　　是谁发动了襄樊之战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史学界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是以《刘备传》的作者张作耀先生为代表，他认为襄樊之战是“关羽在刘备、诸葛亮的授意下”发动的，是在执行诸葛亮《隆中对》中策划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北进战略。其最为直接的史料证据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之后，即派司马费诗前去荆州，授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铖。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就曰：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

　　又《三国志·蜀书·费诗传》云：

　　“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假节”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为了笼络与赏赐下面的臣子，而给予的一种权位极重的待遇。有“假节”和“假节铖”两种形式。所谓“假节”，意即假以符节持节，为古代使臣出行持节为符信总称。汉末与魏晋南北朝时掌地方军政的官往往加使持节﹑持节或假节的称号。使持节得诛杀中级以下官吏；持节得杀无官职的人；假节得杀犯军令者。如《后汉书．袁术传》云：“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乃授以左将军，假节，封阳翟侯。” 。在《晋书．职官志》中明确指出：“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又据《周书．泉企传》曰：“孝昌初，又加龙骧将军﹑假节﹑防洛州别将，寻除上洛郡守。”。至隋唐时持节﹑假节已有名无实但仍通称出任刺史﹑太守为假节。而“假节铖”是君主给予臣子最高的待遇，它拥有代行君主旨意、掌握生死杀伐的特权。汉中王刘备选择在这时候授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铖，其意味深长，让人不得不有所猜疑，故有些学者认为襄樊之战是“关羽在刘备、诸葛亮的授意下”发动的就实属理所当然了。

　　而且又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力据有汉中之后，先主刘备立即令孟达北上攻襄阳西侧的房陵。占领房陵后，孟达又奉命向西伐上庸，在与孟达西进的同时，刘备“阴恐达难独任”， 又令他的养子副军师中郎军刘封沿汉水东下，与孟达会攻上庸。刘封迅速攻下汉水边中的西城，然后直扑上庸。在刘封、孟达东西的夹击下，曹操的上庸太守申耽抵挡不住，率众投降。被先主加封为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又以其弟申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如《三国志·蜀书·刘封传》曰：

　　“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

　　至此被称为汉中“东三郡”的西城、上庸、房陵全部落入刘备集团的手中。占领“东三郡”，是为了打通汉江，因为“东三郡”在汉水附近。占领了“东三郡”，就打通了从汉中到襄阳这段的汉江，也就完全控制了汉中地区及汉水中上游。从而可以从西部策应由江陵北上攻打襄阳的关羽军，这显然是先主刘备为襄樊之战作出的战略准备。

　　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说研究三国史专家何全兹先生就认为：襄樊之战没经刘备、诸葛亮同意，是由关羽擅自发动的。其主要依据有二。首先，查诸所有史籍，并没有关于刘备命令或授意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相关历史记载，倒是有刘备派遣或命令关羽的其它史证。现将其罗列如下，以兹为证：

　　例一：《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

　　“先主据下邳。灵等还，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

　　例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云：

　　“杨奉、韩暹寇徐、扬间，先主邀击，尽斩之。先主求和於吕布，布其妻子。先主遣关羽守下邳。”

　　例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云：

　　“比到当阳，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

　　例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云：

　　“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关羽留镇荆州。”

　　例五：《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云：

　　“…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

　　例六：《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曰：

　　“先主之袭杀徐州刺史车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魏书云：以羽领徐州。而身还小沛。”

　　例七：《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曰：

　　“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

　　例八：《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曰：

　　“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

　　由上述史料可知，刘备命令或派遣关羽在《三国志》中皆有“留”、“遣”、“令”字词。而关于关羽与襄樊之战，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典略》仅云：“备於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馀区。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而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也只曰：“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於樊。”。以上正史中并无刘备命令或授意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记载，由此推论襄樊战役为关羽擅自发动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先主刘备取汉中后，士卒疲惫，急待修整，不宜发动另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时间跨度（从建安二十三年率诸将进兵汉中至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据有汉中）为一年之久。其间发生过几次大的战役，如派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为曹军所没；次于阳平关，与渊、合相拒；定军山斩夏候渊，大破曹军；命刘封、孟达和李平攻西城、房陵和上庸三郡。应该说先主刘备夺取汉中是经过一系列浴血奋战而得来的，故经此一役，士卒筋疲力尽，及待修整。且先主刘备又在同年七月于沔阳称汉中王，留魏延督汉中后，还至成都。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建章立制、大封功臣，根本就没有充足时间和精力去策划新的战略，更谈不上为即将到来的襄樊之战作详尽的战略筹划及相关的后勤保障。

　　总之，在当时先主刚刚夺取汉中，自称汉中王的形势下，局势末稳，确实不宜发动新的大规模的战役，因而先主刘备在此时授意或命令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确为可疑。

　　然而到底是谁发动了襄樊之战呢？经过爬梳史料，我们认为：襄樊战役是在先主刘备的授意或者是默许之下，关羽出于建功立业、以报曹仁多次证讨之仇为目的而擅自发动的。其主要理由有如下几点。

　　首先，在襄樊之战发动之前，曹仁曾多次率兵征讨关羽，并且于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在关羽的眼皮底下屠宛城、杀候音，平定候音之乱。

　　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就载：

　　“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是月使仁围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

　　又据《三国志·魏书·曹仁传》曰：

　　“侯音以宛叛，略傍县众数千人，仁率诸军攻破音，斩其首，还屯樊，即拜征南将军。”

　　依据关羽平生之禀性，早就按耐不住。只是考虑到当时先主刘备正率军与曹操在汉中相拒，且东吴孙权觊觎荆州之心末死，故而关羽忍之又忍。其实在这之前曹操已下令曹仁讨伐过关羽，只是战争的规模太小，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过，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就曰：“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围宛。”，这说明当时屠宛城、杀候音的曹仁部屯驻在樊城，只是因为镇守荆州、讨伐关羽的需要，故而魏主曹操 “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 （《三国志·魏书·曹仁传》）。

　　于是，关羽与曹仁这对老冤家相持于襄樊一带，互有攻守，只是因时因势不同而已。在曹操力夺汉中、近危巴蜀之时，曹仁屡受曹操之令，多次征伐关羽于荆襄。故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关羽被授前将军、假节铖后，遂借先主刘备力克汉中，进位汉中王之机，大兴荆州之军北上，攻击曹仁所部于樊城，以报曹仁多次证讨之仇，就理属当然。

　　其次，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关羽被授前将军、假节铖。按汉制：将士只有军功方可封候进爵。一大批当年随先主刘备入川的将士，皆因有定巴蜀、据汉中之功，方于先主刘备进位之际，各得以封候赐爵，就名至实归、理所当然。而关羽虽镇守荆襄达九年之久，但一直末有大的军功，此次因君臣兼兄弟之故而拜将封候，难免心中有愧，又别部司马费诗于关羽及众将士之前极赞黄忠定军山之功，加之新授前将军、假节铖，可以代行刘备之旨意，专行讨伐之特权，遂使关羽不择时机，擅自率领大部分荆州兵团北上，欲扬威于荆襄、建功于汉沔。

　　再者，关羽北征襄樊之前或之后，刘备应该是知晓后默许过的。其史实依据有三。其一，如关羽围襄阳、樊城时，就送来一块汉水底下发现的玉玺到成都。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就曰：“…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於渊泉，晖景烛燿，灵光彻天。”。其二，与此同时，先主刘备又派遣别部司马费诗至襄樊前线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铖，可视为对其发动襄樊之战的认可或嘉奖。即使司马费诗是在关羽末发动襄樊战役之前到达荆州，但应会知晓关羽即将发动襄樊之战，在回成都之后必应禀之先主刘备，但从以后的史料中却末见有刘备制止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任何记载。其三，刘备在据有汉中之后，即命养子刘封、将军孟达、李平等出兵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并最终占领“东三郡”，打通汉中与襄樊之间的汉水通道。故当关羽率部围困襄樊二城、兵力捉襟见肘之时，“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显然，上庸之军本可以作为关羽的后备援军的。且上庸地与襄樊毗连、相距甚近，在关羽“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困曹仁，一战威震华夏之际，刘封多次拒绝关羽要求出兵相助的命令；在关羽失荆州、走麦城之时，又不出手相援，坐视关羽的灭亡而不救，显然都是有违初衷的，因而深为先主所痛恨、严责。最终“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赐封死，使自裁。”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由此可知，先主对于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是积极予以准备和支持的，虽然不能完全说是关羽是受其指使或授意，但至少是经默许后同意过的。

　　（二）为什么要发动襄樊之战

　　至于关羽为什么要擅自发动襄樊之战，我想除了关羽急于建功立业、以报曹仁多次证讨之仇的目的之外，还应与襄樊独有的地理位置及军事战略地位、曹魏内部接连的反叛及先主想得寸进尺、欲夺回襄阳作为荆州治所等因素有关，现将有关理由陈述如下：

　　首先，襄樊具有独特地理环境及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是实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策划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北进战略的重要基石。其一，襄樊具有独特地理环境，由于其位于汉江中下游，是由汉江分割开的襄阳和樊城两座城镇构成，其地理条件优越，正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就言：“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且水陆交通条件也十分便利。从陆路看，有驿道由襄樊北上，经新野、宛（今河南南阳）可到中原的洛阳，即《隆中对》给荆州关羽军团指定的北伐路线；往南，也有驿道经宜城、当阳、江陵，可到汉寿（今湖南常德）。从水路看，沿汉江、沔水而上可至西城三郡和汉中，顺汉江南下可达夏口（今湖北武昌），进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可去江陵、秭归，而入蜀；如顺长江而下又可到达建业（今江苏南京），故襄樊的军事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二，襄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若是蜀汉方面据有樊城、襄阳二城，不仅可将汉中、“汉东三郡”和襄樊连成一线，将蜀汉的北方防线整体往北推进，形成一个能便于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援的荆益战略根据地。如此一来，当汉中战事吃紧时，荆襄蜀军可通过汉沔水路迅速增援；若襄樊有事，汉中及西城三郡和江陵、公安的蜀军也可快速增援；如江陵、公安一旦遭到攻击，襄樊的蜀军则可水陆同时并进南下驰援。 同时也可将曹操的势力压缩到黄河以北，为日后“逐鹿中原”奠定基础。其三，在诸葛亮《隆中对》中策划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北进战略中，襄樊二城是作为最重要的北伐基地之一。这是因为大军由樊城以北，经新野、宛城，可直取曹魏中心—许昌，进而威胁到汉王朝东都洛阳，这条路线也是兴复汉室、恢复中原就最为直接、距离最为短的北伐路线。故而当樊城受到关羽围攻欲下、曹仁想弃城而逃之时，南阳太守满宠就谏止曰：“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可见曹魏若失樊城，黄河以南则不保。正是基于对樊城军事战略地位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曹操在先后派出以猛将于禁、徐晃为首等五批援军后，仍感不放心，遂亲自率领大军驻于摩陂，居中调停，可谓举全国之兵南下以争樊城，务必在襄樊一带击败关羽，以解许昌、洛阳之危。所以说襄樊二城是曹魏政治中心—许昌、东都洛阳的南面屏障，绝不容有失，它同时也是蜀汉方面兴复汉室、恢复中原最为直接、矩离最短的北伐路线之一。故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目的就是要夺取襄樊二城，以实现“北据汉沔”，从而直接攻击曹魏的政汉中心许昌及东都洛阳，达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标。

　　其次，在建安二十三年春至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之间，曹魏内部不稳，先后发生了汉太医令吉本、宛城守将侯音、沛国魏讽及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反叛，再加之吴主孙权率军北攻合肥，在东线牵制了张辽等曹魏主力兵团。这些都使关羽错误地认为“兴复汉室、恢复中原”的机会已经到来了，于是不顾有东吴在卧榻之侧、且觊觎荆州之心末死，盲目地率领大部分荆州兵团北上，力争襄樊二城，以期建功立业、扬威于荆襄汉沔。结果东吴孙权违吴、蜀同盟之谊，从背后偷袭江陵、公安，全据荆州、迫使关羽走麦城，直至在临沮擒而诛之。

　　其实，如果我们能冷静客观地分析，当时这些叛乱，虽能在一定程度骚扰曹魏政权的稳定，但都不能足以给予致命的一击。比如说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趁曹操远征不在许都之际，夜攻丞相王必大营，但到第二天天明，就被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所讨平之，持续时间不到两天，且范围局限于许都；南阳宛城一带的吏民苦于繇役，在守将候音的带领现下据城反叛，与关羽遥相呼应。叛乱从建安二十三冬十月至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就被屯于樊城的曹仁平定了，前后不到三个月，且波及的范围十分有限。沛国魏讽于建安二十四年冬九月，与长乐卫尉陈祎等秘谋袭取邺都。甚至还末到起事之日，陈祎就惧而告发，太子魏丕怒而诛魏讽等数千人之多，这场叛乱还末发动便被镇压，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影响。至于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少数民族的反叛，前后不到三个月就被曹操第三子鄢陵侯曹彰讨平之。由此可见，这些叛乱无论从持续的时间、波及的范围及对曹魏政权的打击而言，都十分微小、甚至有限，根本谈不上对曹魏政权构成致命的危胁。而至于吴主孙权北攻合肥，羁绊曹魏张辽等主力兵团于东线，在战争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但此时的孙权虽身在合肥，却“心有旁鹜”，无时不刻不在观注荆州战局。这点连当时曹魏方面的许多人士都看到了，时任扬州刺史温恢就对兗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 在曹操欲迁都以避关羽之锐时，丞相主簿西曹属司马宣王及蒋济就曾劝阻曰：

　　“…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原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他们都认为关羽得志、全据荆州，孙权必不甘心、势必相图。果然当得知关羽“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困曹仁，威震华夏之际，吴主孙权便马上批准了吕蒙潜袭荆州的计划。不惜以违吴、蜀同盟之谊，移兵西向，力争荆州。而正是由于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及错误的判断，遂使关羽做出了力争襄樊、北据汉沔的致命决定，最终兵败被杀。

　　再者，先主刘备授意或默许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还有一个潜在的真实目的：就是要从曹操手中夺回襄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荆州牧。因为，历来荆州牧的治所都在襄阳。而赤壁之战后，刘备趁曹操引败军北归之际而南征荆州南部四郡，迫使“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遂进而据有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同时任命诸葛亮为军事中郎将，总督长沙、桂阳、零陵三郡，职在“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从而完全控制了南部荆州四郡。

　　建安十五年，荆州刺史刘琦死后，群下皆推举先主为荆州牧，由于当时的荆州治所襄阳在曹操的手中，刘备无法夺得，遂暂以公安为治所。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就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再由于当时先主刘备得到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是荆州七郡中最穷的四郡，无法安民。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就曰：

　　“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权借荆州数郡。”

　　于是便转而向吴主孙权“求都督荆州”，也就是后世之所谓的“借荆州”。因为荆州的治所襄阳属南郡，而襄阳时在曹操控制之下，于是刘备只能借南郡的治所－江陵为荆州治所。孙权听从鲁肃的建议，将南郡的治所江陵借给先主刘备，以图合力抗击曹操。但是不论是公安（油江口），还是南郡的治所江陵，毕竟都不是荆州真正治所所在地。而作为经汉王朝同意并任命的荆州牧，却无法在荆州治所——襄阳上任，这显然不可接受的事实。于是刘备借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时机，要夺回荆州治所襄阳，做名副其实的荆州牧，就理所当然了。

　　（三）孙权为什么要背吴、蜀同盟而偷袭关羽

　　二战时期，英国著名首相邱吉尔曾说过一句外交史上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是永恒的利益。用这句话来概括吴、蜀二国外交关系的嬗变确实再恰当不过了。而孙刘两家从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时的唇齿相依到襄樊之战时的拨刀相向，说到底都是双方在荆州的利益之使然。为此，下面我们将着重从吴、蜀两国的政治、军事及外交战略方面来探讨孙权为什么要背弃吴、蜀同盟而偷袭关羽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从军事、地理角度而言，荆州的归属历来是江东政权的安危之所在。这主要是因为荆州地处江东的上游，据有荆州就与江东共享了长江天险，江东所依赖的天然屏障就不复存在了。如赤壁之战前曹操据有荆州后，江东谋士大都主张投降，其中咸皆曰：

　　“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

这是因为自荆州顺流而下，具有地利上的优势，是进攻江东最好地基地，历史上多次进攻江东的成功战例大多都是从荆州发动的。故谁据有荆州之地，谁就掌控了江东之命运。因此，当孙吴政权感到来自长江上游之压力时，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率军西向、力争荆州，从而选择把自已的命运控制在自已的手中。而从蜀汉方面来说，荆州是益州的南大门，又是实现诸葛亮“隆中对”中占有荆、益两州，两路攻击魏国战略的基本保证。失去荆州，就使益州东面屏障不复存在，整个成都平原都处于来自下游东吴政权的攻击之下。且失去荆州后，只有自汉中一条进攻魏国的北伐路线，基本失去了战略上的主动性，更谈不上实现“北伐中原、光复汉室”的雄伟目标了。荆州对于曹魏而言，荆州是防守中原的南大门，又是进攻江东的重要基地。在防守阶段，只要能保有荆州北面一部分，就为许都及洛阳中原一带建有缓冲区，起到屏障及预警作用，从而以保障中原地区南面的军事安全。而在进攻阶段，据有荆州后，就能向南争夺荆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又可以顺流而东下，消灭盘据在江东的孙吴政权。故而曹魏方面面对孙刘联军的漫长战线上，主要确立了三个战略要点：那就是东线的合肥、南线的襄樊及西线的祁山。三者缺一不可，因此，荆州对于曹魏方面而言也是不容有失。所以，在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方在荆州的利益犬牙交错、互相博弈，形成均势。只至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悍然发动襄樊之战后，又出现了打破三方在荆州利益均衡的态势，这为曹魏及孙吴双方所不容忍，于是二方勾结起来，共同绞灭关羽，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从政治角度来说，孙吴、刘蜀为了各自的目的，先后出现过借荆州、讨荆州及“白衣渡江袭荆州”等事件，这都是双方政治、军事利益之使然。而孙权之所以背盟偷袭关羽，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刘备集团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孙权对于处于长江上游的蜀汉政权感到了严重的威胁，遂促使涉险而行之。建安十八年，为了保全孙吴的江东政权，吴主孙权冒着与刘备同归于尽、玉石俱焚的危险，与穷途末路的刘备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曹操于赤壁。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吴、蜀双方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打赢了一场必须赢得的战争。赤壁之战后，刘备趁机取得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荆南四郡。为了安民，刘备于是向吴主孙权“求都督荆州”，借取南郡之江陵作为荆州治所。为了“共拒曹公”，鲁肃劝说孙权“借荆州”，其说曰：

　　“…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吴主孙权听从了鲁肃的建议，将荆州南郡之江陵借于刘备。后来为了进一步巩固吴、蜀同盟，孙权又将其妹嫁给刘备为妻，以“进妹固好”，此时吴、蜀二国的关系进入了充满阴谋的“蜜月期”。建安十九年，刘备纳法正之谋，进据成都而自领益州牧。第二年，吴主孙权就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讨要荆州，刘备却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孙权“忿之”，于是自派官员到长沙、桂阳、零陵上任，均被时镇荆州的关羽悉尽赶回。吴主大怒，“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自领军驻于陆口，又派鲁肃率军一万进驻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先主闻之，情知形势严峻，遂留诸葛亮镇守成都，自引兵五万下公安，同时命令关羽率三万军驻于益阳，准备与孙权决一死战，战争一触即发。恰在此时，曹操引兵据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遂与孙权和谈，双方约定以湘水为界瓜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刘备以“土地换和平”，避免了曹操、孙权的两面夹攻。但战略要地江夏的丢失，使江陵、公安二城撤掉了东面屏障，为以后孙权偷袭荆州大开方便之门。而更为严重的是吴、蜀两国自此失和，进入了敏感的“绝裂期”。

　　再者，江东“鹰派”势力的重新抬头以及关羽在处理吴、蜀关系方面的强硬态度，都促使孙权下定决心，不惜背弃吴、蜀同盟而偷袭关羽，以夺荆州。关于刘备占据荆州后对江东政权的危胁，孙吴政权中许多将领早就看出了，并多次进谏于孙权。如时任南郡太守周瑜就说：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

后又在临终前上书孙权曰：

　　“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原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

并再三劝诫说：

　　“…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

　　当时吴主孙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所以没有听从周瑜的进谏。转而听从力主“联刘抗曹派” 鲁肃的建议，将荆州南郡之江陵借给刘备为荆州治所，以图“共拒曹公”。周瑜死后，推荐“联刘派”的主将鲁肃代已为南郡太守、镇守荆州。鲁肃上任后，力主联合刘备以抵抗曹操，并在处理与关羽接界“数生狐疑，疆埸纷错”等事件上，鲁肃从联刘抗曹的大局出发，“常以欢好抚之。”，遂使吴、蜀联盟，在其生前得以维系。鲁肃死后上台的“鹰派”重要将领吕蒙，上任之初，便密表于孙权曰：

　　“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

就明确提出要由东吴来控制荆州，以抵抗曹操。这是主要因为孙吴方面，经过与魏国的连年作战，认为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达到保守江东的目的。而对于危及江东政权安危的战略要地——荆州，与其由对东吴不友好地关羽来据有，但不如控制在自已手中比较安全。于是吕蒙建议孙权曰：“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孙权听从吕蒙的进谏，命其至陆口代鲁肃镇守东部荆州，而吕蒙“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暗地里则磨刀霍霍，无时不刻窥视关羽、以图荆州。而作为“鹰派”的另一位重要将领陆逊，在去建业探望装病的吕蒙时，就私下劝诫说：

　　“羽矜其骁气，陵轹於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於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

　　吕蒙表面应承，却私下向孙权推荐陆逊，赞颂其曰：

　　“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

　　孙权听从吕蒙的建议，以身体健康为由，露檄将吕蒙从荆州前线召回建业养病，同时拜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代替吕蒙镇守荆州。陆逊到任后，为了麻痹松懈关羽，以骄其心，又作书与关羽，书中极其卑谦。但暗中却已设计欲除掉关羽，全据荆州。而在这种态势下，关羽处理吴、蜀关系时的强硬立场又无疑于火上浇油，使事情朝不可挽回的方向发展。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曰：“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众所周知，这一类婚姻大多为政治上的需要，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双方同盟，曹操和孙权就这样做过，如孙权就有将其弟孙翊之女嫁给曹操儿子为妻的记载。但关羽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过于粗暴，且态度又极其恶劣、无礼。据有些史书记载，关羽甚至还说过“虎女焉嫁犬子”的话，就太过于任性、骄横了。又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典略》云：

　　“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铬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

关羽辱骂孙权为“狺子”(意即禽兽)，还露骨地表示攻克樊城之后, 便要移师东向灭吴,可谓狂妄之极，遂使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关羽在“水淹七军”后，因为俘虏的魏军太多，再加上驻扎在后方的江陵南郡太守麋芳，将军（傅）士仁办事不力，造成军粮供给不及时，关羽于无奈之下，擅取湘关之米以充军粮。吴主孙权闻之大怒，遂以此为借口而大举兴兵，偷袭荆州。

　　（四） 蜀汉政权为何坐视关羽灭亡而不救

　　襄樊之战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二十五年春正月结束，战役持续时间长达六个月之久。然而在如此长时间里，始终没有见到有蜀汉方面派兵援助关羽的记载，直至坐视其灭亡，倒底因为什么原因呢？后人迷惑不解，于是就有学者以此认定：蜀汉荆襄之失，乃先主刘备、丞相诸葛亮欲假借吴魏之手，以除掉关羽。如国学大师章太炎、著名史学家王夫之及近代历史学教授朱子彦等均执此说，然历史真是如此吗？我们认为，蜀汉方面坐视关羽灭亡而不救，是情非得已、事出有因。

　　首先，蜀汉方面相信关羽的实力，对于其镇守荆州、北伐襄樊予以充分的信任与期待。在三国时期，名将辈出，关羽无疑属于其中佼佼者，他不但武艺超群，而且也颇有智谋，生平攻城略地，很少失败。他的勇武忠义在当时就受到不少人的称道。曹操就特别看重关羽，“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 后来关羽弃他投刘备而去，竟称他“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诸葛亮称他“绝伦逸群”；程昱称他“万人之敌”；刘晔称他“勇冠三军”；周瑜称他“熊虎之将”；陆逊称他“当世雄杰”。陈寿则称他“万人之敌，为世虎臣”。正是基于关羽的勇武忠义，为先主刘备所特别看重，不惜将独自镇守一方的大任交给他。这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遣前部司马费诗前往荆襄前线，拜关羽为蜀汉前将军、假节铖，授权其董督荆州事务就可以窥见一斑。因为“假节铖”是君主赐于臣子的最高礼遇之一，具有代行君主旨意，独断专行的特权，这在整个蜀汉政权中，是没有特例的。而在《三国志》及其它有关史书中，只要蜀军分兵，刘备总是让关羽独自率军作战，这也说明先主刘备对其是充分信任，对其独立作战能力也是十分认可的。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派法正迎请刘备帮他去攻打汉中张鲁。刘备留下诸葛亮与关羽镇荆州。三年后（公元214年），刘备从葭萌关回来攻打刘璋，诸葛亮离开荆州“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　如果从建安十六年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死，关羽镇守荆州达九年之久，独自镇守也有六年，荆州的形势总的来讲是好的。所以刘备对关羽镇守荆州总得来说是还是比较满意的。

　　其次，蜀汉方面对关羽北伐襄樊初期的连战告捷，为在短期内取得的巨大胜利所陶醉，根本无暇考虑其后勤保障及派兵增援等问题。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八月，关羽利用汉水暴溢、水深数尺之际，“水淹七军”，向驻扎在樊城北面的于禁援军发起猛烈的攻击，结果斩庞德、擒于禁、困曹仁，连梁、郏、陆浑一带的群盗也都遥受关羽印号，为之南北呼应。当时关羽的声望达到极点，可谓为威震华夏，就连魏王曹操闻之都欲徙许都以避其锐。关羽的节节胜利，不仅为刘备称汉中王送上了一份的厚礼，也使蜀汉政权中对襄樊战事乐观估计者占了主流，正如卢弼《三国志集解》引黄恩彤所言，是“但喜其胜，不虞其败”。再加上当时正值刘备刚称汉中王，大封功臣、建章立制之际，对于东吴盟友虎视于前、阴谋偷袭于后的举动缺乏足够的察觉及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再就是蜀汉方面对于关羽败亡速度之快明显准备不足。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就曰：“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对于关羽襄樊之败，《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用了“俄而”一词，此二字颇值得玩味，也能从侧面证明关羽败亡速度之快，为当时陶醉在巨大胜利之中的蜀汉政权所无法预料到的。

　　最后，当蜀汉方面得知关羽失荆州、走麦城的消息时，关羽已经被孙权擒杀于临沮章乡。而此时通往荆州的要道均已被吴、魏二方重兵堵死，无法予以援救。如《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

　　“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绝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

此可证明当时东吴孙权已派偏将军、右都督陆逊统兵一取下宜都，攻秭归、枝江、夷道，屯驻夷陵，并以重兵扼守峡口以防蜀军顺江东下增援关羽。同时又攻房陵及南乡，截断了关羽企图沿长江回归蜀汉的道路。再加上曹魏也早已布署重兵把守由汉水通往汉中的归路，此时的关羽可以说是插翅难逃，蜀汉军队也无法打通通往荆州的要道，最终只能坐视关羽的灭亡而无法施以援助。

　　总之，蜀汉方面没有及时出兵援助关羽，其主要原因正如易中天在《品三国》中所说：“对于关羽镇守荆州及北伐襄樊的能力过于相信；对于关羽败亡速度之快无法预料；对于吴、魏二国联手取荆州袭无法相信”。

四、关羽丢失荆州之谜

　　关羽大意失荆州，历来被人传颂、叹惜至今。但纵观史籍，我们认为：荆州战略要地的丢失，其责任不仅仅是因为关羽大意所致，而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下面将着重对这个问题予以深入地探讨。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考虑，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关羽率领荆州大部兵团进攻襄樊之际。此时的吴、蜀同盟已频于破裂的边沿，其起因是孙权派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前往成都讨取荆州，刘备却以“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之辞相推诿，从而发展到吴、蜀两国军队对峙于益阳，大战一触即发。只是因为曹操方引兵进据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才与孙权坐下来和谈，双方约定以湘水为界瓜分荆州。其实在此之前，孙权就因刘备“背信弃义”自取益州而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前往荆州去接妹妹，孙夫人甚至准备把刘备的独子—刘禅带走，大有将其儿子作人质来换取荆州之嫌，只是因为荆州方面早有准备，如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就说：

　　“为惧孙夫人生变肘腋之下，诸葛亮不动声色注意于后，赵云出入防范于前，他们随时都是提心吊胆的”。

一得知消息后，诸葛亮急令赵云和张飞“勒兵截江”，才从东吴手中将刘禅夺回。其事虽见于野史《云别传》，但为《资治通鉴》所采信，应是史实。还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江东“鹰派”势力的重新抬头，这也是吴、蜀关系走向破裂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整个江东军界中，不论是从周瑜、吕蒙到陆逊等这些“鹰派”将领，他们一向都是主张“吞刘自大”，也就是由东吴军队来控制长江中下游，把沿江战略重心西移至西陵峡段的秭归、枝江、夷道一带，从而缓冲来自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虽然在这其间也有过鲁肃等力主联刘抗曹派的出现，但总而言之，江东“鹰派”势力在军界中仍是占主导地位的，特别是吕蒙及陆逊等“鹰派”将领相续执掌东吴帅印后，夺取荆州已成为他们重要的、既定的军事战略目标之一，此时东吴方面等待只是一个最佳、最适当时机而已。而就在东吴时时觊觎荆州之际，蜀汉方面的先主刘备及军师诸葛亮等，包括荆州主将关羽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授意或默许关羽率领荆州主力兵团北上，发动襄樊之战，此为关羽失荆州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从军事层面来看，关羽率领荆州主力兵团北上而发动襄樊之战是严重失误的。下面就从军事战略、战术及兵力的对比及配备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从军事战略上看，关羽孤军北伐是严重失误的。因为按诸葛亮为蜀汉策划的建国方略—《隆中对》所拟定的北伐方略是：刘备集团在跨有荆、益之后，待时机成熟，荆州军北攻宛、洛，逐鹿中原，益州主力由刘备率领出秦川、取关中，东西呼应，以强大的钳形攻势夹击曹魏。但关羽北伐时，益州主力军竟按兵不动，这就严重违背了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使关羽率领的荆州主力军团北上成为一支孤军。在以孤军深入敌境后，不仅得不到蜀汉方面的援助，甚至连近在汉水上游西城、上庸、房陵三郡的刘封、孟达等蜀军也拒不发兵助援。而当时曹魏为了力保樊城不失，先后调集数援军南下救援曹仁于樊城，可谓是举全国之军以争襄、樊二城，显然此时的关羽，既使东吴不从背后偷袭荆州，失败的命运也仍是不可避免的，如著名史学家王夫之就认为：

　　“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也，然使无吕蒙之中扰，羽即前而与操相当，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

而曹操之所以不使魏军乘胜南击关羽者，欲“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弊”而已。故胡三省先生评曰：

　　“晃营破羽围如此而不能制，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

　　两人所见略同，可谓一语中的，都道出了关羽孤军北伐必遭失败的军事战略层面上的失误。其二，从战术角度而言，关羽的指挥严重不当，从而使蜀军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至地失人亡。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关羽利用汉水暴溢、水深数尺之际，“水淹七军”，向驻扎在樊城北面的于禁援军发起猛烈的攻击，结果斩庞德、擒于禁、困曹仁，首战告捷，使蜀军处于极其有利的主动地位。但在这种情况下，关羽放弃了集中优势兵力攻下樊城，而是分兵南下，渡过汉水，“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并又派遣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县，使兵仅三万之余的蜀军更加分散，结果是樊城久攻不克，襄阳也打不下来，关羽军在这两座坚城之下耗费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士卒疲惫，士气低落。而曹操利用这宝贵的两三个月，先后从汉中及东线调回大量援军，增援樊城，东吴孙权也是利用这段时间，从容完成联合曹魏，集结军队、运送粮草，做好了进占江陵、公安的准备工作。而当蜀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巨大危险之时，关羽不是弃樊城回防荆州，而是“自恃二城守固”，居然置之不理，继续强攻襄、樊二城，直致后方基地很快丢失。其实，在关羽围攻樊城之时，孙、曹勾结的消息已经是路人皆知，如果此时关羽迅速回师，力保江陵、公安二城，不仅荆州可保，蜀军亦可全。可惜此时关羽“犹豫不能去”，致使蜀军不仅受挫于徐晃，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最佳时机。当得知荆州城已经失陷的消息后，关羽不顾一切，企图夺回南郡。江陵、公安二城非吴军力战所得，故其士气正旺，且据城为守，关羽以人心惶惶、疲惫之师进击吴军，焉有不败之理。由此可见，在整个襄樊战役中，关羽的指挥艺术稍显雏嫩，不具备一个优秀军事指挥家所具有的明智、果敢及勇略的素质，故屡屡错失兵机，最终为敌所擒获。其三，从魏、蜀、吴三方兵力的对比及将帅配备方面来看，关羽兵败襄樊、丢失荆州是势成必然。在冷兵器时代，决定战争胜负关键仍是交战双方投入兵力的多寡。就襄樊战役而言，魏、蜀、吴为了争夺荆州，先后在这块战略要地投入将近十几万军队相互厮杀。在蜀汉方面，关羽率领的荆州大部兵团–大约三万余人北上，其中约有水军五千左右，这数字的估计是以建安二十年关羽受刘备之命率军南争益阳时的兵力为参考的。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其间经过四年的发展，荆州军也应有所壮大，估计约在四、五万左右，除了留一至二万驻守战略地江陵、公安二城之外，故而关羽能投入襄樊战役的实际兵力大概为三万人左右。而在曹魏方面，参加襄樊战役的曹军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曹仁、吕常的襄樊守军，两城各有数千人，合计大约万人；第二部分是于禁的援军，大概是四万人；第三部分为徐晃的援军，兵力没有记载，但可以估计这一部分的兵力。徐晃的直属部队估计有五千人，另外，后面派来的两名将军徐商和吕建名气都不很大，因此带的兵不会很多，该有徐晃的一半，大约每人2500，所以加起来兵力在一万人左右，故而徐晃没敢立马前去营救被围的两城。如据《三国志?魏书?徐晃传》载：

　　“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 

　　随后又赶到的殷署、朱盖的12营部队人马。大概有三万人，因为若不是总兵力和关羽差不多了，徐晃也不敢和不能前去攻击士气高涨的关羽军。 因此，加上后来曹操亲率的三万大军，全部参加襄樊战役的曹军总兵力在八万人左右，比关羽的三万多二倍多，从而使曹魏方面在襄樊战役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在孙吴方面，投入襄樊战役的总兵力大致在四万人左右。因为孙权派来偷袭的部队包括三部分：陆逊军为一万人，吕蒙军二万人（偷袭的主力部队），而孙权随后还带来一部分部队，数量不清楚，估计有一万左右，因此东吴出兵合计四万左右，与关羽的荆州军团大致相等。襄樊之战的初期，关羽以三万军力围困曹仁五千兵于樊城，实力处于绝对优势，故而曹仁被迫向曹操求援。曹操即命于禁董督七军约四万余人南下樊城增援，此时双方在樊城之北的军力基本相当，但曹军稍微占优势，于是庞德率先进攻关羽所部，并射中过关羽的额头。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关羽利用汉水暴溢、水深数尺之际，“水淹七军”，向驻扎在樊城北面的于禁援军发起猛烈的攻击，结果斩庞德、擒于禁，将于禁率领的七军三万余人俘获（其中魏军伤亡近万余人），并送至江陵、公安等地安置。关羽又亲率二万余人围困樊城，并遣别将率一万蜀军渡过汉水，与沔水之上的荆州水军一起合围襄阳城。当魏将徐晃率军前来樊城求援曹仁时，这支在汉中前线调过来的精锐之师因连年与刘备交战，已伤亡过半，不得已补充半数新兵。如《三国志?魏书?徐晃传》就载：“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 估计整个兵力只有五千人左右，所以不敢与关羽交锋，只有驻扎在阳陵陂等待后续援军。随后赶到的殷署、朱盖的12营部队人马多达三万余人，等到魏军总兵力高达四万余人，具有绝对优势后，才发动起对关羽的攻势，结果徐晃率军连破围营数重，蜀军大败，其投沔水而死者数以千计，遂大破关羽于樊城以北。后来吴军吕蒙率二万余人偷袭荆州江陵、公安二城，也是在具有绝对兵力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半游说半胁迫手段迫使南郡太守麋芳，将军（傅）士仁投降的。因此，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兵团虽有三万余之众，但在整个襄樊战役中，总是在战役局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败于处优势地位的对手，唯一的一次是“水淹七军”擒于禁，那是老天爷帮了大忙，所以关羽兵败襄樊、丢失荆州与其兵力不足等客观原因有关。再从魏、蜀、吴三方将帅配置来看，战役一开始，魏军统帅曹操、吴军统帅孙权都亲率大军处于战略要点摩陂或陆口，居中调停、运筹帷幕，指挥全军对关羽的攻势。反观蜀汉方面，先主刘备至始至终没有发一兵一卒助援关羽，甚至连近在汉水上游西城、上庸、房陵三郡的刘封、孟达等蜀军也拒不发兵求援。曹魏方面还连连派庞德、于禁及徐晃等魏中名将，孙吴方面也派出吕蒙、陆逊等青年才俊出战，而蜀汉仅有名将关羽，既要防守荆州要地，又要全力抵挡来自吴、魏方面的联手攻击，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故襄樊之败、荆州之失势成必然。

　　再者，从参加襄樊之战的各方主将的性格来看，关羽之失荆州显然跟他骄横自大、任意率真的性格缺陷有莫大的关系。众所周如：为将之道，切忌骄纵、自大。如《诸葛亮?将苑》就曰：

　　“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将不可吝，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无功则国虚，国虚则寇实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但关羽骄傲自大在三国时期是出了名的。如陆逊就说：“羽矜其骁气，陵轹於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吕蒙也曾评关羽曰：“颇自负，好陵人”。又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刘备进攻成都，马超从汉中前来投奔，关羽就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道关羽耻为人下，就回道说：“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看了，大悦，把诸葛亮写给他的来信遍视来访的客人，其得意自大之情溢于言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同时拟拜黄忠为后将军。派司马费诗前去宣诏，关羽一听就跳了起来，怒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不肯接受。后经费诗做尽思想工作，才勉强就拜，可见关羽的狂妄自大、刚愎自用在刘备集团也是闻了名的。正如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说得好：

　　“刘备集团从来都是惯着关羽的，关羽变成了一个‘惯坏了的孩子’。‘惯坏了的孩子’有两个特点，一是任性，二是天真。因为惯坏了，所以任性；因为是孩子，所以天真。”

　　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在整个襄樊战役中，这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首先表现在任性上，适当的任性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不分敌我，把所有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话，这就不仅伤已，更会伤人。如关羽久攻樊城不下之际，孙权曾遣使于关羽军前，欲出兵助之，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关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便不顾吴、蜀同盟之谊，勃然大骂：“铬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辱骂孙权为“狺子”(意即禽兽),还露骨地表示攻克樊城之后, 便要移师东向灭吴,就有些狂妄之极了。但孙权还是忍之再三，并亲自作书道歉，但心里却不知如何厌恨关羽，只是在等待时机准备出手而已。同时，关羽的任性不仅表现在对待敌人方面，也表现在处理内部关系上。据史书载：关羽这个人“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与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恰恰相反。可能就是在镇守荆州期间，曾多次辱骂过作为士大夫代表的南郡太守麋芳，将军（傅）士仁等，后又加上他们因前线军资供给不及时，关羽扬言回军后必将严惩，故一经虞翻游说后便马上投降了吴主孙权，使吕蒙很顺利就占据荆州要地江陵、公安二城，这也成为关羽丢失荆州重要原因之一。易中天《品三国》中就说：“你在前方打仗，人家在后方看家护院，都不容易，你就不能对人家态度好点吗？”，这话于情于理都对。其次，关羽除了任性恣意以外，还处处表现出“惯坏了的孩子”的天真、率直一面。如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就曰：

　　“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

　　关羽与徐晃在曹营共过事，也是好朋友。但战场相见，就不能以私废公，正如徐晃说得好“此国之事耳”，但关羽还是很吃惊，不解问道：“大兄，是何言邪！”，真可谓天真得可爱，须不知“战场之上无父子”，更何况还不是所谓的“真兄弟”呢？就算与朋友别后重逢，大可选一个清幽僻静之处，喝酒聊天。在战场上，众目睽睽之下，能述朋友之情吗？再有东吴吕蒙和陆逊为了合伙忽悠关羽，就由孙权出面以养病为由将吕蒙从南郡调回，然后用“末有远名”的陆逊代其镇守陆口，陆逊一上任，便写信接着忽悠关羽。在信中，既是拍马屁，又是奉承。“羽览逊书，有谦下自讬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于是感觉很是满意，天真地将留守在江陵、公安二地的荆州部分主力调往襄樊前线，造成后方空虚，被东吴偷袭得手。更可笑的是关羽在得知东吴吕蒙偷袭荆州得手后，在撤军回南郡的途中，还“数使人与蒙相闻”，结果又被吕蒙乘机巧施“攻心”之术，在短时间内瓦解关羽之军心。迫使关羽失荆州、走麦城，最终被孙权擒杀于临沮之章乡。至此，可以说荆州之失与关羽骄纵自大、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有很大的关系。

五、后 语　

　　在1788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回首这场影响三国历史进程的战役时，不觉感触良多。正如明代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开篇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所有英雄的丰功伟业、千秋功过，只不过是后人眼中的“过眼烟云”。而古今发生的多少前尘往事，都在浊酒笑谈之中任人品评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