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论稿》十六、漕运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宋史论稿》十六、漕运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

《宋史论稿》十六、漕运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

漕运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现象,即封建王朝通过水运,向其统治中心京师大规模征送税粮等物资的一种制度。这一现象始于秦代,亡于清末,前后存在了二千年之久,其间统一集权王朝时期,漕运无不兴旺发达,而分裂割据之时,漕运则一蹶不振,可谓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相始终。诚如晚清政治家所言:“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但是,漕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关系如何,其作用和影响又何在?目前史学界尚未做出完整的回答。因此,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漕运产生及其兴衰的根源

众所周知,史称三代的夏、商和西周时期,虽然号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天子及中央实际上仅控制有数百里的王畿之地,其余广大地区则处于“分土而治”的状态之下,或为臣服之邦,或为受封之国。这些邦国与中央的关系是相当松弛的,在经济上,主要保持着“进贡”的义务,这种进贡,有时也只是象征性的。因此,三代虽称统一,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统治。及至春秋、战国之时,列国称雄,天子沦丧,原来形式上的统一、“进贡”也随之消亡。总之,在先秦时期,由于没有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所以,便不存在中央对各地经济的严密控制,也不可能出现中央对各地财赋的经常性、大规模的征运现象,因此,漕运也未能产生。至于春秋时秦国的“泛舟之役”,只能算是偶然现象,并非稳定、制度化的漕运。

秦统一封建王朝建立后,才首次在政治上对全国实行了中央集权统治,完成了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构想。为了满足空前庞大的秦中央政权的日常需要,支持其“内兴功作,外攘夷狄”的事业,就有必要吸收和利用各地的收入,所谓“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同时,正像废除分封、销毁六国长城及兵器,以打击各地的政治、军事基础一样,也必须在经济上剥夺地方的收入,以削弱其对抗中央的物质基础。因此,秦王朝对各地、特别是山东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财赋征调。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漕运才应运而生。换言之,秦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是漕运产生的主要原因。而漕运所以采用水运的形式,则是由当时的交通状况决定的。在古代陆路运输手段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大规模、长距离的运输,可行性最大的只有水运,其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如后人所说:“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肩牛骡驴,定应无完皮”,从而决定了漕运的水运特定形式。先秦运河的初步开挖和水运的抬头,为秦代漕运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秦代漕运的直接记载虽然很少,但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其发展梗概已大体可知(见史念海《河山集》)。秦统治者通过关中渭水、黄河以及与黄河下游相通的济水、鸿沟等河道,将远至黄河之滨的山东各地粮物源源不断地漕运至咸阳,位于黄、济相交之处的敖仓,是当时漕运的重要集散地,直到楚汉相争时,仍“藏粟甚多”。敖仓以西的陈留,据记载也有数千万石的积粟,很可能是漕粮西运的又一集散地。这都反映了秦代的漕运已有了较大的规模。

通过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借助于水运这种便利条件的漕运,是秦中央集权政治出现的产物。此后,中央集权这一统治方式,便与漕运长期并存。秦代以降,中国封建政治的发展、变迁,可以概括地集中为以下三点:其一,统一是发展的主流,集权统治又是统一王朝政治的灵魂。在历代统一王朝的嬗变中,集权政治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又可大体分为两汉、隋唐和宋元明清三个阶段,特别是第三阶段,中央集权政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二,就各统一王朝本身而言,往往又包含着由初建时的幼稚和弱小到发展强大,而后又转为衰亡这样三个不同的时期,其集权的程度表现为弱、强、弱的过程。其三,在统一的主流之外,又先后出现了、魏晋、和宋金对峙几大分裂时期,此时,集权政治或名存实亡,或销声匿迹,可说是集权统治的断裂阶段。封建集权政治的上述变迁及表现,就决定了漕运发展的曲折多样性。以下就统一和分裂时期,集权政治兴、衰给漕运造成的不同影响,分别予以论述。(由于篇幅所限,故某些时期从略)

先谈统一时期。统一的两汉时期,是封建集权政治巩固和发展的阶段。虽说是“汉承秦制”,但西汉建国伊始,却恢复了分封之制,全国五十四郡中有三十九郡为封国所有,汉中央直接掌握的仅有十五郡。这些封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着极大的独立性,所谓“国所出有,皆入于王”,即指这种情况。因此,汉初对关东的漕运就极为有限,每年仅数十万石粟。到文景以后,中央开始削藩,特别是登基后,全面推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方针,中央对全国的控制空前加强。封国或废、或沦为郡属机构,而王侯“惟得衣食税租”,至此,汉王朝直接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为日益膨胀的集权统治的各项需要,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汉中央乃大力发展漕运,“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漕运量迅速提高到年四百万石的空前水平,最高时达六百万石,以至于出现了太仓之粟陈腐不可食的现象。为了使巴蜀之物也能漕运关中,汉武帝还下令沟通秦岭间的褒斜水道,但未能如愿。此后一直到宣帝五凤年间,由于在关中、河东大量籴买粮食,漕运量才有所减少。到西汉末及反新起义时,中央集权统治宣告瓦解,漕运乃绝于史籍,说明漕运之事也随之陷入绝境。

东汉漕运号称是“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苍海,西纲流沙”,但具体的记载却不多。史念海先生曾依据《东观汉记》指出,在东汉前期,彭城、广陵及九江等郡,每年向洛阳漕运九十万斛谷(见《河山集》)。当时发达的农业区在黄河流域,北方地区的漕运量超过以上地区,是毫无问题的,但因无明确的数额,故略而不述。不过可以肯定地是,东汉漕运的规模和地位低于西汉,这一事实与东汉地方势力强大、中央集权弱于西汉有关。

隋唐时期,是封建集权统治进一步强化的阶段。隋王朝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重新恢复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于是,沉寂已久的漕运又得以恢复和发展。隋初,在漕运沿线的蒲、陕、洛等十三州置仓募丁,向长安转漕关东各地粮食。隋统治巩固后,便大肆兴修运河,形成了以长安为终点的全国运河网。其中的南北大运河,第一次沟通了京师与经济上日渐崛起的南方的水上联系,使漕运的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大,这就为漕运的大规模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隋代虽没有留下漕运量的明确记录,但其积谷之多,却名闻于史,连都。近年在原运河沿线发掘的隋仓,规模极为巨大,并存留了大量的炭化谷物。这从侧面证实了隋氏漕运之盛。由于隋祚短促,东南漕运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却给后代漕运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有唐一代漕运记载相当丰富,《两唐书?食货志》首创漕运专节,为我们了解当时漕运的盛衰情况提供了方便。唐初,中央集权统治刚刚建立,其实力有限,因此,“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武后当政后,集权统治逐渐增强,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内外兴作”日益增多,唐政府对漕运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漕运量亦随之提高。到开元、天宝前期,唐王朝的集权统治进入了极盛之时,各项开支大为增加“国用渐广”,加之长安人口逾百万,因此出现了君臣大讲漕事的局面。裴耀卿理漕时,三年向京师漕运700万石粮,天宝中,运量达到年400万石的水平,其中东南漕运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此时,正是唐集权统治日当中天之时,漕运也进入了鼎盛之日。

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中央的一统天下遂趋于涣散、瓦解。北方的大部分收入落入藩镇之手,“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唐政府仅余东南八道之赋,而且动辄被截,漕运量乃降至百万石左右,大历以后,更降为年40万石的水平。到唐晚期,漕运时遭叛将抄掠,运量就更少得可怜。到僖宗光启时,淮南强藩高骈阻断运河,“自是贡赋遂绝。”可见,随着唐集权统治的瓦解、垮台,漕运也告消亡。

宋元明清时期,是封建集权统治登峰造极及走向衰亡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央集权政治日益强大和巩固,因此,与以前相比,漕运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有了相当的稳定性。但是到清末以后,由于封建王朝统治走向穷途末路,漕运也最终在历史上消失。

北宋建立后,吸取了唐、五代以来“内轻外重”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于是形成了“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的政治局面。其中在财政上,实行了“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的铁律,充分发挥漕运的作用,对全国的财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征调。

北宋在前代的基础上,对运河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和改造,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放射型水运网,为漕运的迅猛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宋初,江南尚未臣服,因此,每年仅能漕运北方百余万石粮食。到宋太宗统一全国之后,漕运的范围便扩及各地。特别是通过汴河,将东南地区的大批粮物,源源不断地运达京师,其中仅漕粮一项,即达每年400万石,宋真宗时,又在汴河漕运量基础上,确定了每年600万石的定额。此后,东南漕粮基本稳定在这一水平上,最高时曾达800万石。如果加上北方地区的130多万石,北宋漕粮竟长期保持在730万石,最高时曾达900多万石。漕运在北宋的这一稳定、高水平的发展,其根源即在于北宋集权统治的严密和巩固。到统治后期,朝政极端腐败,漕运失去正常秩序,使漕运量大幅度减少,不久,北宋灭亡,漕运也随之中断。

元代虽为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但却继承了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各项“汉制”,于是漕运仍盛行于世。由于元代定都于华北,拉长了与南方的距离,而华北的地势又明显高于南方,运河进入山东后问题丛生,加上当时南方尚未平定,因此,元初内河漕运极为艰难,向大都漕运的三客优理论全新版粮物相当有限。征服南宋后,元中央为了尽快地获取江南财赋,乃转而发展海运,放弃了代价过大的内河漕运。

从至元二十年首试海运成功后,海运就承担了向京师供应粮食、物资的主要任务。最初,每年仅能海运几十万石,不久即达到百万石以上,在更多的时间内接近200万石,最高年运量为335万石。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中央对南方的控制迅速瓦解,海运也随之动荡不定,不久便告结束。元代海运取代了河运,在中国漕运史上留下独特的一页。

明初政治与西汉初年相近,即在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同时,又实行了同姓分封制。因此,洪武一朝,虽有罕见酷烈的专制皇权,但中央集权政治却尚未完全贯彻。北边藩王既有数万、乃至十万以上的王府之师,承担拱卫皇室的职责,又可节制沿边驻军,负责抗蒙军务,因此权势极大,之后终于酿成了建文时的“靖难之役”。因此,明初北方收入多不入京师,明中央则就近吸收东南财赋,以满足自身需要。在上述背景下,漕运的发展就受到较大的限制,有关的记载也多语焉不详。

明成祖登基后,厉行削藩,大力推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使明王朝的集权统治达到了更高的水准;同时,又继承了定都北方以控全国的传统,迁都北京,于是,漕运的地位迅即提高。明政府一面继续利用海运,一面对荒废的运河大加治理和改造,缩短了南北漕运的路线,为漕运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永乐时,供应北京的漕运从每年200万石,递增至400万石,此后漕运量便大体稳定在年400万石的水平上,最高时超过了500万石。中期,明统治出现了腐朽、混乱的局面,加上淮河屡次泛滥,影响了运河的航行,漕运量较前有所下降。到明末农民起义席卷华北时,明中央号令难出国门,漕运才最终停止。

“清承明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在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因此,清政府像明代一样,对漕运也给以高度重视,在征服江南不久,就确立了向北京每年漕运粮食400万石的制度。此后,这一数额一直维持在十九世纪中叶,最高时为420多万石。即使在“三藩之乱”波及南方大部分省份时,清中央仍控制着江浙地区和运河,漕运量也没有下降。

到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涌入,清中央集权帝国日趋衰落,1851年爆发的农民起义,更加速了其瓦解的速度。太平天国起义后,迅速席卷了东南大部分地区,控制了清王朝最重要的财赋之源,并拦腰切断了北上的漕运线,在经济上卡住了清政府的脖子,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在漕运中断的形势下,清中央被迫将南方漕粮的大部分改为银钱征收,用做镇压起义的军饷。其余部分,则委托商船从海道北运,如1853-1855年,分别北运漕粮146万、82万和129万石,数额都远远低于以前。太平天国失败后,漕粮折征款项仍为湘、淮军阀及地方所有,并不上交朝廷,清中央对日益强大的地方势力已无可奈何,只得默认现实,因而,漕运只能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

1872年,洋务派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逐渐将剩余漕运的业务揽走。至此,与以往相比,漕运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一,漕运规模大为缩小,这是以来统一王朝所未有的现象;其二,原来纯粹由政府组织和经营的方式,转为政府出资、商人承运的新形式,与一般商运已无太大差别了。这表明了传统的漕运已走向末路。1901年,由于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清政府无力承担漕运费用,下令将漕粮改为现钱征收。但仍留下了十余万石的宫廷用米,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最终结束。至此为止,中国的集权封建王朝统治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其并存已久的漕运,终于也寿终正寝了。

注:表中一般和最高年额出处,均见前述各代引文资料,其中、北宋和元代的一般年额,是取的其大概平均数。折合今数,则是根据吴承洛先生的研究成果换算的。(参见《中国度量衡史》第72页)

在秦代以后的几大分裂时期里,由于出现了几分天下、互相对峙的局面,因此,大一统的集权体制暂时退出了政治舞台。于是,统一的漕运也随之消失。一般说来,此时割据政权的统治多不如统一王朝严密、巩固,地方势力往往称强,如孙吴的江东大姓、东晋南北朝的镇将和刺史、以及五代时的藩镇等等,或仗势横行于地方,或恃兵肆虐于中央,东晋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此形势下,割据政权对地方财赋的控制就比较弱;同时,频繁的割据战争也消耗了地方的大量收入,因此,能够供应京都的物资便大为减少,漕运乃趋于萎缩,甚或消亡。二十四史中有关这些时期的记载,罕有涉及漕运的资料,有关的水运记录,多是临时性的军需供应,如在灭袁氏残余时,开白沟等渠,以水运供给军队粮草;伐吴时,修渠400余里,以泛舟运粟;北魏太和时,刁雍建议用水运取代陆运,以解决边军给养困难的问题;周世宗征淮南,才恢复了汴河的航运,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当中央集权统治消失,对峙割据局面形成后,漕运的发展就受到极大的限制,陷入了萎缩、停滞的困境。事实上,此时漕运的有关情况,也无从证实。这就从反面说明了漕运与集权统治的关系,可谓是“荣损相俱”的。总之,漕运不仅因集权统治而产生,而且其兴衰也由集权统治的变化所决定。

二 漕运对中国封建集权统治的意义和影响

漕运长期存在,活跃于中国的封建时代,势必在同期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并对封建统治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概括地说,漕运的意义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和统一局面的存在、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前述可知,秦代及其以后各统一王朝,无不通过大力发展漕运直接掌握各地收入,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地方的物质基础,扼制了分裂势力的发展,所谓“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同时,封建政府拥有了充足的物资,保持和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对全国进行严密而牢固的统治,足以对付各种内乱外患,从而确保了封建集权统治和统一局面的长期存在。正是从此出发,康有为才得出了漕运为“中国大政”的结论。事实上,在中央王朝转衰之时,统治者也常常是借助漕运,才勉强支撑着对全国的统治局面,唐代中期以后的形势就是典型的一例,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安史乱后,唐王朝仍能存在,是与漕运东南财赋的支持分不开的。

其次,对封建集权统治的政治组织,特别是中唐以后的体制,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集权统治不同于其他政治,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听命于皇权的庞大国家机器,如秦汉时期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官僚队伍和军队。而豢养如此众多的人员,除了提供足够数量的土地以外,还需日常巨大的各项实物开支,漕运对此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国有土地逐渐衰落,封建政府无力继续向官僚提供禄田(如从前的爵邑、占田、公田及永业田等);也无法再给士兵分配土地,府兵制遂瓦解,募兵制出现。于是,官俸和兵饷向单纯实物、货币形式转化,而这一转化又使得官僚和军队对皇权的依附性,进一步加强了。上述变化基本上为宋代以后各朝所继承。如此以来,漕运的地位便更为重要了,“所谓官多徒役众,此二者,国粟所以费之由也”,特别是云集于京畿的常备军,更是全赖漕运给养,北宋财臣张方平即惊呼:“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故国家于漕事最急最重。”显而易见,漕运对中唐以后封建政治体制的意义,较前更为重大了,难怪明季有“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之叹!

第三,对确保集权统一王朝定都北方的传统格局,有着重大的支持作用。由于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主要边患,是来自北方的游牧势力,所以先秦以来,中原统治者不断修筑长城,屯驻重兵,以防御敌方的南攻,其中又以集权统一王朝最为突出,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重心长居北方的基本形势。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原集权王朝不得不将政治中心也设置于北方,以便就近控制边防局势,达到稳定全国的目的,这就形成了定都北方以制天下的传统政治格局。而这一军事形势和政治格局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漕运支持的。

秦代已有“飞刍挽粟”以供边军的记载,此后,内地政权除在沿边屯田外,都利用漕运向边军供应粮饷,隋唐以后的北方运河和海运,即视军需为重要的服务对象。而设于北方的政治中心,更是建立在漕运供给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唐宋经济重心南移之后,都城对南方财赋的依赖尤胜于以往,漕运的作用几如血管、命脉一样。可见,漕运对维持集权王朝国都的稳定和北部国防线的巩固,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另一条流动的“长城”。正如明人所言:“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天下矣。”而漕运状况的不佳、恶化,对封建集权统治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轻者足以干扰其统治秩序,重者则可削弱其统治力量,甚或促使其瓦解、灭亡。漕运的中断,对中央集权统治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如东汉末,“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献帝君臣只能食糠咽菜,寄人篱下;西晋末,都城被围,“内外断绝,十?之?,屑而供帝,君臣相顾,莫不挥涕”,其难支之困境可想而知。灭亡,宋祁一针见血地指出:“祸基于桂林”,即指桂林戍卒切断江淮漕运线事;北宋末,漕运量锐减,大大减少了京畿的物资储备,到金军包围开封后,便出现了“物力既耗,人心惊疑”的局面,其亡国迅速,与此有很大关系;元末,海运中断,造成大都粮荒、饿殍遍地的后果,“元遂不能师矣”。而清末漕运的最终消失,也使得清王朝连同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结局。

漕运还制约着封建国都的稳定、发展和迁徙。在唐代以前,由于漕运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同时,漕路又有黄河三门之险,从而限制了漕运量的提高,制约了国都的发展规模和都城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唐朝建立后,国家机器不断膨胀,长安人口也逾百万,使得北方经济难以承受,就不得不将漕运的范围扩及东南。但正如杜佑所说:“关中寓内西,偏天下,劳于转输”,因而,漕运量的提高仍然受到很大限制,永徽以后,长安即时常缺粮,为了缓解这一问题,从高宗到玄宗时期,位居至尊的天子竟不得不经常率领群臣赴东都“就食”,这一奇特的现象,深刻地说明了漕运对国都安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反映了长安已无法适应集权政治日益庞大的时代了,避开三门险阻,缩短输送路线,以吸收更多的财赋,无疑已成为确立新都的首要条件。唐亡以后,都城终于东移,而北宋以开封为都,就主要是从有利于漕运考虑的,如宋人所言:“国家定都于汴,实就漕挽东南之利。”由此可见,唐宋之际都城的东移,与漕运有着极大的关系。事实上,当漕运路线改变以后,原来繁荣壮观的长安、洛阳及开封等故都,都迅速衰落下去了。

综上所述,漕运在中国历史上的产生和发展,绝非偶然现象,而是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产物,所以,漕运的兴亡完全由这一统治的盛衰所决定。同时,漕运状况的好坏,也极大地制约和影响着封建集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但总的说来,漕运的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唐宋以后大规模、稳定的发展,对中国封建王朝集权统治的发展和强化,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漕运,就没有中国封建集权政治的长期存在,也不会有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辉煌历史。

(原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