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王朝相比，对言论的禁锢不太厉害。《曲洧旧闻》曰，因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一事，上殿直谏，情绪激动，吐沫横飞，溅 了仁宗皇帝一脸唾沫星。而老包毫不多想，照样慷慨陈词，直到皇帝将错误任命“罢之”乃止。有官位的人如此，一般的士人，言论也比较随便，郓州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提起此类事情，一些人颂扬有加，甚至以民主之气称之。

实际上，的这些自由，与那个皇朝制定的管理政策，与龙椅上帝王的个人品行都有关系。在专制社会的诸多事例中，有些东西粗看与新事物有某种程度的相 似，比如宋朝的决策过程、君臣关系等等，和现在常说的民主容貌有点像，细思却难说是一回事。看到一点不及其余，盲目肯定、盲目否定，无异于手握钢刀，冲入 古代社会，对古人任意杀戮。

宋朝帝王，夺取天下的手段与其他王朝不同，基本是“和平过渡”。

说“基本”，是指赵 匡胤坐上龙椅没有费太大的事儿，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为了一把皇椅要进行多年的战争。据说在似醒未醒的时候，部下已把黄袍披在他身上了，稀里糊涂地做 了皇帝。虽然这是谁都不信的鬼话，但在后周的点检公署，赵匡胤面对范质等后周辅国大臣还是持这种理由，辩说自己受周世宗厚恩，如今被六军所迫做了皇帝，惭 负天地。后来的事不必说了，赵匡胤在崇元殿举行了禅让仪式，让后周小皇帝主动把帝位让给他。不过，赵氏为这个皇位照旧开了杀戒，虽然军民流的血没有达到可 以漂橹的程度，但仍有后周人的鲜血流淌在周围，也有孤儿寡母浸满辛酸的无奈。所以说“基本”二字省不得。

赵匡胤所处的是一个崇尚武力 和兵权的年代。他能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与他是后周的高级将领有直接关系，更直白一点说，赵匡胤手中的兵权，是指引他走向皇椅的明灯。宋朝替代后周不久，赵 匡胤就对典领禁军的将领进行了大调整，对拥兵自重的藩镇，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解除藩镇权力。这位皇帝比一般的人更清楚军事力量对一个国家生死 存亡的决定意义，假如他自己不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哪里能

够那般轻松发动兵变？从根儿上说，宋朝皇帝不认为文人写几个字、骂几句街就可以把国家断送掉，因此重用文人。

北宋叶梦得在《避暑漫抄》中谈到宋太祖的“祖宗家法”云：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起跳漫画jumpmh誓 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 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 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朝统治者不像其他王朝那样对文人处处提防，最主要在于赵匡胤认识到，军 权可以对政治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异己的军事力量对皇位构成的威胁极其巨大。相反，文人的笔倒没有什么可怕的。对武将的担心和提防，客观上使宋朝文人的生 存环境得到了改善。据王君玉《国老谈苑》云，有一次赵匡胤设宴，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喧哗，太祖命人好生扶出。王著不肯走，移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人硬把他 拽了出去。翌日上朝，有人启奏：“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周）世宗。”要求对王著治罪。太祖说：他不过是一名酒徒，世宗时我就了解他。何况一介书生哭世 宗，又能怎么样呢？啊呀呀，倘若王著生在别的王朝，不知道要被灭掉几族呢！

赵匡胤对文人的宽容，乃是他的治国方针决定的，而他的治国方针还包括对相权的分割。赵匡胤把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

院，号称“二府”，并且不时找机会折辱宰相们一番。比如，宋代以前，宰相和皇帝一起议事时，皇帝要赐茶看座。据说，有一天，范质等人议事时还坐着，宋太 祖说自己眼睛昏花，让他们把文书送到他面前，等到想再坐下的时候，座位已经被撤掉了，只能站着议政。从此宰相站着论事成为惯例，成为制度。有学者说，宋朝 宰相的权力大于以前的朝代，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很难某个人或几个人一锤定音，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视角可以引出不一样的结论。但不管宰相的权力小了抑或 大了，都是赵匡胤有意设计的治国方略。

可能赵宋皇帝们尝到了这样治国的甜头，宋朝后代帝王都执行了太祖的文化政策。宋朝的士大夫，基 本不必多虑“祸从口出”，不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宋仁宗景年间，四川有一位书生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其中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 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公然鼓吹、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交给皇帝惩治。宋仁宗却说：“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 事务，处于远小郡。”历史上提倡仁爱的帝王不少，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到了真正行动的时候，那“仁”，那“爱”，就飞到爪哇国了。

仁宗确实称得上“仁”，能够如此理解老秀才心底私密，这样的皇帝虽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不多。更多则是，先给献诗者戴一顶“谋大逆”

的帽子，然后对着他的脖子举起鬼头刀，“咔嚓”一声。于是，结案。

清朝“十全老人”大帝，就是用这类铁性手腕打击诗人的。

宋仁宗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方式，我们不能单纯从他个人品性的视角去看，最好看到他坚持祖宗之法的坚定性，从巩固赵宋政权的深邃目的去关注此事。后人谈及此 事之所以欢呼雀跃，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太多的、无意义的杀戮，宋仁宗思考的角度充满“特色”。《宋史》记录了他与大臣郭申锡的一次谈话。仁宗说：“近 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卿勿为也。”我们姑且抛

开鼓励臣下直谏的这层意思，只说“指陈时事”，仁宗对人性的理解就不一般。实际中，不是什么人都想推翻皇椅，讲一些不中听的话，有些人本为皇帝好，但拙于表达，有些人说东道西，则为求得官禄。历史上的大奸大恶，既有高唱颂歌的“喜鹊”，也有常做义愤填膺状的“乌鸦”。

赞美和贬低，怀恩与怨嗔从来也不能成为评估一切的标准。

宋朝因为诗文导致的文字狱也有，但毕竟没有伤及更多的人，与后世比较起来也不惨烈。这在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几乎可以唱赞美诗了。

《宋史》评价宋仁宗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诚哉！

仁宗不是有意识的变革者，但他有自己评人论事的思路和标准，对人有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可惜后代“矫其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