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理学当时称为道学，南宋时理学的分化，使得道学之称只适用于南宋理学中的一派。至，道学的名称就用得少了，而称为理学。
程颢（1032-1085年），后人称为明道先生，他曾历任县主簿、县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镇宁军判官等职。程颐（1033-1107年），后人称 为伊川先生，曾任汝州团练推官、京西国子监教授、崇敬殿说书等职。二人是亲兄弟，少年时同时从学于周敦颐，以后并称为“二程”。虽然程颢倾向主观唯心主 义，程颐倾向客观唯心主义，但他们的思想基本一致。他们反对的新法，反对张载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初步建立了以理为本的理学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宋明两 朝的统治思想，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停滞与封闭。

二程认为，人有两重性，一为“性即理”之性，这是先验之性，接受的完全是一片天理：“自 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这是人之所以为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根据。一为气禀之性：“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 愚。”这又是贤愚之分，善恶之别的根据。人的两重性引起“不是天理，便是私欲”的矛盾和斗争。为了“存天理，去人欲”，二程非常强调封建道德的自我修养， 其要诀在于“涵养须用敬”。就是高度集中注意力去遵守封建伦理而不要有一丝一毫的背离。程熙甚至提出“饿死是小，失节事大”，这本质上是一种僧侣主义的修 养方法，比佛道僧侣主义更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朱熹（1130令狐安天津车祸-1200年），19岁中进士，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枢密院编修官、 秘书省秘书郎，还先后在江西的南康、福建的漳州、湖南的潭州做过最高行政长官。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是在和董仲舒以 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认为，理在一切事物之先，而又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遵循理而运行、变化。对于人来说，理就是性。本然的性 是善的，一切封建道德都是本性所具有的。但本性受了物质的蒙蔽，作出违反封建道德的事来，就恶了。他这种说法，在于宣扬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和遵循封建秩序的 必要性。统治者当然喜欢他的这种学说。

理学把人的饮食男女、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本性欲望，都归入到“革尽”的“人欲”之中，以“旷 世之高节”。由于事实上无法达到“灭人欲”标准，许多人以说一套做一套来适应此种社会环境，社会便弥漫开了普遍性虚伪。据说一贯道貌岸然的朱熹，有次指斥 他的政敌唐仲友与妓女严蕊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搞臭唐仲友，便逮捕严蕊，施以酷刑，迫她承认。然而严蕊虽为风尘女子，却不肯妄扳他人，宁死不认，尔后此 事也就不了了之。

原来，朱熹的这套桃色攻击法，又被他人借去“以彼之道，还施其身”了。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上疏，指责朱熹言 行不一，引诱两个尼姑为小妾。皇帝要降旨贬他的官，吓得他上表谢罪，认罪，还骂自己“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看来，道学家中 “道行”最深的朱熹，原来也是那种专灭别人的“人欲”，而不灭自己的“人欲”的假道学呵，更遑论一般道学先生们了。

到了明代，理学继续成为统治者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束缚了中国的思想。思想上高度统一、文化上的格局单元一致，使人们的精神处于压制状态，毫无生机可言。

明代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是王守仁（1472-1529年），后人称他为阳明先生。明武宗、世宗时，他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由于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 民族暴动，及平定统治阶级内部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极力维护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的统治，因而得到最离统治者的赏识，被封为“新建伯”。

王阳明沿着从内到外、从心到物的思辨途径，对“心”的能动作用作了一系列的片面夸大。他说：“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 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 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片面夸大心的能动作用，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还提出了“心外无理”的命题，他要求人们不存“妄念”，以致又落脚于 “存天理，去人欲”。殊不知这一思想导致了人性的戗害，个性的抹杀，多少人被礼教文化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