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想当皇帝的人不少，但是当皇帝还得要有作皇帝的屁股，想把王位坐热、坐得久绝对不是只靠「马上得天下」的本事，还要有能力建立新的秩序。皇帝想要握紧权力就必须将军队、财政抓牢，然后笼络天下英豪。国家必须跟地方产生连结，而地方英豪便是朝廷希望拉拢的对象之一。

用今天的说法，皇帝不只是需要政府官员，更需要地方乡民的爱戴以及网军引领风向，让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

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当新国家建立以后，那些不愿意归附朝廷的好汉，逃命的逃命、认命的认命、革命的革命，想来最后成败之间还抵不过一个时代大势。中国将时代的变迁精神解释微「天命」两个字，时代潮起潮落在于人心归向，然而人心归向就显得更复杂难说。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简单来说就是拳头硬的出头天，不过除了拳头硬外，还要有扇动民心的感染力，让手下甚至是群众无条件地追随你的施政措施。

兵变之后还是要治国

西元960 年，在开封东北四十里陈桥的驿站，赵匡胤受手下簇拥披上黄袍，在兵将鼓噪下承接天命。他的接受带着点无奈，又受着威胁，为了活命，赵匡胤班师回朝成为开创时代的新皇帝。

这场意外的革命象征新时代来临，因此受到众多史家瞩目。赵匡胤班师回朝的路上走得平顺，当时登基需要的即位诏书，也在学士陶谷袖中乾坤一摸，便拿出了后周皇帝地禅位诏书，群臣俯首拍拍手一致认同新皇帝登基。

正因为一切太美，美的让人不切实际，所以让后代人不禁怀疑故事的真实性。

回顾五代乱世能出头天的人，一是拥有感染力，能够号召群众为他所用并开创局势，这便是英雄造时势；二是正逢乱世，所以让人有机会翻转原先的阶级，凭借才能获得权位，也就是时势造英雄。究竟两者谁多谁少，测不准、说不准才是世道常理。

乱世的无秩序与失落感是大时代的图像，重建秩序让众人能够重新依循某种规则，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也许这是过度现代的说法──因为自己想「选择」，开始说出「我觉得」如何，如此强调个体是今人的想法。

然而，如同克罗齐说的：「所有的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它与现代世界的连结，从连结中看见其中产生意义。

从陈桥兵变来看，宋代立国面对两项极大的挑战：

北方辽国势力强大，宋代必须有足够的武力维护国家。

宋太祖赵匡胤如何建立一套制度让自己能够在皇位上长治久安。

面对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赵匡胤决定先安内后攘外。他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选择先与辽国恢复友好关系，重新建立国家制度。

赵普任相后，便建议太祖必须夺取诸将兵权。站在国家的角度而言，君弱臣强向来是稳定政权的大忌，国家领导人不仅要掌握军权与财政权，还必须剔除政治上可能的威胁。文吏出身的赵普，历练丰富熟知官场种种的黑历史，深晓武将掌权将是极大的隐忧。

最后太祖藉由一场与军队兄弟的宴会，道出当皇帝的隐忧── 怕自己的皇位坐得不稳。他说纵使你们现在宣誓效忠于我，但万一你们的弟兄强迫你披上黄袍，这就不是你想不想做的问题了。

所有将军听得明白，隔日为了活命就交出手上的军权，这就是为人乐道的「杯酒释兵权」。

对宋太祖赵匡胤来说，收编军权让自己变成权力的最大数，目的是阻止第二个挑战者的出现。即使皇帝不只是实力还有天命，而天命象征着人生的那几分的运。

宋太祖如何掌握天命？

宋代建国之后关于天命的神话屡见不鲜，人们惯于听故事也爱说故事，无论真假，这些故事都让后人为太祖建国找寻一个更加合理化的答案。而答案的背后反映着──想要和平的安居乐业，达到小康社会的中国梦。

赵匡胤当上皇帝后曾经数次微服出巡，皇帝是中国古代政治核心的象征，这样的举措是不恰当的。但是赵匡胤并不理会旁人的建议，坚持微服出巡，并且说：「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意即：「天命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拿不走。」

不过更让人在意的是，为什么是太祖赵匡胤必须微服出巡？为什么他会选择视察首都城市？这是因为城市是士人、乡民群聚的场所，如同底层乡民网络，他们便是各种的八卦消息来源。

当初赵匡胤领重兵出城时，城中的百姓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心情忐忑不安。而且，此时天上的太阳突然被黑色的光影遮蔽，这种种异象让百姓人心惶惶。

城里人民谣传着「点检当为天子」，但是更重要的一句是：「内庭晏然不知。」面对现况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对于现况浑然不知，毫无警觉。

所以，赵匡胤的微服出巡自然有他的道理。

如上述，创建国家难，但要把国家扛起来更难，特别是中国文化认为开国的气度会影响整个朝代的命运。开国所创的祖宗家法，根据中国文化里创建的理念，很容易就变成不可更动惯例，亦即国家立国的核心精神。

皇帝与宰相之间

当赵匡胤任皇帝后，前朝宰相范质等人都相当忌惮赵匡胤的英明。过去宰相坐而论道的旧习，变成宰相要站着跟皇帝讨论政事，这通常被认为是宰相权力受到篡夺的证明。

针对这件事宋代还谣传个小故事，当时范质等宰相与太祖议事时，太祖说眼花要求宰相呈上札子，等到宰相准备回到论政的座位时，发现椅子早已经消失。自此，宰相站著论事就成了行政上的惯例。

然而，这也算不上是宰相权力受到制裁，而是前朝宰相面对太祖，难免要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只是这惯例开始后也就不好改回去。

宋太祖其实比较像是汉高祖刘邦，太祖当上皇帝后许多军队旧习仍在，也依旧跟战友们喝酒设宴。但是，太祖身旁的赵普却提出警告，想要建立稳定的国家就必须要节制武将的权力，必须要收兵权。

说到赵普，他跟太祖可说是关系匪浅，早先前朝宰相范质、王溥等人上奏要揣摩上意，首先问的人就是赵普。宋初杜太后见到赵普犹称赵书记，并且说太祖还未更事，还请赵书记多尽心。由此看来，赵普与太祖自然交情匪浅。

五代藩镇军权过强，以至于造成国家不安稳。如前节所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无论真伪，都说明了国家初期，最重要是收兵权与建立制度。

对于完成大业当上皇帝的人来说，位子爬得越高，越wqmttx亲信的人反而是越少，甚至就算是亲信也不见得全能相信。宋太祖也是如此，他想当个自由的皇帝，反过头来被「皇帝该有的作为」给约束了。

《长编》有个故事就很耐人寻味。下雪天太祖拜访宰相赵普，赵普问说：「天气那么冷，陛下怎么还出门呢？」太祖说：「晚上睡不着觉，房门外都是别人家，所以来看看你。」

赵匡胤很喜欢不定时到各个功臣家坐坐，因此这样的举动对太祖来说很平凡。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反映着什么？

从政治上思索，当一个人位高到皇帝，私自到功臣家拜访到底是监视还是叙旧呢？当皇帝为了中央集权，即使是对自己身边的功臣战友都要提心吊胆，害怕功臣集体尾大不掉。因为权力的诱惑太容易改变一个人。

从情感上来说，要将原本打天下的伙伴，拆伙让他们回到故乡享受荣华富贵，自己则是要适应没有革命情感的新官僚群体。皇帝自称是孤家、是寡人，戏谑的说这也是皇帝自我描述心中的惆怅。

当皇帝很闷，为了做皇帝必须有皇帝的风范，不再能自由行动，还必须担心臣下夺权。

甚至，赵普推荐一个太祖不喜欢的人升迁，太祖拒绝。明日，赵普上朝继续推荐同一个人，太祖不允。直到第三天，赵普如是，太祖将奏章撕裂丢在地上。

赵普不急不徐地对太祖说：「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赵普这话说得很有魄力，「天下之刑赏」说的是赏罚有着一定制度，而不是依从皇帝个人喜好。

回到皇帝本身，就算身为开国的太祖，他也不能任意妄为。换言之，皇帝看似权倾天下，却无法掌握所有事情。同时这也表示，有关国家政事通常必须委任官僚群体运作，而不能单凭一人治理天下。

为什么皇帝必须与权相合作？

宋太祖赵匡胤戎马一生、阅人无数、勇敢果决，不过太祖仍深深体会到只凭武力无法建立起国家。所以，开国初期为求政治稳定，兵不血刃保留后周的大臣。其后任用赵普为相，赵普擅长吏事，但经史学术上造诣不深。

赵匡胤常劝宰相赵普多读书，他对赵普说「否则那些透过科举考试的进士很难对你心服口服。」之后，赵普毕生研读最深的就是《论语》，他回家后关起房门仔细研究，只读了半本就能够治理天下，因此时人说宰相赵普用「半部论语治天下」。

宋朝自太祖、太宗、高宗三朝，虽说宋代采取多相制，宰相的权力看似受到分散，不过实际上纵观宋代，议事制度走向多相制其实是增加更多官僚参加执政会议，执政会议的背后仍然是如何协助政策的运作，它更代表着皇权的一环。

这么一来真正该问的是：为什么要利用官僚群体「集议」来代表皇权？皇帝为什么不自己操作呢？

不是皇帝不做，而是皇帝不可能全知全能，要做好决策就必须获取多方的资讯。因此，皇帝透过各级行政官僚提供资讯，协助他与宰相们作出决策。

神宗时，宰相文彦博提出皇帝「为与士大夫共天下」，这句话常被当作宋代人认为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不过细溯回文彦博说话的背景，他是针对宋神宗偏信权相王安石的意见而感到不满。所以根据语境，文彦博并不是要皇帝与士大夫分享权力，而是要求皇帝不能指偏听一人的观点，而是要与官僚群体共同讨论，决议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因此，此处的「共治」固然是中国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不过就现实利益来说，权相以及他的官僚集团是透过皇权的支持才形成的。

这显示出宋代皇帝想要积极参与政事，但皇帝参与政事又需要有权相协助他统合百官意见。由此可见，至少在宋代来说，皇帝与宰相团体逐渐形成互利共生的团队。

当皇帝信任某个宰相时，他的权力自然权倾朝野，但是皇帝能下放权力，自然也能够收回权力，甚至能将施政的错误归咎于权相。

像是南宋著名权相秦桧死后，南宋高宗说：「我藏在靴子的小刀终于可以收起了。」南宋高宗藉由他的政治智慧，利用秦桧之死制造自己圣明君主的形象。

皇帝利用权相遂行自己的意志，当施政失败时自然可以归咎于权相的失误，反而成为道德上的圣人。除了互利共生外，皇帝与权相间更不乏勾心斗角、猜忌怀疑，这些都让看似风光的皇帝有苦难言。

参考书目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

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页5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