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普通，那么容易让人忽视。当我们每天享受着充当交换媒介的纸币带来的便利时，你是否想过，纸币是从何而来？为何出 现？何时发明？当我们探寻纸币历史发展的足迹时，另一项世界之最的发现震撼了我们。除了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对人类文明发展影响深远的四大发明——活字印刷 术、火药、指南针、造纸外，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另一重要贡献——纸币，也是最早源自中国。在公元10世纪末出现在我国四川境内的交子，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 早的纸币。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已有3000年，而出现纸币的历史还不到1000年。 正因为如此，自从交子产生后，人们对其产生的研究 不绝于书。正如我们所知，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积贫积弱”的北宋；山河破碎，偏安一隅的南宋，似乎与纸币产生所需的条件背道而驰。那么，在国弱 民贫的是什么推动了纸币的产生和应用，在其贫弱的前后是否还掩蔽着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带着种种的疑问，我们要再一次回到外敌强伺，内部歌舞升平的赵氏 王朝，还原一个真实的宋代。

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在封建时代，它的盛衰与农业、商业及货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宋代 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并出现“苏湖熟，天下足”的农业繁荣景象，特别是到了南宋，在有限的疆域，将这种繁荣进一步推 向巅峰。那么与它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宋代手工业，其发展是否也开创了新的局面呢？

中国古代除了四大发明外，还有一项伟大的发明，那就是 瓷器。翻开英语大词典，china即是表示中国，又代表瓷器。勤劳的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瓷器文化。到了北宋时代，中国瓷器发展进入繁荣跃进时 代，形成了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高峰期。上个世纪后半叶，考古工作者在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170个县发现了古代瓷器遗址，其中有宋窑的达130个 县，占总数的75％，这一发现充分地显示的宋代瓷业的发达与普及。

宋代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南北八大窑系，北方的定 窑、磁州窑、钧窑、耀窑；南方的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和建窑。他们各具特色，彼此辉映，构成了瓷器工艺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特别是景德镇的青白瓷代表了 制瓷业的最高水平，青中有白，白中有青，胎薄而洁白致密，釉色温润而晶莹，素有“假玉”之称。其造型精巧，装饰丰富，采用刻花、印花、堆贴、镂雕等技法。 景德镇自汉就有陶器的烧造，历代不替。“惟器不甚精，名亦未大著”，到了宋景德年间，所烧制的陶器“土白壤而植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令进御朝廷，瓷器 底书“景德年制”，其器光致茂美如白玉，成为海内争效的对象，景德镇成为瓷器的最高美称。也成为中国的瓷器中心。

宋氏南渡后，景德镇 的瓷器已成为南宋重要的手工业之一。由于战争，北方许多名窑衰落，北方各窑的工匠迁移到南方，使南方的青瓷白瓷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瓷器一直以来就是 宋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特别是到了南宋，由于海外贸易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景德镇的瓷器工业在全国及至世界的地位日益重要。南宋时，为 适应繁荣的商品交换需要，景德镇窑区面积也不断地扩大，瓷窑就达300余座。可见当时瓷器手工业的繁荣程度。这种繁荣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 大，推动了南宋经济的发展，为纸币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因素。

中国古代传统的纺织手工业，历史悠久，技术精湛，包括丝织业、麻织 业、棉织业、毛织业。两宋时期，由于桑、麻生产的发展，为纺织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农民都把纺织业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一方面用于交纳赋税，一方面用于生 活补助，这样，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在纺织业务占有重要地位。两宋时皇室贵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对于高级丝织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因此为皇室贵族服务的官方纺织机构凌锦院、织锦院、绵院等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二者共同将宋代的纺织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纺织业的繁荣景 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拥有数张或数十张织机、雇工织作的“机户”。在江南还出现了一些主要从事纺织的城市。宋代的纺织业，仍然是以丝织业为主，当时丝织品 数量很多，政府赋税收入的绢帛就是盛强的3倍多，并且也种类很多，岁赋项目中光帛就有11项，丝织品达42类之多。单是蜀锦就有四、五十种，与产于京东路 的“京绢”并称“天下第一”。其它的，亳州的轻纱、定州的缂丝、东阳的花罗、抚州的连花纱，越州的寺凌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丝织品。张应文《清秘藏》中 说：“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溥，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可见，宋代的纺织技巧以细密轻溥见长，其纺织技术已炉火纯青，即使是后代也无法超越。

麻纺织业在宋代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由于农民所产的丝大部分作为赋税被政府搜括去，民妇处在“且看民妇能宵织，身上曾无挂一丝”的状况下，为解决穿衣问 题，弥补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不足，在发展丝织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麻织业，农民是“去年养蚕十分熟，蚕姑只着麻衣裳”。麻在政府的布帛之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 重，据《食货志》所列数据统计，宋政府每年的布帛收入占总数的17.6％，形成了成都府路、广南西路为中心的庥纺织业，麻纺织业遍布全国各地，是农村中最 普遍、产地最广泛的纺织业。

到了南宋时，丝织业和麻织业继续向前发展。20世纪后期出土的南宋墓中的大量的丝织品，更直接反映出当时 丝织品的精美程度。如福建福州出土的南宋黄升墓中，有480件各种衣服、鞋袜、被衾，以及134件成幅丝织品，出土的丝织品大量是印花和彩绘的，图案有各 色花卉和鸾凤、飞鹤、蝶、狮等飞禽走兽，以及亭台阁楼和人物，这是出土的众多的南宋墓葬品中，最能代表南宋时期高超的丝织印染术水平的丝织品。南宋时江浙 的丝织业发展更加普遍，技术也有新的提高。杭州杭坊所织的“唐绢”是绘画的上等材料，为多数画家所喜爱。麻织业也继续发展，广西所织的柳布、象布是商人贸 易西方的畅销品。从我国汉朝建立海外贸易以来，丝织品一直是外国人所梦想得到的物品，成为我国海外贸易中重要的出口商品。宋代纺织业的繁荣，为当时海外贸 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繁荣的贸易又促进了纺织的发展。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昌盛。在纺织业的带动下，家庭手工业也获得了长足 的发展。

除了丝织业和麻织业外，棉织业也进一少发展到两浙路及江西地区。最早掌握织作棉布技术是海南昌市岛上的黎族人，北宋时传入闽 广，到了南宋，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兰溪的南宋墓中出土了一条宽1.15米，长2.51米的独幅白色木棉毯，说明了南宋时棉织品已进入 人民的日常生活，并已由华南延伸到长江流域，为元代江南地区棉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向来有“兴于唐，盛于 宋”的说法。饮茶始盛于，到了宋代，制茶手工业和茶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北宋时的制茶业相当发达。仅四川一地区年产茶就高达3万斤，占全国茶叶 产量的一半以上。由茶叶发展带动而来的饮茶业也进一步兴盛。宋人饮茶风日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吴自牧在《梦梁录》中直白地表述了茶叶对 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说是我们俗语所说的开门七件事，哪怕是贫困人家，一样也少不得。可见，茶叶 对普通人的重要性。炽热的饮茶风促进了茶馆的兴起，茶馆与繁荣的城市经济相结合，市、郡、县及城市到处都是茶楼林立，在宋代形成了普及的局面。

造船业宋代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除了唐形成的造船中心扬州外，宋代又增加了较多的造船点。汴梁有造船务，江南也有造船务，福建泉州，两浙明州，各有造船 场。宋代造船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嘉佑中，苏州昆山县，海上有一船，桅折风飘抵岸，为高丽人船，知昆山县事韩正彦召其人，犒以酒食，并使人为其船治桅。 “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复捧手而冁”。可证明其技术之进步。1975年8月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现一艘古船，船长 24.2米，宽9.15米，有13个仓，能隔水，载重可达200吨，其建造技术先进，技术精良，证实为宋代船只，可见，南宋时造船业的发达。而造船业的发 展又是南宋了海外贸易的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制瓷业和纺织业、制茶业外，南宋时的印刷业、漆器、金银器也都很发达，传世的南宋刻本书籍和出土的金银器、漆器的数量也不少。显示了南宋手工业的兴盛和技祁宗政新书网术的精湛。

南宋手工业在农业和海外贸易繁荣的基础下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随着南宋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日益扩大，城市人口的集中和城市工商业的日益 活跃，为了维护手工业的利益和不断进步的商品经济关系，在唐代发展起来的市的基础上，宋代手工业商业行会组织也应运而生了。行会的出现是城市商品经济繁荣 和发展的一座界标。

由于手工业与农业、对外贸易和货币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而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南宋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繁荣必然会促进城市经济的提升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货币的发展。宋代正是由于工、商、农的振兴，纸币也就应运而生了。

纸币最早产生于北宋的川蜀地区的成都，当时被称为“交子”。北宋时，西蜀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的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是仅低于农业最发达的 江浙地区。是重要的稻米产区。粮食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同时，在手工业中，四川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业中心，麻衣产量居全国之冠。而 蜀锦、凌绢等丝织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被称为衣被天下。而造纸和印刷更是久享盛名。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城 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一些商业城市拔地而起，作为纸币“交子”起源的成都，就是这种商业城市的典型代表。当时的成都农业发达，“地膏腴，亩千斤，无闲田以 葬”，出产的茶叶居全国之首，是著名的粮食、茶叶集散地。同时，也是著名的纺织品集散地，陶瓷集散地，纸张和书籍集散地。成都在经济上成为农业中心、手工 业中心、商业中心，又是金融中心，成为“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途，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的“西南大都会”。

成都地区 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场的繁荣，很多物资都要运往境外，为商业资本活动最佳途径的长途贩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种长途贩运通过贱买贵卖，利润丰厚。而从事这 种长途贩运的商人他们财力雄厚，经营大宗买卖。他们在市场上购买和贩运商品时，必须使用市场上通用的货币，才能实现支付手段。数量多、重且额小的铜钱和铁 钱很不适应大宗贸易巨额支付的需要；而用以往的盐茶兑换的盐引也不能代替货币的支付职能，只有额大、量轻的纸币才能满足大宗交易的需要。这样，宋代四川经 济发展的程度已具备纸币产生的条件，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就在宋代四川这块商品经济繁荣的土壤中发芽、生长。

北宋虽然出现了纸币交子，但 只限于四川境内使用，还末形成全国性的货币。到了南宋，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于纸币的需要也提上了日程。加之南宋以半壁河 山与金元周旋了近一个半世纪，主要依靠恢复与发展南方（主要是指东南地区）的农业经济，而工矿业与铸钱业在南宋时呈现衰退不振的状态，而铸线业的衰退，又 促使了纸币的发展，由于铜钱的缺乏，加上商业经济的繁荣，货币流通量增加，纸币的使用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南宋政府遂以民间出现的纸币“会子”作为东南地区 的主要的流通货币，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货币。

从表面上看，人们发明“交子”是由于铁钱重，不易于贸易，用交子这各纸币代替纸钱 能起到“铁钱不便，交子即便”的作用。但是，人们不能随心所欲用毫无价值的纸币来代替铁钱。只有当纸币确实需要并具备了代表铸币的一切条件时，纸币才能起 到代替铸币行使货币的职能。在这些条件中，就是因为宋代四川社会经济和商品交换的繁荣，已达到用大额纸币代替小额铸币占据大宗交易领域的水平。所以，正是 由于四川经济的发展繁荣达到了需要大额纸币的水平，于是纸币产生了，这也是纸币出现在宋代的最本质的原因。纸币的出现及推广，也从侧面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 的繁荣，农业的繁荣，手工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正是这些繁荣，支撑着“积贫积弱”的南宋维持其一个半世纪的腐朽统治。正是工农商和贸易的繁荣，扶持南宋 在强敌的环伺下，继续统治其日益缩小的疆域，成为蒙古统一道路上最后一个抵抗政权。在其繁荣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虽衰犹胜的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