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诗人的生死书 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华夏文明在尤其是南宋进入巅峰之境，但是很不幸地遭遇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蒙古铁骑，从而丧失了更进一步的可能。大宋王朝最终灭亡，大宋文明最终在血与火之中化为历史烟云。

遗民文化是300年文治大宋的最后一道晚霞，这最后一道晚霞竟是那样的绚烂，它见证了一个文明是怎样地深入人心。

宋末并非完全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腐朽，这也是一个英杰辈出的时代。比如保4年（1256年）就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位伟大的人物出生，一个是赵孟；一个是马端临。前者是宋元之际最有成就的书画大师，整个元代没有人能超越他；后者是宋元之际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著作之一。这一年还有3位英豪同中进士，分别是文天祥、陆秀夫和谢枋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这3个人“为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亘古长留。足以拄纲常，振兴风教”。因此在科举史上，这一年几乎可以和北宋嘉2年相媲美。

我们不必太苛求南宋人，他们抵挡蒙古铁骑40年已经是当时的世界军事奇迹。而最后的抗争也是那样的轰轰烈烈且可歌可泣。更何况征服了土地，并不代表就征服了大宋士子的心，遗民文化就是最鲜明的体现。

国破家亡双泪暗，当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们所直面的是生死。诗人本有着最为敏感的心灵，他们的诗歌浸透着自己血和泪。我们不妨先听听那些诗人的声音，感受那种故国已远思念犹深的心境，以及面对死亡时的那种决绝和勇气。

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位保4年进士谢枋得，他号叠山，江西人。生于宝庆2年（1226年），曾经组织民兵抗元。性好直言，因得罪而遭黜斥，咸淳3年（1267年）赦还。德元年（1275年），以江东提刑及江西诏谕使知信州。元兵犯境，战败城陷，隐遁于建宁唐石山中。后来流寓建阳，卖卜教书，以此度日。宋亡之后，谢枋得寓居闽中。屡召出仕，他坚辞不应，在《却聘书》中说：“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逼我降元，我必慷慨赴死，决不失志。”

元至元25年（1288年）冬天，大雪纷飞，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奉之命强迫谢枋得北上大都。这时谢枋得虽然形容枯槁，但仍精神抖擞，慷慨赋诗赠别亲友：

初到建宁赋诗一首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

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

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

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这是谢枋得北上前的诀别诗，不仅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概，而且认为此行的意义在于“扶植纲常”，说明早就以必死之心实践杀身成仁的理念。如此豪迈不屈，令人感奋。

他一到大都，就问明太皇太后谢氏坟墓和宋恭宗所在的方向，恸哭再拜。后被拘留于悯忠寺（今天北京法源寺），见壁间有曹娥碑，哭泣说：“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并进行绝食斗争。

曹娥为24孝之首，以投江寻父而为后人敬仰。谢枋得视忠孝节义高于生命，又焉能不哭？

汉奸留梦炎派医生拿了掺杂有米饭的药汤请他喝，他一面怒骂，一面将药罐拂在地上。4月初五，谢枋在悯忠寺绝食5天，终于为国尽节。他在遗书中写道：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终于正寝，某自今无意人间事矣！

自古忠孝两难全，谢枋得以这种方式先尽孝后尽忠。其子扶棺回到信州，将他葬在故乡弋阳玉亭龚之原，门人追谥他为“文节”。至今北京还保存着专门为纪念谢枋得而建的“谢叠山祠”，而留梦炎一直被认为是两浙人的羞耻，千秋唾骂。

当时有位叫做“林景熙”的诗人听说谢枋得不与元朝合作，绝食而死。十分钦佩，他写诗道：“何人续迁史，表为节义雄。”

林景熙（1242年—1310年）字德阳，号霁山，是温州平阳人。现在温州人以经商闻名，南宋时温州人以文化知名。林景熙雄踞于宋元之际诗坛，是温州2000年历史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一个义举也为后人铭记。

元22年（1285年），忽必烈所任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珈为了盗取南宋皇陵中的珍宝，竟挖掘绍兴宋皇陵及大臣墓上百所，而将遗骨残骸抛弃在荒草乱石之中。堂堂皇陵，一片惨状。当时林景熙在绍兴王英孙家作客，激于民族义愤，约乡人郑朴翁等乔装采药人前往。冒着生命危险，拾得南宋皇帝骸骨。一共装了6函葬于兰亭附近，并移植皇陵冬青树作为标志，还写了《冬青花》诗：“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宗山竹裂。”又写《梦中作》4首，以记其事，声调凄怆，令人扼腕。

林景熙这种情系故国且反抗民族压迫的行动，深受时人感佩，并受后人称赞。他教授生徒，从事著作，漫游江浙。因而名重一时，学者称“霁山先生”。

文天祥舍生取义的故事为后人所熟知，在当时就有很多人悼念他。谢翱（1249年—1295年），字皋羽。号发子，福建人，他被誉为“南宋翘楚”和“宋末诗人之冠”。文天祥死后，他写了著名的《西台哭所思》悼念他：

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

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

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

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八哀。

以文天祥为自己的人生知己，而此时斯人已逝。内心哀痛，因而诗作深挚感人。

其实，早在文天祥死之前，就已经有人为他写了祭文。这就是王炎午的名文《生祭文丞相文》，他在文中劝文天祥速死。

王炎午（1252年—1324年）本名“应梅”，号鼎翁，号梅边。汶源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刻苦读书。南宋危急存亡之秋，王炎午跟随丞相文天祥起兵勤王。颇有建树，深受丞相器重，本拟留军重用。因为父死未葬，母又病危，辞谢而归。后来听闻文丞相兵败被俘，乃写《生祭文丞相文》，开门见山就直言：“呜呼，大丞相可死矣！”然后历陈其有可死之义。又反复阐述古今所以死节之道，激昂愤发，约千五百言。忠肝义胆，凛然如秋霜烈日，堪称千古奇文。除了劝文天祥死，他又把文章到处散发，“迫”文天祥死。

4年之后，文天祥英勇就义。王炎午悲痛万分，写下了《望祭文丞相文》。认为文天祥的死使得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王炎午在宋亡之后终生未曾出仕，元代人欧阳玄读了他的文章，称赞他是宇宙奇士。

还有一位比较特殊的诗人叫“汪元量”，他是钱塘（今杭州）人，善于鼓琴。宋度宗的时候以辞章给事宫廷，不久成了宫廷琴师。元兵大破临安之后，南宋恭帝及宫廷3000余人被俘北上，汪元量也未能幸免。在大都他曾经多次去探望文天祥，文天祥为汪元量集诗句成《胡笳十八拍》，并为其作品作序。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元量“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因此称之为“宋亡之诗史”，可以说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汪元量的诗歌特色。

亡国之余唯有长歌当哭，汪元量的主要诗作有《醉歌》10首、《越州歌》20首和《湖州歌》98首。《醉歌》之中，“声声骂杀贾平章”，痛斥贾似道之流荒废政事并贻误国家的罪恶；《越州歌》描述了元兵南下时半壁河山惨遭蹂躏的景象，其一云：

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

三十六宫随辇去，不堪回首望吴云。

又有《湖州歌》依次记述“杭州万里到幽州”的所历所感和所见所闻，其中一首云：

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

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南四百州。

景真情挚，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将人们带回那大宋灭亡的现场，震撼人的心灵。

汪元量后来以黄冠道人的身份南归，写了不少反映在元朝统治下人民的悲惨生活，依旧是“宋亡诗史”的一部分。

明末清初的时候，文学家王猷定曾经说过：“古帝王相传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遗民也。”和“天能亡宋于溺海之君相，而不能亡宋于天下之人心。”另一位大学者屈大均解释道：“一布衣之人，曷能存宋？盖以其所持者道，道存则天下与存。”

遗民存宋，他们用自己的血泪和生命捍卫着文化的尊严。文字生死之间，声名千秋万载。

胡三省旷代有知音

抗战期间，北平沦陷。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滞留城中。身处日寇统治之下，他闭门不出，潜心著述。一日，他读到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竟忍不住流泪。他将此书潜心研读3年，写出了《通鉴胡注表微》，这是他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

胡三省，何许人也？为何他的书会让陈垣先生读得流泪？

《通鉴胡注表微》写作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上溯700年，正是南宋淳年间。此时胡三省还是少年，然而家中遭遇变故，对他严加教育并寄予厚望的父亲去世了。他本来排行第三，但是两位兄长早夭，所以他要独立地面对生活的重担。他的父亲生前教他学《资治通鉴》，并希望他对《资治通鉴》能够勘正注释。怀抱着父亲的遗愿，顶着生活的艰辛，他在操持家事之余，刻苦攻读。晨昏之际，。

保4年（1256年）的进士榜是神奇的一榜，这一年，胡三省、文天祥、陆秀夫和谢枋得等同登进士第。胡三省被任命为吉州泰和尉，但是他是浙江宁海人，家中还有老母亲需要照顾。于是他没有赴任，后改任庆元府慈溪尉。他在慈溪任职5年，后来由于他的刚直不阿，得罪了顶头上司庆元府（今宁波）知府厉文翁。遭到弹劾，被罢了官。不久之后，又以“文学行谊”举荐，担任扬州江都丞。

后来胡三省一度担任宋末名将李庭芝的幕僚，咸淳6年（1270年）回到了杭州。自从登第之后，胡三省在案牍之余致力于《资治通鉴》的勘校工作。虽公事冗繁，仍坚持不懈。“宦游所至，见有不同版本之《资治通鉴》，务必搜罗；遇有《资治通鉴》方家，即登门求教”，在杭州时已编就《资治通鉴广注》97卷。

贾似道有个门客叫“廖莹中”，是个刻书家兼藏书家，学识很广。闻得胡三省大名，他遂出重金聘请胡三省校勘《资治通鉴》，以教授弟子。胡三省又撰写了《准校通鉴凡例》一文，不久廖莹中又将胡三省推荐给贾似道。

咸淳11年（1275年），胡三省任贾似道幕僚，从军江上。时沿江京芜制置使汪立信会同胡三省向贾似道陈《江防三策》，触怒了贾似道，汪立信罢职。也就在这一年，贾似道督师芜湖，大败于吕港。自此之后，江南局势岌岌可危。胡三省浩叹回天无力，拂袖间道归里。贾似道是宋末权奸，极受后人非议，但对胡三省任贾似道幕僚这件事情要报以同情与理解。他只是一心报国救民，并没有助纣为虐，此情可谅。

南宋的灭亡带给胡三省的不仅是心理上的创伤，还要接受国破之时亡国之民的苦难。追杀南宋皇室的元军一路南下，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惨不忍睹。胡三省携带家小历尽奔波，最后避难于新昌（今广东台山）。当他再次回到故乡家中的时候，几十年心血写成的《资治通鉴广注》已荡然无存。不可夺志的胡三省在悲痛之余变卖家产，再购《资治通鉴》发愤重新做注，当时他已经46岁。

他闭门绝客，日夜奋笔。至元21年（1284年），他又寄居到鄞县南湖袁桷家中。袁桷拜胡三省为师，对胡三省十分敬重。袁桷也当过书院山长，家中藏书丰富，为胡三省的修撰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至元23年（1286年）《资治通鉴音注》全部完稿成编，胡三省又着手做《通鉴释文辨误》。

正在这时，一起突发事件中断了胡三省的工作。宁海杨镇龙发动起义，攻下庆元，威震浙东。胡三省再次避乱，只好把刚完成而尚未付印的《资治通鉴音注》及其他著作藏于袁家东轩的石窟中。幸运的是，起义平息后全部著作依然完整无缺。后遂流传于世，这个石窟被后人称为“胡梅藏书窟”。

元帝国一统天下之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对汉族士人多方罗致。一些士人易节归顺，如叶李和赵孟；有的拒不应召，如谢枋得。胡三省最为注重民族气节，当然不会应召，但是元政府肯定也会不达目的不罢休。于是在鄞寄寓日久并有卜居之心的胡三省，又毅然携带家小回到故里。并从此屏谢人事，以著书为乐。他自号“知安老人”，堂上立匾，题名《逸老堂》。在居所南筑读书室，名“读书林”。虽风烛残年，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资治通鉴音注》的修改工作，严寒酷暑不停。子女以其年高相劝阻，胡三省说：“吾成此书，死而无憾。”因此他工作至大德6年（1302年）去世，享年73岁。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294卷，是历史上注释《资治通鉴》最好的著作。读《资治通鉴》不可无胡三省注，已经成为“通鉴学”的常识。其注释成就可以和《志》裴松之注并肩，而艰辛过之；其评论水准足以和左丘明《春秋左氏传》相媲美，而感慨过之。所以胡三省可以称得上是旷代奇才，可以列入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林。

然而这样一位旷百代而一见的史学大家，在他身后的600年里，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宋史》中没有他的传，《元史》中也没有他的传。年间的《新元史》终于有了他的传记，可怜只有53字，附在宋元之际另一位史学大师和《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的传后。

胡三省的心迹与思想真正为人所知，是在陈垣先生于抗战时节细读《资治通鉴音注》一书的时候。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分20篇，第1篇名为“本朝”。学者修《四库全书》为《资治通鉴音注》写提要的时候，称胡三省是元人。但是陈垣先生发现，胡三省在称宋的时候说的是“我朝”或者“我宋”，“观其对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胡三省和郑思肖等遗民一样，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大宋子民，怎么能够忘记呢？那是自己的父母之国啊。他在书中甚至是痛苦地呐喊：“亡国之耻，言之者恶邻靠边闪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

这不仅仅是一部优秀的注释学著作，更是一部铭刻着胡三省的思想和情感的旷世杰作。中国古代的史学讲求春秋大义，胡三省的著作就是最好的体现。字里行间，是他对腐败政权的痛斥，对灾难深重百姓的同情，是他对故国的思念，是那种亡国之后撕心裂肺的痛感。

陈垣先生在相似的历史遭际之下，读懂了胡三省，心灵得到慰藉。600余载之后，胡三省也终于有了知音。天下万幸，莫过于此。

郑思肖与铁函心史

在南宋遗民中，郑思肖的故事感动了无数士子，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有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话为证，他读了郑思肖的书之后说：“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

这书是什么书？先生之精神又有怎样的内涵？我们还是从郑思肖其人谈起吧。

郑思肖生于淳元年（1241年），福建人，他曾经以太学高材生的身份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元军大举南下的时候，他到临安叩宫门给皇帝上书。怒斥当国者尸位素餐，恃权误国，希望能够重振纲纪。然而他激烈的言辞却击不起半点波澜，拳拳之心无人理会。他只能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愤懑，他痛切地写道：“无力可为用，登楼欲断魂。”

大宋亡了，他心碎到了极点。把自己之前的名字改了，改叫“思肖”，他之前的名字后来谁也不知道了。赵的繁体字就是“”，走了。所以只能思肖，其实也就是思赵。他的字叫“忆翁”，忆是他对宋难以忘怀的记忆；他的号叫“所南”，就连平时坐卧，都要面对南方，背着北方，南在他心目中是宋的记忆与象征。

郑思肖还将自己的居室题为“本穴世界”，仔细看一下，这是个拆字组合。将“本”字之“十”置于“穴”中，隐喻“大宋”二字。这是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但是他却很认真，因为那寄托着自己的心灵。

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苏州度过的，过得很艰辛。他在寺院、道观和名山之间浪迹，终身未娶，没有一个家。他有一首诗叫做《飘零》，是他自己数十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飘零书剑十年吴，又见西风脱尽梧。

万顷秋生杯后兴，数茎雪上镜中须。

晴天空阔浮云尽，破屋荒凉俗梦无。

唯有固穷心不改，左经右史足清娱。

他始终不曾忘记故国，他的画是当时一绝。宋亡之前，他和书画家赵孟是至交。但是后来赵孟做了元朝的官，郑思肖就和他绝交了。

他最擅长的是作墨兰，宋亡之后，他画的兰花叶萧疏而没有根土。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土地被人夺走了，难道你不知道吗？故国已逝，他自己成了漂泊者，在漫漫岁月里无尽漂泊……

他到底在坚守什么？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的坚持？他在《画菊诗》中写道：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无穷。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菊花不与百花同时开放，她是不随俗不媚时的高士，傲然独立。南和北这些词汇都有深刻的情感在其中。“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写菊花宁愿枯死枝头，决不被北风吹落。描绘了傲骨凌霜，孤傲绝俗的菊花。表示自己坚守高尚节操，宁死不肯向元朝投降的决心。这是郑思肖独特的感悟，是其不屈不移且忠于故国的誓言。抱香而死，决绝而凄美。

然而，像独立的菊花一样，他很孤独。对他来说，失去了故国就像是失去了母亲，他就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他自称“孤臣”。随着时间的流逝，宋越来越成为一个远去的符号和记忆，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他曾经的一些朋友也选择了新的开始。

可是他依然坚持，至死坚持。这种坚持必然是痛苦的，然而这又是怎样一种痛苦呢？

我们无法读懂他的心，直到一本书的出现。这本书元朝没有人读到过，明朝也没几个人读到过。那是在明朝11年（1638年），也就是明朝灭亡前6年，在苏州承天寺的一口井里，僧人们发现了一个铁函，就是一个铁盒子。铁盒子里面有一本书，扉页上写着“大宋孤臣郑思肖再拜书”。

这就是著名的《心史》，也叫做《铁函心史》。这是郑思肖用心蘸着血写下的，“呕三升血，方能书此，后当有具眼识之”。梁启超说他读这本书的时候，每尽一篇辄热血腾跃一度。陈寅恪把自己的著作比作“所南心史”，他在诗中说“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元军攻下临安的那一年，郑思肖35岁。《心史》就是他生命的后40年所写的诗文汇编，有《大义集》和《中兴集》等，光看这几个名字就知道他的心思所系。

《心史》中的所有文字都饱含血泪，郑思肖讴歌了南宋的爱国志士。痈斥了奸臣佞徒，控诉了元军的暴行，充分表述了自己的爱国与忠诚。他在《过徐子方书塾》诗中说：“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在《八励》诗中说：“泪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峰插入天；”在《二砺》中说：“胸中有誓深如海，肯使神州竟陆沉。”慷慨激越，足征忠肝义胆。

这些诗都使用很直白的表达方式，他自己说“但写肺腑苦，不求言语奇”。语言直接从他的肺腑里流出来，强烈的情感直逼阅读者的心灵。

《心史》是郑思肖将一生奇气伟节之作合为一书的汇编，是其特立独行的证据。他将书埋在井中，只为等待后世的知音。

中国古人著述立言并非为了显摆，而是要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所以这一行为并不难理解。《心史》在枯井中沉埋达350余年之后重见天日，必将光照千古。

然而《心史》出井后从清朝开始，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历经360余年，始终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意见。一些文人学者肯定《心史》出自郑思肖之手，是真迹；而另一些人则持一种“伪书说”，全盘否定这部奇书的价值。

也许各自有各自的理由，但是有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郑思肖那样的奇气伟节，没有那样的才华文思，又有谁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文字可以是委托的，但是那种发自肺腑的情感如何作伪？

《心史》是不朽的，自出世以来，在明清易代及近代民族危亡的时刻，它都生发出一种伟大的精神。鼓舞着一个民族的士气，激烈着民族的爱国心，成为极具战斗力的精神武器。

这也深刻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上依旧流淌着大宋的血脉。从文化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宋遗民。

直到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工商时报记者关于台湾问题时，引用的一句诗：“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这句诗就出自郑思肖的《德佑二年岁旦》，全诗为：

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

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

1318年，宋亡之后39年，郑思肖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对友人说我死之后，希望你在我的牌位上写上“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这句话不知道会让多少人蒙羞，如果郑思肖是不忠不孝，那么谁又敢称是忠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