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矿冶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商代早期就已有专门化的铸铜生产。商代中期的郑州商城有两处铸铜遗址，分别以铸造生产工具 和兵器为主，兼铸青铜彝器。商代晚期的殷墟铸铜遗址面积至少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生产场地。这些出土遗址和遗物足以证明国家政权对采铜 冶铸生产已实施管理。 先秦时期国家对矿冶业的管理，不仅限于铜矿业，金、锡、铁等矿产亦包括在内。《周礼·地官》中就曾提到：“人掌 金玉锡石之地。”山东临淄出土的“齐铁官丞”之印，说明东周的齐国已有管理铁矿的官员。时期是铁越野车拖行协警器应用于生产的普及发展时期，各诸侯国均积极开采 铁矿。秦统一六国后，在少府下设置铁官，实行官营生产。推行盐铁官卖制后，又进一步扩大机构编制，在郡、县、侯国产铁之地设铁官49处，负责管理本 地区的冶铁生产与贸易，其他不产铁处也设置小铁官，负责管理铁器的贸易事务。此外，西汉时期，还在丹阳郡设置了“铜官”，负责铜的采炼生产。总之，从汉代 起，中央与地方的两级制矿冶业管理已粗成系统。

魏晋以后至隋唐时期，各朝代矿业管理机构的名称及隶属关系传承不一。如秦汉时期掌门 卫、屯兵之职的卫尉卿一职，在时改为掌管冶铸，当时江北有5350冶，均在卫尉卿管辖之下。北齐的矿冶事务属太府寺管辖，而南朝各国的矿冶事务仍沿袭 秦汉之制，由少府管辖，地方基层采矿之处或置冶令、或置冶丞。魏晋隋唐时期虽朝代更替频繁，但一些重要的矿场几百年问一直采炼，延续不衰。

汉至隋唐，矿业管理机构的名称及其隶属关系虽然常有变化，但机构设置基本上均为中央、地方二级制。这一格局在开元初年（713）开始发生微妙的变 化，出现了中央派出的管理关中地区盐铁事务的盐铁使，“关中始置疏决、盐铁、长春宫三使”，其后，河南道、江西道等地亦设置了盐铁使。但是这一使职并不是 完全独立的，而是常常兼管其他事务，从官职名衔上看，有“度支盐铁转运使”、“水陆转运盐铁租庸使”等等，这说明唐中央政府派出诸道的官员要统管各类经济 事务，派出的官员在名衔上要根据各道的具体情况“随事立名，沿革不一”，盐铁只是派出官员管理诸道事务的其中一项而已。根据这些情况来看，可以说，的 矿冶业管理机构体系正处于中央、地方二级制向中央、道、地方三级制过渡的时期。

随着诸州藩镇势力的增强，唐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 矿业的支配权，为此，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户部侍郎韩洄提出：“天下铜、铁之冶，是日山泽之利，当归于王者，非诸侯方岳所有。今诸道节度、都团练使 皆占之，非宜也，请总隶盐铁使。”其后，唐王朝虽下令各地矿业一律归中央管理，但实际上，这一命令并未得到执行。到唐文宗太和年间（827～840），盐 铁使王涯针对“三道十二州皆有铜铁官，岁取冶赋百万，观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的严重局面，再次请求：“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诏书，收隶天子盐铁。”然而行 之未久，“开成元年（836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后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唐朝后期，由于地方 藩镇势力的强大，中央政权实际上已丧失了对各地矿业的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