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爆发唐末农民战争，经过流寇黄巢的叛乱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天四年（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禅位，改国号梁（史称后梁），是为梁太祖，建都开封，改元开平。朱全忠建立后梁，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九十年的大唐王朝的正式终结。自此，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动乱的分裂时代。 1．我花开时百花杀
唐朝末期，经过藩镇混战、宦官专权和朝廷官员中的朋党之争，朝政越来越混乱。唐宣宗算是一个比较精明的皇帝，也并没有能改变这个局面。唐宣宗死后，先后接替皇位的唐懿宗、僖宗，一味寻欢作乐，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更是腐朽到了极点。皇室、官僚和地主加紧对农民的剥削，税收越来越重；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农民纷纷破产，到处逃亡。有的忍受不了苦难，只有走上了反抗路。
唐朝末年盐税特别重，加上奸商抬高盐价，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有些贫苦农民，为了逃避官税，就靠贩私盐挣钱，但贩私盐很危险，要有一些伙伴一起干，日子一久，就结成一支支贩私盐的队伍，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一些首领，有的后来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即位那一年，濮州(治所在今河南范县)地方有个盐贩首领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长垣(在今河南)起义。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号召很快得到贫苦农民的响应。不久，冤句(今山东曹县北)地方的盐贩黄巢也起兵响应。
黄巢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黄巢在长安看到唐朝廷的腐败和黑暗，心里十分气愤。据说，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下了一首咏菊花的诗，用菊花作比喻，表示他推翻唐王朝的决心。诗中说：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队伍汇合之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转战于黄河、淮河流域，屡败官军，连克州县，声势日大。唐王朝见镇压无望，就采取政治诱降的手段，在起义军攻到蕲州(今湖北蕲春)城下之时，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吏”的官职来引诱王仙芝。王仙芝一度为之动摇。黄巢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斥责王仙芝说：“当初大家公立誓言打天下，现在你却要独自出去做官，对得起5000多个兄弟吗?”在黄巢等人的坚决反对下，唐朝的诱降活动最终失败。但起义军内部也出现了裂痕，怒不可遏的黄巢在出拳把王仙芝打得头破血流之后，自率2000人马北上，与王仙芝。随后，王仙芝战死黄梅(今属湖北)，众将公推黄巢为主，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初步建立了农民军政权机构。
此后，起义军纵横中原、转战南北，在广州，攻杀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在扬州，击败淮南节度使高骈，吓得高骈谎称中风，躲进城中不敢应战。起义军顺利渡过江淮，向沿途官军发出檄文说：“你们各守各自地界，不要触犯义军锋芒。我们要进击洛阳，直取长安，只向皇帝问罪，不干众人之事!”诸藩镇只顾自保，哪敢违抗，起义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洛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投降。起义军乘胜西进，直扑潼关。唐朝上下慌作一团，吓得僖宗每日只能以泪洗面。
广明元年(880)十一月，黄巢率领起义军攻取东都洛阳后，旋即攻取陕州(今河南陕县)、虢州(今河南灵宝)，向戍守潼关的唐军发出檄文，要其不要抗拒义军。起义军巧妙地从一条官军忘记设防的小道进入关内，里外夹攻，迅速占领潼关。消息传到长安，僖宗在宦官田令孜所率神策军的护卫下，狼狈逃往成都避难。
随后，黄巢大军兵不血刃，进入长安，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降，迎接黄巢入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黄巢坐着金色肩舆，在众将的簇拥下，率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城中。十二月十三日，黄巢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起义军历时6年的流动作战终于迎来了这场反唐农民战争的全盛阶段，黄巢也终于实现了自己“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
黄巢起义军虽然顺利地夺取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但却没有出台任何改革措施，稳定人心，在沿途要地如洛阳等处均未派兵驻守，更未能及时追歼唐室残余，歼灭关中溃散的禁军，却忙于分官封爵，享受富贵，这就给了唐军以喘息的机会。僖宗也得以从容地组织力量，进而组织反扑，使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
中和二年(882)四月，唐朝宰相、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统率大小十多路官军，四面包围长安，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由于久困、封锁，起义军缺粮，形势日趋不利。同年九月，署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朱温叛变义军降唐，唐朝又召来了沙陀族的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4万骑兵进攻长安。15万起义军在梁田陂(今陕西华县西)遭到大败，损兵数万。黄巢见起义军节节败退，粮食也将吃光，只好撤出长安。次年，黄巢在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被叛将尚让追及，自刎而死，唐末农民起义至此彻底失败。
黄巢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推动了各地的农民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腐朽统治，对后世的农民战争具有深远的影响。 2．朱温篡唐，山河裂变
巢起义失败后，唐僖宗在藩镇的簇拥下回到长安，不久因病去世。在他病危之时，大臣们鉴于僖宗的儿子太过年幼，谋划拥立吉王李保继承皇位，但是当权宦官杨复恭等人的人选却是寿王李杰。寿王与僖宗是同一位母亲，在皇帝几次出奔时都跟随左右，深得信赖。文德元年(888)三月，僖宗驾崩，遗诏命皇太弟寿王继位，改名李晔，他就是后来的唐昭宗(867～904)。
昭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变和战祸后，最终落到了军阀朱温手里。朱温派遣大军来到长安，“请”昭宗迁都洛阳。临行前，朱温杀光了全部的宦官，又胁迫长安百姓“随行”，趁机洗劫了长安城。昭宗到了洛阳后，一举一动都处于朱温的严密监视下。不甘做傀儡的昭宗开始密谋召集各藩镇“勤王”，这让朱温非常不安，于是指使部将把昭宗杀死。朱温杀死昭宗以后，伪撰遗诏，立辉王李祝为帝，改元天佑，不久又杀宰相独孤损等朝官三十余人，朝廷上下牢牢地控制在朱温的手里，唐朝廷可以说已是朱氏朝廷，只剩下一个名义上的李姓小皇帝。
天祜三年(906年)正月，朱温率军北上，经半年多征战，平定了魏博，接着又进攻幽州所属的沧州(今河北沧州县)。十二月，沧州势穷力尽，朱温正打算大举登城，忽然传来潞州失守的消息，原来河东李克用为援助刘仁恭派兵向潞州发起进攻，驻守潞州的昭义节度使丁会打开城门投降。听到消息，朱温急令烧掉粮草，撤回汴州。
朱温回到汴州后，御史大夫薛贻矩代表哀帝前来劳问。薛贻矩见朱温，请行臣礼，朱温不肯，但薛贻矩还是像参拜皇帝那样拜舞一通，朱温心里很舒服，未执意阻止。薛贻矩心里有了底，回到洛阳后对哀帝及众大臣说：“梁王已有受禅之意了。”闻此讯，大臣们又急忙进行受禅的各种准备，哀帝也下了诏书，称二月禅位，但朱温依旧是象征性地加以辞让。
二月，唐大臣共同请哀帝退位，宰相率百官向朱温劝进，朱温所掌握的其它藩镇以及湖南马殷、岭南赵隐也遣使劝进。朱温表面上又推辞一番。经过几次往复，到三月二十七日，哀帝正式退位。百官以宰相张文蔚为首，携带玉玺，备起仪仗，浩浩荡荡开赴汴州。次日，朱温便急不可耐地在汴州新修成的金祥殿理事，张文蔚带领百官来到汴州。
四月五日，朱温改名朱全忠为朱晃，完全摆脱了唐王朝。四月七日，张文蔚等人乘着辂车，带着玉玺，诸司诸部门都准备起仪仗来到金祥殿，献上玉玺，为朱温加冕。随后张文蔚宣读哀帝让位文书，百官群臣在殿前舞蹈庆贺，山呼万岁。朱温正式即位，建梁朝，定年号为开平。
仪仗结束，朱温在玄德殿大宴群臣非常得意。
当晚，朱温又与家人宗亲在宫中宴饮游乐。长兄朱全昱喝了几杯酒后，实在忍不住，斜视着朱温，满嘴酒色，不无得意地说：“朱三，你本砀山一草民，随着黄巢为盗，如今已经富贵至极，为何还不知足，要灭唐家江山，自称皇帝呢?”朱温非常不高兴，勉强未发作，让侍从将他扶下，自己也愤愤地离开了宴席。一场欢宴就这样不欢而散，朱全昱也常在他耳边道：“朱三，你不好好看看自己，你可以当天子吗?”好在朱温虽生性好杀，对亲兄长是给足了面子。有这样一位长兄，朱温也无计可施。
朱温即位，封哀帝为济阴王，安置曹州，居室周围遍布荆棘，并派兵把守，不许外出。第二年，朱温毒死哀帝，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任敬翔为崇政院使，管理枢机。薛贻矩为相，唐文武百官也多被留任，除河东、凤翔、淮南、西川外，各地割据者都向朱温称臣纳贡，使用梁朝年号。
朱全忠建国称“梁”，史称“后梁”，建都开封，改元开平。朱全忠建立后梁，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九十年的大唐王朝的正式终结。自此，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动乱的分裂时代。 在起义中瓦解的大唐帝国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907年梁王朱全忠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19位皇帝。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
然而天下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历朝历代灭亡的原因各式各样，其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原因。其中唐朝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朝代。唐朝的灭亡，主要是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四大因素的结果。
统治后期，信任李林甫、杨国忠等祸国奸臣把天下搞的乌烟瘴气。同时宠幸不理朝政。大唐天下终于出现政治危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宗宝应元年（755～762年）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就是藩镇割据，各地军阀乘机割据地方。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既削弱了对于地方的统治能力，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朝连首都长安城也保不稳了。从此唐王朝内忧外患，处处逆水行舟，时时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局势岌岌可危。
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为了保卫中央政权，设立了更多的节度使，节度使权重，掌握地方行政大权和兵权，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割据势力，而且节度使一职传子或者部将，中央到时只能加以承认，而且他们垄断了地方的税收．藩镇之间以及藩镇与中央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不断进行着战争。各个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统一。他们长期与中央对抗，名为“王室之臣”，实际上是土皇帝。唐宪宗即位以后，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对藩镇用兵，平定了吴元济的叛乱，而且还歼灭了其他不服从中央的藩镇，这时候一向骄横的河北三镇也不得不服从中央。国家表面上恢复了统一的局面，可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唐宪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统治区域内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镇46处。这些藩镇大都大都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藩镇割据在和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属于唐朝的外患，作为内忧的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对于唐朝中央政权的危害性更大，直接危害皇权的安全。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东汉，唐朝和明朝都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与东汉和明朝相互比较，唐朝的宦官专权的程度要比后两者严重的多。东汉王朝和明朝虽然有宦官专权，但是宦官是。但是唐朝的宦官操纵着皇帝，宰相的任免，国策的制订都取决于宦官。中央政权实际上操纵在宦官的手里，皇帝成为了宦官的傀儡。唐朝的宦官只所以这样嚣张，在很大一部分上应该怪皇帝。皇帝对大将不信任，所以把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宦官。从唐德宗时开始，宦官掌握禁军，成为惯例。为了反对宦官专权，皇帝曾经多次连结朝臣共同对付宦官。但是这些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宦官的权力不但未能削弱，反而更加加强。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朝廷之内除了宦官专权之外，唐朝中央官员之间的“朋党之争”在不断内耗统治阶级的实力。朋党之争是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反而起了削弱唐朝统治力量的作用。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是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最终导致国家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彻底瓦解了唐朝的统治。终于使其在农民起义被镇压的二十年后，最终为唐末农民起义的叛徒朱全忠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