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在长安的枯树上、在宫室上空的阴霾里聒噪不止的野枭，不知不觉，已经穿越元和十五年的春夜，穿越“水流花谢两无情”的长庆元年春，飞过黄河和太行，飞到了河北，从而将悲剧带进场景更为广阔的又一个章节。
明末的欧阳直公在《蜀警录》中有一句名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可他的论断放在就不合适了。不说唐高祖问鼎天下的时候，西蜀传檄而定，早早地臣服于长安；就是安史之乱和黄巢之乱那番天下板荡、烽烟四起的危亡关头，西蜀依然是朝廷相对宁静的后院。这句话用在河北倒是非常贴切。近三百年来，只有英雄辈出的燕赵故地才是王朝治乱的试金石：想证明王朝的强盛？到河北去！像（）和李纯（唐宪宗）那样去征服它。老朽不堪的（）用霓裳羽衣舞的旋律和节拍来麻醉自己，可是，当渔阳的鼙鼓在河北响起，歌舞升平的盛世谎言就立刻被戳穿。唐德宗（李适）刚刚登基时，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有道明君，又是河北风起云涌的“四王之乱”撕下了他的伪装，雄辩地指出，他不过是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帝王――
河北一再地证明，它是检验长安统治力的唯一标准。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长庆年间的人和事，我们的心情将变得异常沉重。元和十五年，我们在长安的宫殿里目睹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元和宫变；长庆元年，我们又用一场贡举舞弊案件来诠释元和宫变对文官集团的消极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要探究元和宫变对整个帝国的独特影响，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长安。
离开长安，只有离开长安，我们才能获取对整个事件的完整认识。河北的故事将大大扩展我们叙述的题材面。
体态臃肿的野枭没有寻常飞禽那般轻盈，但它能背驮起我们沉重的目光，一旋、一挫、一掠，在大河之北的苍莽大地，留下一片化不开的阴影。那片阴影和漫天的阴霾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段岁月暗晦的非道德底色，一段梦魇。
――让我们在噩梦中走进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