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国文贞公魏征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国文贞公魏征

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国文贞公魏征

魏征简介
魏征(公元580-公元643)字玄成,河北省晋州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妥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死后半年,可谓尸骨未寒。因魏征曾经举荐过先后被黜戮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李世民便怀疑魏征私结朋党。加之又有传闻,说魏征生前曾自录下给皇帝的谏词,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更加火冒三丈。他不仅取消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也就是说,李世民自己砸毁了自己的“镜子”。
为什么英明的太宗对死后的爱卿魏徵恨得如此切?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后分析,在太宗心目中,因魏徵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是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太宗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太宗大忌。魏徵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太宗赋予魏徵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侯君集这人在两唐书本传虽没有详载其家世,只说他是个武将,据陈先生考证,候君集与太宗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书上说,他的才能出将入相没有问题,魏徵举荐杜候二人,等于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太宗最不能容忍的,幸好这些事暴露在魏征死后,否则后果也是个现行,新唐书魏征传中所说“停婚仆碑”这样的惩处应该算是轻的。看来万世师表背后同样也是丝丝入扣的名利场争斗。
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君臣在商议是否对高丽用兵时,再次提到已经去世一年多的魏征。李世民自负地说,魏征生前劝他不要东征高丽是个错误,过后很快就后悔了。之所以没有再提这件事,主要是怕堵塞良谋。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十分丢面子,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话,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了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关于魏征的几个小故事
魏征,字玄成。唐初政治家。今河北晋州人。少孤贫,曾出家为道人。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败,降唐。归唐后跟随李建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后,任谏议大夫。后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封郑国公。魏征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征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征“犯上”,所言多被采纳。因此,他们被称作理想的君臣。
(一)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二)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三)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赏玩得高兴时,魏征进来了。太宗怕魏征提意见,回避不及,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这一切早被魏征看到,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不敢拿出鹞子,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怀里。
(四)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今魏徵殁,朕失一鉴矣!”
――这堪称对魏征人生价值的最佳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