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巡，著名将领，时任真源令，后加封为河南节度副使等；许远亦唐朝名将，曾中进士，时任睢阳太守。巧合的是，两人的生卒年都是709年至757年（共同就义） 俩人的英雄事迹，教科书和史籍广有记载，国人多不应陌生。但在他们殊死抗敌、弹尽粮绝后双双死义后，尽管英名广播，彪炳千秋。但他们身后并非全无异议，也曾有过些不大不小的余波。知道这段轶闻者可能不太多，姑辑录于下。以启人对于战争、人性、生命意义和道德观等等的思索。 唐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发生。张巡以真源令身份，起兵守雍丘，抵抗安史乱军，至德二载（即757年），他又移兵睢阳，与太守许远共同作战。面对着安庆绪部尹子奇十余万军队的狂扑猛攻，俩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至十月。城中粮食殆尽，于是食茶纸，茶纸尽食马，马尽又罗雀掘鼠，甚至煮铠弩皮充饥。这时，张巡的小妾霍氏主动提出，愿舍身为粮。张巡便听令她自刎，然后烹尸出陈，指语部众道：“诸君累月乏食，忠愤更不少衰。我恨不能割肉啖众，怎肯顾惜一妾，坐视士饥？”“将士等相向泪下，巡强令取食”。尔后，许远也将老弱僮仆杀充军粮。毕竟仍是杯水车薪，不足剩下的稍有战斗力的数百人一饱。睢阳城终于被攻破。张巡和许远先后英勇就义。 起先，尹子奇也曾想诱降张巡。他对张巡冷笑道：“闻君每战必裂眦齿碎，究为何意？”张巡怒道：“我志吞逆贼，怎得不裂眦碎齿？”尹子奇怒道：“你存齿几何？”说着便用刀撬开张巡嘴巴，果然见只剩下三四颗牙齿，不禁失声道：“可敬可敬！君能从我，当共图富贵”。但遭到张巡当头痛詈。于是将他与手下南霁云、雷万春等30多名义士一同杀害。 张巡和许远虽然抵抗失败，但他们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之下，临敌应变，屡屡制胜。从757年1月开始，到757年10月陷落，他们依靠两县6千多人守军，在睢阳苦守了十个月，有力地牵制了燕军。若算上之前张巡在雍丘之战、宁陵之战的出色战果，则共与燕军对抗了二十一个月。史书载，共经历大小四百多战，斩叛将三百余人，累计歼灭敌人十余万。由于张巡的坚守，阻挡了安史叛军南下，使得富庶的江淮地区得以保全；此外又牵制了大量叛军，为唐军组织战略反攻赢得了宝贵时间。 张巡死后，唐肃宗下诏，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封其为邓国公；赠张巡妻为申国夫人，赐帛百匹。又拜张巡儿张亚夫为金吾大将军，许远的儿子也一并授官。免除雍丘、睢阳徭役、兵役两年。大中年间，更将张巡的画像置于凌烟阁上。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对张巡和许远的非议便不断浮现。主要的观点就是两点：张巡不顾敌我殊异之势而死守睢阳，个人杀身也无补于大局。意下即死得不值。另一种看法就是，张巡杀人以食，太过残忍。与其食人又无益，不如全人。 其间还有一段插曲，是苛斥许远的。因为许远被俘后，后于张巡被叛军在解往洛阳时杀死。有人就据此说许远不与张巡同死，是有“幸生”意。这种论调本不值一驳。但张巡的小儿子去疾却为这类怪论荧惑。特地上书指斥许远道：“远有异心，致父巡功业堕败，负撼九泉。臣与远不共戴天，请追夺远官以刷冤耻……” 不过这种观点并未成气候。尚书省当时就据理驳斥道：“许远后于（张）巡死，即视为从贼，他人死在巡前，独不可视巡为叛么……其实俩人忠烈，皎若日星，不得妄评优劣。” 这一类异议很快便得平息。而对张巡的非议，也引起朝廷中许多大臣的抗辩。张巡朋友、翰林学士李翰特地为张巡作传，并附表上呈皇上。他认为： “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暇弃功，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者，待诸军之救，救兵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捐数百生命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惟有令名，是以荣禄。若不时纪录，恐远而不传，使巡生死不遇，可悲孰甚？臣敬撰《巡传》一卷献上，乞遍列史官，以昭忠烈而存实迹，则不胜幸甚！” 李翰的观点无疑是代表了历代统治阶级倡导的忠君思想，符合封建伦理和文人士大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信念，因此很快就占据了主流。不仅如此，民间也对张巡和许远推崇备至。他们逝世后，被并称为“双忠”，并在中国各地包括省在内广泛地奉祀为神。而且，历代许多著名的文臣武将，如、、陆游、、文天祥等人对张巡的忠君精神均有诗文赞颂。 然而，尽管如此，不同的声音却也没有完全匿迹。尤其是时代的车轮驶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对战争的本质，对人性的优劣，对忠与义的内涵以及个体生命与集体（皇权）利益孰轻孰重等等，都有了不同的理解与比较。异议和反思自然也就重新抬头。其中以台湾作家柏杨的看法最为犀利。看看他的观点，对于拓宽我们的思路，无疑也是不无裨益的。 柏杨写道：“美国和墨西哥战争时，大卫，克拉克先生，曾经死守阿拉姆城，但他先疏散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孺，然后征求‘与城共存亡’的志愿军，经过一场惨烈的攻守战，全城被屠。跟睢阳之围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一样，阿拉姆之围的故事，美国也家喻户晓。然而，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官们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中国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在恶君凶臣、强盗匪徒眼中，一文不值；就是在所谓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眼中，也不过是使他成功的一种手段。每一思及，悲愤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