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字退之。祖籍河南府河阳（今河南孟县南），韩愈自称“昌黎韩愈”，韩姓的郡望是河北昌黎，他经常说自己是昌黎（今辽宁义县）人。正由于此，所以人们又称韩愈为韩昌黎。还因为韩愈晚年曾担任过吏部侍郎一职，故又称他为韩吏部。韩愈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溢号为“文”，人们又尊称他为韩文公。
韩愈出生于宗大历三年（768年），一个世代士官的家庭里。其七世祖韩管，在后魏时期曾任龙骧将军、常山太守，受封为武安成侯。六世祖韩茂，曾任尚书令，加侍中、征南大将军，被封为安定桓王。高祖、曾祖先后唐代以后，担任过州刺史、州司马等职。祖父韩睿素，曾任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长史，其任内多有善举。韩睿素生有四个儿子：仲卿、少卿、云卿、绅卿。长子仲卿就是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以文章著名，曾与、等交游，担任过潞州铜尉、武昌县令等官职。他在武昌离任时，由于政绩卓著，民众专门为他树起一块《去思颂碑》。碑文由著名诗人李白撰写碑文称韩仲卿“未下车（到职），人惧之；既下车，人悦之。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侧目”（《李太白集·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说明韩愈之父是一位深受境内百姓爱戴、奸吏豪绅不满的正直官员。韩愈的大叔少卿、三叔绅卿职位不高。其二叔云卿更以文冠世，历任监察御史、礼部郎中之职。
韩愈有两个哥哥，二哥韩介去世较早只担任过太子属下的下级官吏，史籍中关于他的记载比较少。大哥韩会是一位名士，他有口辩，会写文章，还擅长音律，与古文运动的前驱李华、萧颖士、梁肃等人志同友好。更喜欢谈论治世安邦的大略。韩会人仕之前，以道德文章闻名于江、淮一带，时人将他与崔造、卢东美、张正则他的三位好友等称之为“四夔”。其中韩会名气最大。他们四人的才德均可以担当大臣的高位。韩愈虽然出自一个普通的官宦之家。韩愈出生时，其父韩仲卿正在京师任秘书郎。他出生不到两个月，生母就离他而去，韩愈只有靠乳母李氏鞠养。在韩愈3岁的时候，父亲又离开人世。后此，他只能跟随长兄韩会返回故里河阳，靠兄嫂抚养。
韩愈的在老家河阳长到7岁。大历九年（744年），随在京师谋得官职的兄长韩会移居京师，开始了刻苦读书的生活。韩会在长安担任官品不高的起居舍人之职，在复杂的权力之争中，他投靠到当时的权相元载门下。元载是一个自恃恩宠、结党营私、排斥忠良、贪赃纳贿的佞臣。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查处元载，判其自尽。受元载一案株连的达数百人，韩会也因党附元载之嫌，被贬为韶州（今广东曲江）刺史。当时年仅10岁的韩愈只在京师过了3年的安定生活，又被迫随兄嫂踏上南徙的旅途。韶州是一个离长安有数千里之遥的荒凉去处，韩会虽然名为刺史，可是，作为贬官，其心情的抑郁苦闷是可以想见的。韩会自己没有亲生儿子，其弟韩介倒有两子，一个名叫老成，一个叫百川。于是，老成就过继给韩会为子，而百川却不幸夭折。年仅42岁的韩会在韶州仅仅生活了两年多，就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因病去世。韩愈的大嫂郑氏是一位经历过磨难意志坚强的人。郑氏按当时的风俗，扶着丈夫的灵柩，带上韩愈和老成，又踏上了北归的艰难路程。他们“凌大江之惊波，过洞庭之漫漫”，又从韶州千里迢迢地回到了故里河阳。
韩愈随嫂嫂回到故里安顿下以后，从建中二年（781年）开始，成德、魏博、山南、平卢等地节度使相继发动叛乱。藩镇的虎狼之军一度进入长安，连皇帝唐德宗也仓皇出逃奉天。历时5年这场战争，中原再次成为军阀角逐的战场。战祸也延及河阳，郑氏在兵荒马乱的背景下，再次带上韩愈、老成等家人加入了南逃的人流，于建中三年（782年）到达宣城（今安徽宣城）。原来在安史之乱时期，韩氏家族为了避乱，曾迁居江南宣城，并在当地购置了一些产业。郑氏夫人是一位有涵养、肯吃苦的女性，她除悉心照料全家人的生活外，还严格地教诲两位孩子刻苦读书。
由于韩愈从3岁起就失去了父亲，所以抚养教育韩愈的责任就落于其长兄韩会肩上。在韩会的指导下，韩愈从7岁就开始读书，每天能记诵几千字的诗赋文章。他不仅天资聪明，博闻强记，很有悟性，而且刻苦自励，勤奋好学。他读书能抓住学习的要领，在学习过程中积累了提高读书效率的经验。韩愈最重要的成才时期，是随长兄韩会到达韶州以后。韶州虽然是个离京师有几千里之遥的边远去处，但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朴实，是一个理想的读书环境。当时的韩会虽然名为刺史，但作为贬官，交际减少，公务不多，所以他利用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教育引导已初露锋芒的弟弟。韩会在辅导韩愈和老成的读书中，形成与流俗不同的特点。在韩会的指导和影响下，韩愈从开始读书，就有了明确的标准和选择性。在韶州3年，韩愈每日读书不辍，学业大有进益，13岁的时候就能信笔为文了。但是，韩愈的好景不长，长兄、恩师韩会不久就病逝。在回到河阳和转徙到宣城之后，韩愈又在郑氏夫人的鞠抚下继续读书生活。由于韩愈坎坷的不幸经历，与同龄人比显得更成熟一些。他不用寡嫂督促操心，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之中。凡是经典，比如《春秋》、《左传》、《公羊传》以及《史记》、诸子百家的学说，他都广泛阅读，悉心研究。他在读书中，不仅反复搞清词语章句，把握其本质精髓，还注意揣摩事业，联系实际，进行写作归纳，阐发其精神。在家庭的影响熏陶下，先后经过兄嫂的教诲，通过自己刻苦的学习和实践，韩愈逐渐成长为一位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志向远大的青年。
19岁的韩愈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中原地区的战乱逐渐平息。按封建时代士人的惯例，打算通过科举之门进入仕途，以便效力社会，施展自己的宏伟蓝图。
韩愈贞元二年秋，拜别嫂嫂郑氏，只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书籍，充满自信和喜悦的心情，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长安。韩愈去长安，原来打算先投奔其族兄韩，韩当时担任殿中侍御史，曾做过北平王马燧的僚属。但他到长安以后才知道，韩已因国事去了河中，不久又以身殉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韩愈只得跑到大街之上，求见北平王马燧，自诉是韩的堂弟，因生活所迫，请马燧照料。幸好马隧有感于韩殁于国事，没忘老部下的旧情，就收留了韩愈，并让他教授自己的两个儿子。这样一来，韩愈在京城的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韩愈入长安之初，对自己的道德文章和才华非常自负，对科考也充满所试必得的十足信心。有人把以往应试者的诗赋文章及策问对答拿给他看，并让他揣摩熟悉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时，他很不以为然。认为此类诗文都是平庸之作，自己完全可以做到“无学而能”。韩愈在从贞元二年到贞元七年（791年）的四五年间，曾三次参加礼部的进士科考试，每次。
韩愈三试三挫，内心充满不平，但他初衷不改，志气未消。事实既刺激了他，也教育了他。贞元八年（792年），他又参加了第四次科举考试。当时，唐德宗试图刷新政治，倚重力主改革的大臣陆蛰，政治气候比较有利。这次科举考试就由敢于直谏又擅长文章的陆蛰主持，并由提倡古文的梁肃担任助手。韩愈在少年求学时期就与梁肃有着师承关系，既然有了这层关系，韩愈就与好友李观、李维、崔群等去求见梁肃。为避嫌，开始梁肃拒而不见。后来由于他们4人多次求见，引起梁肃的重视，最后还是约见了他们。通过交谈，梁肃认为这批青年都是后起之俊秀，有人将来甚至可以“位极人臣”，登上相位。梁肃的褒奖，使韩愈等为之振奋。经梁肃的推荐，韩愈、欧阳詹、李观。李维、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等八人均一举进士及第。由于此榜人才荟萃，所以时人将这一榜称之为“龙虎榜”。韩愈自拜别嫂嫂进入长安后的6年间，4次参加礼部之试，最终取得了入仕的资格。
按唐制，礼部应试被录取为登进士第，而进士及第只不过是取得了入仕的资格。如要做官任职，还必须再经过吏部的严格考试。吏部择人有明确的标准和原则。其标准主要有“身”，取其体貌丰传；“言”，取其言词辨正；“书”，取其楷法遭美“判”，取其文理优长。如果考生达到这四条标准，在决定取舍时还要遵循“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通典》卷十五《选举典》），即先德行、再才能、再劳绩的原则和顺序。
韩愈于贞元九年（793年），第一次参加了吏部博学宏辞科的考试。他接受了以往礼部考试的教训，在应试之前特向韦舍人上了《应科目时与人书》，请求韦舍人推荐自己，认为此事对韦舍人来说是一件极平常的“举手投足”之事，信中既流露出韩愈急于仕进的迫切心情，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媚态。这一次他的好友李观被录取，而他却失败了。韩愈贞元十年（794年），第二次参加了吏部的考试，结果又遭到失败。
韩愈抱着复杂的心境离开过长安，回到故里河阳。此时，鞠养他长大成人的嫂嫂郑氏在宣城病故，由老成护送郑氏的灵柩也运抵河阳。韩愈看见亡嫂的灵柩和久违的侄子老成，凄楚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兄长临终前的嘱托和厚望，嫂嫂抚育教诲的恩德，以及送他进京时的“诲化谆谆”，企盼他“禄士而还，以为家荣”……这一切使他百感交集。再想想这坎坎坷坷的八九年，自己抛家舍业，辛苦奔波，却终无所成。不惟嫂嫂的“劬劳闵闵”、“在死而生”的大恩大德未及报答，竟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按照对长辈的礼节为郑氏服丧5个月。这时的韩愈已近而立之年，却连一个谋生的职业都没有，而嫂嫂的去世，又加重了韩愈照料家庭的担子。面对这一切，更增强了他紧迫感。他又从故里重返长安，并积极地谋取新的出路。
韩愈贞元十一年（79年第三次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结果又不中。急切的求仕之情和屡试屡挫的现实，使韩愈愤嫁不平。他除了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大加宣泄之外，又在不到50天的时间内连续3次给当朝宰相贾耽上书。在这些上书中，他谈到自己的艰难生活，“逞逞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也讲到自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坎坷经历。其实，韩愈所以低三下四，并不仅仅是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以谋私利。他在《答崔立之书》中曾说：“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书，以为圣人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于己也。”韩愈深受传统儒学的影响，信奉积极的入世哲学。他在上宰相的第三书中就明确表示，退隐山林之路只有那些独善其身、不忧天下的人才肯走的，“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韩愈的3次上书均未打动宰相，上书石沉大海。于是，他准备退出这种不公平的考试。韩愈贞元十一年五月，离开长安，回归故里。
韩愈自19岁人长安。在长安的近10年间，他饱尝了“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的艰险，忍受了“蹉跎逐颜低，摧折气愈下”的屈辱。经受了磨炼，增长了阅历，为后来前途创造条件。
中后期藩镇势力猖撅的时代，镇将发动叛乱的事件层出不穷。贞元十二年（796年），汴州（今河南开封）节度使李万荣病瘫，其子李乘机作乱。唐朝中央政府遂命当时担任东都（今洛阳）留守的董晋，以宰相的身份任汴州刺史、宣武节度副使，主持节度使事，前往平乱。董晋受命以后，由于董晋与韩愈叔父韩绅卿同事于淮南节度使崔园的缘故，董晋便邀韩愈入幕府。当时正在老家河阳的韩愈，依然过着“朝食不盈肠，冬衣才掩骼”的难以为继的生活，于是便接受了董晋之邀。不久，董晋就委任韩愈担任宣武军节度推官，后来又奏请朝廷给韩愈加了一个正九品上的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这样，韩愈在29岁总算谋得了一个官职。当时的董晋已是一位70多岁的老翁，他明事体，有胆识。他未集结大队兵马，仅带领韩愈等幕官随从十几人，经郑州，径入汴州。由于董晋是以宰相的身份担任节度使，再加上他老谋深算，行动迅速，处置得直，因此，很快就稳定住宣武的形势。董晋以息事宁人，不思振奋的方式笼络官兵。
韩愈汴州期间，由于幕府公务不多，比较清闲。但他的私人生活却比较充实。有几位朋友相继来到汴州，他们聚在一起讲文析道，交游唱和。当时与韩愈来往密切的几位主要朋友是、李翱、张籍等。
韩愈在汴州的两三年间，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留下多少建树，但在交友授徒方面却做了许多事情。这期间韩愈获得了较为稳定的俸禄收入，但他娶妻、生女，又有堂兄韩界遗编孤女来归，再加上韩氏家族也有人投奔，所以其家庭人口骤增至30口，这就使韩愈的家庭生活不可能有较大的改善。
董晋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去世，韩愈由汴州去洛阳，为董晋送葬。他们刚离开汴州四天，那里又发生了兵变，乱军杀死了临时代理董晋职务的部分官员，韩愈的家小也被困在汴州，他心急如焚。不久，又传出消息说，他的家人幸免于难，已经赶到了较为安全的彭城（今江苏徐州），韩愈由此结束在汴州的幕府生涯。
韩愈当年二月底，举家徙居徐州。他的家庭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在韩愈衣食困难、借贷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得到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的资助，暂时被安置在睢上符离（今安徽符离集）居住。
在张建封的照料下，韩愈的家庭生活总算有了着落，并且逐渐安定下来。他主要以闭门读书的方式，打发时光。当年秋天，张建封才任命韩愈担任了节度推官。
张建封在任用韩愈的同时，又对韩愈的工作时间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规定从当年九月到来年二月，韩愈除身患疾病以外，都必须“晨入夜归”，在幕府办公。对这种影响甚至剥夺韩愈读书、著文的强制性时间表，韩愈深为不满。他给张建封上书表示：如果真的要他晨入夜归的话，就是每天赏赐千金，一岁之中加官几次，他也不愿从命。可见在徐州的日子里，从一开始两人就发生了争执，韩愈的心情就不舒畅。尽管韩愈不安心于这种生活，但一时又无他路可走，因此，也只得暂时过着这种俯仰随人的日子。张建封爱好击球，韩愈就陪着他去球场，并做些应景的诗文；张建封喜欢打猎，韩愈又陪着他下了围场，当韩愈兴致勃发时，也写出些不朽的篇章。
张建封这年冬天，派韩愈赴京“朝正”，在京城长安，韩愈遇上同年好友欧阳詹。此时的欧阳詹任国子监四门助教，他看到韩愈到京，就带领国子监的生徒拜伏阙下，要求朝廷任命韩愈为国子监博士，结果未获成功。在由京城返回的途中，韩愈了解到，由于当年的水旱灾害和兵祸，使“生民为流尸”。于是，他心中产生一种上书皇帝，痛陈时弊，为民请命的强烈愿望。但他当时仅为节度使的幕僚，根本就没有这种权利。
韩愈回到徐州后，心情平静不下来，他在《海水》中，终于喊出了“我将辞海水”、“我将辞邓林”的呼声。4年的幕府生涯，韩愈虽然得以入仕，但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苦恼总是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贞元十六年（800年）五月，韩愈终于结束了徐州的幕府生活。
韩愈离开徐州不久，张建封病故，徐州也发生叛乱，韩愈又一次幸免于战乱的惊扰。贞元十六年（800年）秋，他携30口之家暂时寓居于洛阳。在洛阳，韩愈他失去了在幕府时期的稳定俸禄收入，生活比较桔据。但那里环境幽静，是一个读书和著述的好去处。生活虽然恬淡、闲适，又似乎充满诗意，可是，韩愈却始终信奉着儒家的入世哲学。所以时间稍久，他就不甘于这种寂寞的生活，于当年冬天就西去长安，谋求调选，补授官职。当时官场弊端丛生，对韩愈的请求只是虚于应付，让他等候安排，并不给以明确的答复。正在韩愈郁闷无聊的时候，他又巧遇也来参加调选的老友、此时已年过50的孟郊。在韩愈看来，官场既然如此，实在不值得留恋。他告诉孟郊“如今便当去，咄咄无自疑”。韩愈就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于贞元十七年（801年）三月返回洛阳。在洛阳的日子里，韩愈将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除读书著文外，韩愈还不时地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学生倘徉山水，泛舟垂钓，交流思想，切磋学问。有一次，韩愈的门生朋友侯喜邀请他到洛水去钓鱼，韩愈和侯喜却手持钓竿，从清晨一直坐到黄昏，好歹总算钓到一条寸把长的小鱼。他借题发挥，赋诗一首赠侯喜。诗中说当钓上一条仅能分辨出何处为鳞何处为鬈的小鱼时，两人“良久叹息相看悲。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逞逞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泥潭）”。他告诉侯喜，在小河沟里是不会有大鱼的，要钓大鱼就须到远处的大江大海。此时的韩愈，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之感，经世致用的理想并未混灭，一有时机他还会施展才华去干一番事业。
韩愈当年秋末冬初，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从此，开始进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国子监是唐代的最高学府，长官称“祭酒”。国子监下设几个学馆，各学馆分设主讲教员“博士”、辅助教员“助教”、“直讲”等若干人。四门馆是国子监属下的学馆之一，它主要招收六品、七品官员及侯爵以下的子孙，以及庶民子弟的优秀学子。是一座中下层土子的高等学校。四门博士的品级不高，仅是七品。朝廷任命韩愈担任此职说明，在学术文化界已很有些名气。韩愈是一位恪守儒道，饱经忧患的文人，尽管有些失意，等到任职莅事以后，又能为振兴教育奔走呼号。他曾着眼于“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导致生员不足的问题，上《请复国子监生徒状》，提出增加充实国子太学和四门学馆生员的建议。他也积极地利用学校这个育人场所，传道授业，奖掖后学，努力为韩门弟子和学馆生员寻找出路。韩愈在任博士的第二年（802年）春天，礼部又举行进士考试，中书舍人权德舆主考，陆惨辅佐评考。因韩愈曾因李翱的介绍与陆惨相识，所以，他一次就向陆惨推荐了侯喜。尉迟汾、沈粑等10人应试。其中多半是古文运动的后起之秀。这10人之中当年就有4人一举及第，还有5人后来也都先后被录取。由于韩愈的推荐能产生重要影响，后来不少举子都投奔到韩愈门下，称为“韩门子弟”。此时的韩愈年仅35岁，地位也不高，但在文坛上已有了相当的名望，这对于继续推动古文运动是十分有利的。在长安，韩愈以提携后进而闻名，登门求教的，请他品评指点文章的，使韩愈应接不暇。对这一切韩愈的态度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杨子给韩愈写信请教，韩愈立即复信，表示“学问有暇，幸时见临”。韩愈有一次，热情地接待过一位身着破衣、足蹬麻鞋的素不相识的人。此人后来写信指责韩愈，说韩愈不能像信陵君那样为候生牵马驾车，对他怠慢失礼。对这种无理的责难，韩愈并不计较，他赶忙复信予以解释安慰。对那些将诗赋文章当作敲门砖，企图投机取巧的不实之徒，韩愈则给以严厉回绝和批评教育。有人向韩愈讨求“速化之术”，即不用刻苦学习就能迅速成功的诀窍。韩愈复信指出：古之贤人学者只问义，而你却问功名，所企盼的是入仕，向我讨速化之术，无异于向盲人问路。由于韩愈弟子日多，声望日增，而诽谤也随之而来，对这种指责韩愈十分愤慨。针对士大夫阶层“好为人师”的议论，他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著名的《师说》，赠给弟子李皤该文详尽地阐明了师道的重要性，并决心以此自任。文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一时又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面对来自四方的强大压力，韩愈有些担心与后怕。既为了争得理解、同情，又为请求援引、支持，韩愈曾几次给权贵势要上书，对他们卑辞称颂，苦心求告。他给皇族宗室、工部尚书李实的信中说李实“赤心事上，忧国如家”；还馆媚说由于李实“条理镇服，宣布天子威德”，使大灾之后，“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连那些老奸宿赃也慑于李实的清正威严，“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被韩愈捧上天的李实，事实上是一个欺上压下、聚敛无度的权臣。韩愈为了解谤，也为了自全，有时确实也表现出胆小动摇、忧谗畏讥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