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对外贸易重心、贸易制度、商品结构、贸易规模、贸易商人、航海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变化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而且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变化具有深刻的国际影响，为贸易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推动了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立足于唐宋对外贸易的考察，上溯可以看到西北陆路贸易与东南海路贸易并行发展和兴替变换的过程，下瞰可以认识直到19世纪前后依然运行的南海贸易体系或“亚洲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一对外贸易重心的转移：西北陆路贸易到东南海上贸易
1.汉唐丝路贸易的发展
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中国史籍有明确记载的对外贸易都是从时代开始的。《汉书·西域传》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不仅西汉政府与西域的交往自出使后才开始，内地与西域的贸易也自此才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在此以前，中国的商品已经传到身毒和大夏，张骞在大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被告知是大夏的商人前往身毒国买得。那是通过蜀地与印度之间的商路贩运的。西域各国直通长安的商路尚未建立。但是西域诸国听闻汉朝大富饶，“贵汉财物”，希望与汉朝的交往。汉武帝决定利用他们对汉朝财物的需求，“以赂遗设利朝”，建立与西域的关系，使自己的“威德遍于四海”。汉武帝的政治需求为内地与西域的贸易打开了大门。
张骞之后，西汉开始频繁派遣前往西域诸国的使节。西汉使节自新置的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发使抵安息、奄蔡、牦轩、条支、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西域诸国也有不少使节跟随汉使出使汉朝，“外国使更来更去”。汉朝给予优待，在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并向他们展示大汉的富盛。汉武帝“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这更激起了西域诸国与汉朝交往的愿望。使节的往来也伴随着贸易的发生，汉朝派出的使节与张骞当年一样，携带大量中国物品，“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对西域国家“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同时也“求奇物”，获取各国的宝货。
商业的贸易也同时兴盛起来。各国通过商业贸易获得汉朝的商品。当汉武帝派遣使节，带着黄金交换大宛的战马时，昔日贵汉财物，苦不能通的大宛已经“饶汉物”。颜师古注曰：“饶汉物”就是“素有汉地财物，故不贪金马之币”。使节和商旅频繁往来，在内地与西域间形成了南、北两条稳定的交通线。《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条道路上需求最大的中国内地的商品是丝绸。当时汉朝是唯一可以生产丝绸的国度，周边民族与汉朝交往中丝绸是最受欢迎的物品，如“匈奴好汉缯絮食物”，“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商路开通后，刺激了西域诸国，乃至西亚、欧洲等地对中国丝绸的需求。这两条通道也成了中国内地通向西域和印度、西亚和欧洲的商路。
在汉武帝经营西域以前，地中海、伊朗和印度间已经存在一个经济交流圈，汉朝与西域间商路的开通，将中国内地与这个经济交流圈联系了起来。从而也把汉朝和当时西方最强盛的罗马帝国联系起来。罗马需要的中国商品至少百分之九十是丝绸，此外还有毛皮、铁、肉桂和大黄。希腊、罗马人首先通过丝绸认识中国，将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希腊人拖雷美《地理书》将中国称为赛里斯（Serice）和秦尼（Sinae），言其处于世界极东，书中有《赛里斯记》和《秦尼国记》。白里内《博物志》记载：“赛里斯人林中产丝，驰名宇内……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虽然于公元1世纪末，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交趾，但陆路仍旧是与中国的主要贸易渠道，海路始终未起决定性的作用。汉朝与罗马的贸易主要通过中亚和西亚诸国商人中转，两者之间贸易的发展反映了汉朝丝路贸易的状况。
两个基本的因素决定两汉直至隋唐时期，西北丝路在中国对外贸易路线占据主导地位：一是中国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洛阳地区，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尚不发达，对外贸易的商品供给在北方，在以奇珍异宝为主的进口品的消费市场也在北方，其中京城是最大的市场；二是当时与中国贸易的主要国家是西域、中亚和西亚诸国，也是他们担负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中间商。两汉之时，大夏、大宛、康居、安息等是汉朝的主要贸易国。这些国家“贵汉财物”，重视商业，积极开展与汉朝的贸易。《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称大夏“善贾市”，都城中“有市贩贾诸物”，康居遣质子至汉，目的并非政治臣服，而“欲贾市为好”。安息国“商贾舟车行旁国”，高附国“善贾贩”。西域和中亚西亚重视商业，善于经商的民族是当时中国与西方贸易的主要贸易力量。东汉所派的甘英欲往大秦时，安息人以计阻止了他的行动，原因是“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安息想继续牟取汉朝和罗马中转贸易的利益。
时期，西北丝路的交通和贸易继续发展。曹魏和西晋是汉武帝和东汉班超经营西域后丝路贸易又一个较大发展的时期。曹魏恢复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西晋时联系进一步得到巩固，使“西域人入贡，财货流动”。《志》卷30《魏书》称：“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西域诸国与中原的交往仍然很频繁。而且此时，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进一步扩展，由汉代的南北两道发展为三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羌辅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三道往西接天竺、大夏、条支、大秦等。即使在东晋最纷乱的时期丝路贸易也未中断，不仅北方的政权与西域保持着经济文化交流，西域直达南方的商路也是畅通的。而且远达罗马的中国丝绸有增无减：公元380年前后，罗马“服用丝绸，从前只限于贵族，现在已推广到各阶级，不分贵贱，甚至于最低层”。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渐少，丝路贸易再次繁荣。《洛阳伽蓝记》卷3形容道：“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因乐中国风土而定居于洛阳的万有余家，洛阳城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隋唐统一以后，西北丝路进入鼎盛时期。《隋书》卷67载裴矩《西域图记序》称当时“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即分别从伊吾（哈密）、高昌、鄯善达于西海（地中海）的三条商道。裴矩为隋炀帝筹办了在张掖接见西域二十七国首领的大朝会，和在洛阳市中大宴外国商人和使节的龙须宴，与会者数千人。这当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也推动了丝路贸易的发展。丝路贸易更盛于往古。从陆路来到长安的西域胡人数以万计。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已有叙述，下至街头卖胡饼的小贩，上至资产以亿万计的大商，通过丝路来华的商人们长期定居于长安。纪宗安先生论述了唐代丝路贸易的发展和路线的变化。她指出，由于西突厥兴起后积极介入丝绸贸易，控制了善于贸易的粟特人，并联合拜占庭打击波斯，与拜占庭展开直接贸易，贸易路线逐步北移到西突厥控制的中亚北部。贸易规模继续发展。西突厥本身是丝绸的巨大消费者，汗王和身边的人都服用丝绸，其帐篷也用丝绸装饰。西突厥还将大量丝绸远销西亚、南欧和北非，将丝绸贸易推向了高峰。阿拉伯建立的大食帝国在8世纪初征服中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在西域地区，8世纪中叶，回鹘的绢马将丝路贸易再一次推想高潮。而绢马贸易所代表的已是丝路贸易最后的辉煌，8世纪后期，海上贸易不断发展，已显示了后来居上的势头。
2.汉唐五代海上贸易的发展
《汉书·地理志》第一次明确记载了中国到东南亚和印度的航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出发，经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到黄支国，由黄支船行可到皮宗、已程不国。这条航线从雷州半岛出发，沿着东南亚中南半岛，抵达印度东海岸，回程时则取道锡兰和苏门答腊。据《汉书》记载，这条航线自汉武帝到时期一直畅通，从而通过海路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圈联系起来。上文已论及，在这一时期，罗马商人也通过海路到达汉朝的交趾，“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这条航线已展现出双向的交流。但是，这条航线充满了艰辛，首先，往还时间漫长，从徐闻到黄支，不计中途的耽误，单程需要12个月，“不者数年来还”，从其漫长可见航行主要是循岸而行、依靠地表目标和牵星术导航；其次，航程中充满蛮夷剽杀人、风波溺死等危险；第三，需要不断更换向导和船只，即“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这条航线上流动的商品主要是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与黄金杂缯的交换，是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海路的贸易同样面临着陆路的旅程漫长、充满危险等等艰难，贸易的规模和效率与陆路相比未见任何优势，反而在僻处一隅、远离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徐闻和交趾展开，贸易自然无法与长安、洛阳的贸易相提并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交通成为南方政权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海上贸易有了较大发展。显著的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的港口从徐闻、合浦转移到经济条件更好的交州和广州，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明显增长。孙吴黄武五年（226），“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而且称大秦国“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南北朝时期交、广的贸易有更大发展：“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积王府”。当时的交州“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广州也“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可见贸易之繁盛。
二是出现了新的航线。《汉书·地理志》所载航线还是自海南岛以西循岸而行，航线曲折遥远，往还时间也很漫长。至迟在东晋时期已经出现从东南亚经过海南岛以东直达广州的航线。东晋法显《佛国记》记载：法显自苏门答腊乘商船回国，目的地是广州，“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尔”，故出发时每人“赍五十日粮”。从时间而言，已不是如汉代那样循岸而行，而是从深海直达广州。商人对航程的描述和所作准备说明这已是一条成熟的航线。常骏出使赤土出发时大约也是走这一航线，从广州出发，通过林邑以东的深海，大约五十余日达到赤土国国都。法显是四月从东南亚北上，常骏是十月自广州南下，都是利用季风航行。
三是通过海路来华的外国商人和使节更多了。《南史》卷78记载的国家有林邑国、扶南国、诃罗国、天竺国、师子国等十余国，皆与中国有使节或商贸往来。这些国家推动了中国与海外的联系。如当时称雄东南亚的扶南国就很重视贸易。孙吴政权曾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写有《扶南记》等诸国见闻。扶南是当时东南亚的强国，“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强盛的扶南国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及以西地区贸易的桥梁。法显《佛国记》载，他所搭乘来中国贸易的船只共有商人约二百人，大致反映当时的贸易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