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之战，亦称白村江之战，指的是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发生的一次水战。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此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其以唐朝、新罗联军的胜利的最终结果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名称：白江口之战

地点：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

时间：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

参战方：唐朝、新罗；倭国、百济

结果：唐朝、新罗联军胜利

参战方兵力：唐军7,000人战船170余艘；倭军42,000人战船1,000余艘；新罗军5,000人；百济军5,000人

伤亡情况：唐军不明；倭军伤亡1,0000人；新罗军、百济军不明

唐军指挥官：刘仁轨，刘仁愿，扶余隆

倭军指挥官：安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

新罗军指挥官：文武王，金庾信

百济军指挥官：扶余丰

矛盾双方各有所依唐朝出兵护佑新罗

这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水陆联军相遇胜败取决水军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根据周留一面临水，三面临陆的实际情况，击破熊津的唐新联军分为两路进击周留：一路在刘仁愿、孙仁师及新罗文武王的率领下，由陆路进击周留，在陆上三面围困周留之敌；一路在刘仁轨、杜爽及扶余隆的率领下，自熊津江由水路前往白江口，在水上阻断周留之敌的外逃之路。

八月十三日，刘仁愿、孙仁师及新罗文武王所率唐新陆军进抵周留外围。不日之后，唐新陆军开始进攻周留，守备周留外围的百济与倭国陆军因鬼室福信之死而士气低落，难以抵抗其进攻，周留外围诸城被逐一攻克，守军相继投降。唯有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唐新联军围攻数日不克。

至此，在陆路上双方军队形成对峙局面，战役成败即落到双方水军的对决上。一旦唐新水军击败倭与百济水军，唐新水陆联军即可合围周留，周留即克；一旦倭与百济水军击败唐新水军，周留之敌则可得到外援，周留难克。同时，刘仁轨、杜爽及扶余隆率领的唐新水军一万余人，分乘一百七十艘战船亦进抵周留外围，停泊在白江口之上，并按照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

唐朝水军船大而坚诱其入围发射火箭

八月二十七日，倭与百济水军四万余人（倭水军四万，百济水军五千），乘坐一千多艘战船抵达白江口，双方水军于此遭遇。倭与百济水军经过简单布阵之后，率先冲向唐新水军水阵。由于唐军船皆是艨艟巨舰，舰大而坚利于防守，而倭军船多是舢板小舰，船小而薄弱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经接触，倭与百济水军立刻便处于下风。倭与百济水军在统率的命令下，慌忙将战船撤回，并重新整队布阵，与唐新水军继续对峙。此时唐新水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立刻重整水阵坚守。

八月二十八日，经过一夜重整的双方水军继续鏖战。倭与百济水军统率们总结前一日的败退原因，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倭与百济水军统率们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坚守的唐新水军。倭与百济水军首先进击唐新水军中军巨舰，意图将唐新水军由中军为突破点分割为两部，并分别加以围困，然后歼灭。

唐新水军统率刘仁轨等见此形势，遂命令唐新水军自中军佯撤，引诱倭与百济水军进入唐新水军水阵，倭与百济水军不辨其计，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入唐新水军水阵。待倭与百济水军完全进入之后，唐新水军即由左右合围之，倭与百济水军被完全围困在水阵之中。此时，双方水军水战已进入胶着状态。于此，唐新水军凭借船高舰厚，自上而下发射火箭，倭与百济水军因舰小船薄，纷纷中火燃烧，水军军士纷纷弃船跳入海中，又于海中中箭，顿时丹血四溢，海水为之一赤。见此形势，倭与百济水军统率于是命令向唐新水军舰船发射火箭，奈何唐新水军船高舰厚，虽然一处着火，随即可以扑灭。眼见发射火箭亦无作用，倭与百济水军登时慌乱。有的舰船不辨方向与唐新水军巨舰相撞，即刻沉没，军士死伤无数；有的舰船慌忙逃窜，烟雾之中不分敌我，竟然与己方船舰相撞，亦即沉没，军士亦死伤无数。倭与百济水军统率朴市田来津于是“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其后，倭与百济水军残军溃退。见此状况，先前在岸上守备的百济王扶余丰立刻乘小船逃窜，前往高句丽。

日本势力退回本土高句丽和百济灭亡

九月七日，唐新水军白江口大捷之讯传至周留，守备周留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领守军投降。不日，百济全境叛军即全部投降唐新联军。与之同时，倭国陆军慌忙自周留及其他地区撤离，九月十九日即全数撤回倭国国内。至此，百济全境平定，唐新联军完全控制了半岛南部局势，高句丽失去了南部屏障，这为唐新联军北进消灭高句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68年十一月，唐新联军自南北夹击高句丽，平壤城破，高句丽灭亡。至此，半岛北部战役宣告结束。于此，自五世纪中前期开始的、主战场位于朝鲜半岛的一场由唐朝、百济、高句丽、新罗以及倭国五国参与的浩大的东北亚国际战争宣告结束，唐新联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高句丽、百济灭亡，倭国势力退回本土。不久，唐朝于朝鲜半岛高句丽及百济故地设立安东都护府，新罗起兵反抗唐朝，唐罗战争爆发。唐朝取得了大同江以北所有土地，新罗则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

日本受挫深刻反省开启唐风文化时代

白江口之战的失败，使日本统治阶级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也促使以日本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进行了深刻地反省。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唐王朝，是东亚和世界强国，日本想要和唐朝抗衡，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备中央集权体制，加强和巩固王权，建立健全各种律令制度，同时努力改变治国安民的基本国策，大力兴修水利，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崇尚节俭，加强吏治以省民力，实现国富民强的目的。事实表明，此后的三十八年间，日本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白江口之战后，日本统治者认为，要使日本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否则，发展经济文化是不可能的。故此，日本统治者不断与唐朝维持和发展良好关系，还在对唐关系中谋求改变称藩称臣的不平等地位，同时，对新罗也表现出较高热情，不断派使与新罗发展经济贸易关系。703年，日本派了一个204人的使节团赴新罗，谋求改善和发展关系。709年，新罗使者抵日访问，日本朝廷设宴款待，右大臣藤原不比亲切接见，要求与新罗“成往来之亲，结两国之好”。并转送新罗王大批丝绸锦缎。整个奈良时期，日本与新罗之间使者往返达三十八次之多。

发展对唐关系，全面吸收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是当时日本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派遣唐使，就是其重要措施。白江口之战后以及整个奈良时期，日本不在计较朝鲜半岛南部的利害得失，而是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到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吸收唐朝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以致形成了所谓“唐风文化时代”。

实力决定胜败一仗唐倭成交

唐朝是当时世界强国，政治经济文化均处领先地位。作为唐王朝，只要承认主从关系，不论国家大小，皆爱之如一，怀柔存抚。唐朝出兵帮助新罗的主要目的，就是扶持弱者免遭欺凌或吞并，借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继续保持业已存在的关系，满足天朝大国的虚荣心理，当政治的外交途径行不通时，才出兵帮助新罗大败百济与高句丽，完成统一的。白江口之战之后，唐朝主动从朝鲜半岛撤兵，进一步加强了同新罗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使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经济文化得到更快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新罗和唐朝联军取得白江口之战的胜利，有利于遏制日本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渗透和蚕食，因为大和国在统一日本列岛后，经济文化很快发展，同时，日本又不断向朝鲜半岛南部发展势力，四世纪中叶时，派兵侵占了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作为向北吞食发展的据点，但在新罗统一并不断强大起来以后，才驱逐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这对东亚地区和平和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白江口之战后，而唐王朝也不计前嫌，主动遣送白江口之战的日本俘虏回国，并派遣在唐的日本留学生和学位僧回国，借以改善两国的关系，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又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对中日双方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