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立国三百多年，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朝代之一。但就国势而论，则自太宗伐辽失败，宋朝即显露武力不振的弱点。加以契丹之外，西夏、女真、蒙古，相继兴起，与宋人竞逐东亚大陆。宋人以积弱之势，为经略外敌或御戎图存，讲求外交，遂成重要国政，其得失影响于国运兴衰者，亦特别巨大。而宋人外交，基于传统经验，联夷攻夷或以夷制夷显然仍是主要策略。本文内容，主要就在介绍两宋历次联夷外交的概要，并对其得失略加评讲。

壹、联夷攻辽与歧沟关之役

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渊源甚早。从汉初北伐匈奴失败，中原农业社会感到对抗塞北游牧民族不易，为制驭戎狄，发展国势，便萌生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策。两汉时期，为对付匈奴，经略西域，固己广泛采行分化，联夷，徙胡守塞及使用胡兵等策略。到了唐朝，由于突厥强大，唐室也曾使用分而制之的方法，卒予解决。其后吐蕃入寇，唐室甚至借用回纥之兵，以为应付。可见以夷制夷的政策，在以中原农业社会政权为主体的中国，早己有其传统经验。

汉唐的以夷制夷之论因匈奴、突厥强大而起，相似的，宋代的联夷外交亦展开于太宗攻辽受挫以后。

宋代建国之初，继承后周世宗雄略遗绪的太祖太宗兄弟对于重振华夏声咸，拓展国势，原是颇具自信的。所以太祖得位不久，即曾与宰相赵普商议，谋复燕云，但因趟普力持谨慎，宋代的联夷外交与国运加以反对，方始暂罢。转而先从削平割据着手。及太宗继统，南方悉定，宋廷的注意又转而北向。太平兴国四年（公元九七九年）正月，太宗已不顾北汉与契丹的从属关系，表示「太原我必取之」，并告诉契丹使节，：「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辽史景案本纪）可见宋廷在出征太原之际。实乃心雄气锐，不但对灭取北汉满怀自信，就是击败契丹，恢复燕云也己在计划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宋人当然还不会考虑到采用借助外力的联夷策略。

太宗亲征太原，虽顺利攻灭北汉，并乘胜伐辽，围攻燕京：不幸高梁河一战，被辽将耶律休哥所败，宋军大溃，辽军追击，太宗流矢伤足，乘驴车走免。丧失军械、粮馈不可胜计。

至此宋人对辽作战信心已受到严重打击。郎分臣僚纷劝太宗改采守势，左拾遗张齐贤更从儒家观点，提出安民养德之说，认为「广推恩于天下之民」、「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但太宗志切复仇，主战者不堪契丹连番入寇’亦建言速取幽蓟。故宋廷仍积极筹议再举。而对契丹战力既怀戒惧，连络东北诸部，共同对付契丹，以增加胜算的联夷攻辽外交遂告展开。渤海亡后的残余势力则首先成为宋人争取的对象。

渤海与契丹本为宿仇，在辽太祖阿保机灭渤海后，其残余势力仍不断反抗。辽太宗时，介入中原政局，注意力转移；继立的世宗’穆宗则不恤政事，在此有利环境的培养下，渤海残部势力更得滋长，成为契丹的隐患。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攻幽州时，曾有渤海酋帅大鸾河等三百余骑来投，宋廷对东北的情况大获了解，高梁河之后既败，为布署对辽再度用兵，即设法连络。太平兴国六年，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约「尽出族帐，佑予兵锋，俟其剪灭，沛然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原，朔汉之外，悉以相与。」同年另一渤海残部定安国亦托女真贡使附表来上，表示「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土，攻破城砦，俘略人民」。故愿「受天朝之密画’率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不敢违命」。太宗特答以诏书，重申前旨，合力攻辽。（宋史.渤海国传）

乌舍据学者考证，即辽史所称兀惹，地在今牡丹江上流。

定安国位置则在今鸭绿江中游及佟佳江流域。他们皆渤海亡后之残余势力，不甘契丹长期役属，愿与宋合作抗辽，宋廷亦把握这种情势，图藉敌忾同仇之心，动以爵赏裂土之利，联合对辽作战，期能分散契丹军力，—举克敌。

公元十世纪后期的东北亚，除渤海残部之外，还有女真、高丽两大势力。当时的女真为部族分立的状态，分布于今松花江以东，长白山及鸭绿江一带，为取得物资，五代时已通中原，宋太祖建国以后，更频频入贡，沿鸭绿江与辽东半岛海岸渡渤海到登州，进行贸易：以马匹、毛皮交换绢、茶与工艺品。其后随着宋朝对马匹需要的增加，这种越海贸易规模也日趋扩大。所以，基于经济的需求，女真与宋朝发展成亲密的关系，而宋朝不但于此获得马匹的补充，并且也透过女真的协助，取得与定安、乌舍等部的连系。

高丽方面，由于契丹灭其同种之国渤海，威胁其北境，又曾遣使后百济，谋共图高丽，故高丽王廷对契丹素无好感，政治态度也一向亲附中原。赵宋建国，即迅速遣使入贡，建立关系。太宗继立，由于经略北方，更主动加强对高丽的连络。以高丽的立场而论，与宋接近，既可输入进步之文物，又可藉北宋之力，牵制契丹、女真。在这种互利的基础下，太宗时期，宋丽关系特别紧密，双方信使往还，封赠通贡，无年无之。而宋朝对高丽加意笼络，当然就是希望在宋辽抗争中，高丽能发挥牵制作用，甚而必要时能发展为共同对辽作战的军事合作。

宋廷为大举伐辽，除外交部署之外，军事上亦于边郡广屯重兵，「只俟严冬，即申天讨」。甚至契丹方面也获有「宋多聚粮边境」，「主将如五台山」的边报。似乎东北亚一场国际大战已迫于眉睫。（辽史.圣宗本纪）但此后数年，定安、乌舍可能忌惮契丹强大，不愿率先挑起战争，所以并无军事行动之消息。宋方亦以连年兵战，议者多请息民。独立进攻更无制胜把握，于是二度伐辽之役，遂告暂罢。

宋朝联合渤海残部夹攻契丹的军事订划虽未即实现，但西元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契丹已面对一种不利的国际情势。渤海残部、女真、鬲丽皆与北宋联通，甚至可能正在酝酿一场联合攻辽的国际军事行动。因此，不论为化解遭受围攻的危机，或维持北亚霸权的帝国声威，及时采取措施，突破孤立情势，已是契丹当局迫切的课题。当时契丹的对策显然是采取强力军事进攻，藉以迅速粉粹反辽联盟。而东北诸部中，鸭绿江女真不但卖马于宋，且位于乌舍、定安两部与宋通路的中途，同时又是契丹进入而丽的必经要冲，如将其制服，既可切断宋朝重要马源，阻绝渤海残部与宋人之连络，又可打开经略高丽的大门。因此，鸭绿江女真成为契丹首先攻打的对象。

大平兴国八年（公元九八三年，辽圣宗统和元年），辽廷以征高丽为名，检视兵马。十月，命宣徽使耶律阿没里等将兵东讨，次年二月，阿没里奏报「讨女真捷」。四月，全军凯旋，阿没里获授政事令。经过此次用兵，契丹势力遂达鸭绿江中下游一带，而且出入高丽之路己通。故略经休息，辽廷又于雍熙二年（九八五〉七月下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

。但以天气尚暑，辽泽沮洳，远道行军不便，乃命耶律斜轸为帅，于九月间，兴师攻打鸭绿江上游的定安国。次年正月，斜轸凯旋，掳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及其它物资。至此，不但经略高丽之路已通，就是可能来自渤海残部的侧面威胁也已清除。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雍熙三年正月），宋太宗一面遣使命高丽出兵攻辽，一面命大将曹彬、米信、潘美等分路进兵。

宋人第二次伐辽战争爆发了。

宋大宗二次攻辽。一般皆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的记载，认为是辽景宗去世，辽圣宗年幼继位，母后当政，宠幸用事，因而宋朝乘机北伐。（见长编卷二十七，宋史卷二五八）但景宗之崩，在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宋廷若要把握契丹国君新丧，嗣主年幼，政情不稳的用兵良机，则北伐行动早应展开，何以又拖延三年余，至雍熙三年（九八六）始告后动。而且辽景宗崩逝不久。宋太宗还下令边州「各务守境力田，无得兰出边关，侵扰族帐及夺略畜产」，「违者重论其罪」。（长编卷二十三）完全是避兔生事的和守态度。相对的，契丹方面，主政的太后则选贤任能，注重刑狱，劝谋农桑，政情平稳，也无可乘之衅。另外，史载此次宋廷北伐决定颇为仓促：

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长编卷二十八）

一日之内，召商枢密六次。且不与宰相计议，显示事机紧急。

因此，宋太宗第二次攻辽，不进军于辽圣宗继位之初，却拖延数年，在契丹积极经略东方，反击亲宋势力之际方始发动，并且还通知遭受契丹威胁的高丽共同进攻，这显然说明时机的选择是着眼于契丹军力分散，以及联夷外交下高丽的同仇敌忾，而不是契丹主少，母后专政。所以才为了把握戎机，匆促命将出师。

宋太宗经数年外交部署，虽因契丹主动反击亲宋势力而获得北伐良机，不幸歧沟关一役，仍为契丹所败。此后辽军乘胜，频频深入寇扰，河北大受摧残，太宗深为追悔，曾面告大臣，「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长编卷二十八）因此，歧沟关一战可说打垮了宋人对辽作战的信念，不得不改采守势，联夷攻辽的政策，恢复燕云的大计，皆告搁置。后来高丽遭辽攻打，遣使请宋出兵伐辽，宋朝也加以拒绝了。

由于歧沟关之败，北宋联夷攻辽以复燕云的策略目标是落空了。推究其因，当然宋军缺乏临敌制胜的战力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渤海残部与女真的力量薄弱，禁不起契丹打击，以及高丽敷衍观望，不能发挥牵制合击的效果，也有关系。但契丹在连续用兵东方之际，仍能迅速将主力转移，应付宋人的进攻，而且保持充沛的战力与高昂的士气，似乎更是整个策略成败的关键。据辽史记载，经过一场寒冬征战，讨平定安国及附近女真的契丹东征军，甫于二月中旬还军归朝，而三月初，宋军已三路入境。辽廷即「诏趣东北兵马，以为应援」。耶律休哥得此后援，乃转守为攻。破宋军于拒马河，又败之于歧沟关。

耶律斜轸则驰赴山西，克复诸州，并亲自设伏，陈擒骁将杨继业。继业号无敌，攻据云、朔数州，及其败死，宋诸州宋将皆弃城遁。影响不可谓不巨。（辽史卷十一）契丹具有如此优越的机动力与持久战斗力，难怪能成为当时威霸北亚的超强。宋军既乏临战制敌之力，遂至功亏一篑，所谋无成。对辽政策也转而弃战谋和。终有澶渊之盟的订立。但由于燕云未复，「北虏」的威胁，也就成为北宋挥之不去的阴影了。

贰、联番制夏与德明就抚

北宋到太宗时期，不但伐辽失败，造成重大国防问题。另外在西北也因企图吞并西夏不成，引起边防严重困扰。西夏可以说是唐末藩镇割据的残余。唐僖宗中和元年（八八一），黄巢攻据长安。陕北党项羌酋拓拔思恭助唐讨贼有功，被命为定难军节度使，统有陕北数州，后长安克复，唐室封思恭为夏国公，赐姓李，此即西夏的起源。西夏割据陕北，历时百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九八O），西夏由李继捧继统，但宗族不服。时宋已削平诸国，割据势力惟余西夏李氏，如能加以撤藩，和平统一，自为宋廷所愿。加以伐辽新败，若得夏人献土，亦可补声威之挫。所以太宗在太平兴国七年，遣专使征召继捧入朝，遂并其所领五州之地。但西夏部族本非汉种，割据政权有其种族特性。故李继捧入朝献地，其族弟李继迁即纠合棠羽，连络族众，以兴复为号召。西北边患遂起。

李继迁叛后，请降契丹，辽圣宗妻以公主，声势渐振，宋廷则以北鄙不宁，甚至有岐沟关之败，无法专力对夏，终太宗之世，剿抚无效，边扰日甚。

至道三年（九九七），宋太宗去世，真宗即位，为解决西北并扰的困局，朝臣弭兵之论大起。对西夏问题也一意用抚，以期收拾边局。故真宗初立，即遣使谕李继迁，依其要求，授为定难军节度使，尽予李氏旧有五州之地，复赐姓名，期弭边患。但继迁声势骤涨之后，野心更大，已不以恢复故土为满足，咸平元年（九九八），边警后起，麟、府、鄜、延等陕北州郡频频告警。甚至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粮运断绝，陷入孤危。时河北边警未解，于是在西北交困的难局之下，宋廷不得不又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进行联吐蕃以制西夏。

吐蕃在唐朝中叶盛极一时，唐室饱受威胁，至唐末衰落，五代时期已微弱不足道，其东方部族以凉州（甘肃武威）、鄯州（青海宁夏）为中心，散居甘青一带，各成部落，不相统属。至北宋初年，情况犹然，而当时宋廷经营方向首在统一内部，避免生惹边事，且需要吐蕃马匹以供战备，故对吐蕃专以恩抚羁縻为策。而蕃族亦以卖马为利，倾心于宋。淳化年间（九九O一九九四），宋太宗曾遣丁惟清往凉州市马，因蕃族之请，遂留知凉州府事。宋廷亦授凉州六谷蕃酋折甫喻龙波为保顺郎将。宋朝与凉州吐蕃的关系大为增进。到了太宗末年，由于继迁势力日大，威逼吐蕃，劫扰宋蕃马匹交易，宋蕃以利害一致，故双方即从经济为主的友好关系进一步酝酿为共同对夏的军事联盟。

至道二年（九九六），宋朝出兵攻讨李继迁，吐蕃折平族已上言部落为继迁所侵，愿会兵灵州，以备讨击，太宗当时尚有自信对付西夏，故仅「赐币以答之」，及宋师进讨无功，真宗即位，归还西夏五州，反而导致西夏势张，边患更为严重，于是笼络吐蕃以弱西夏，遂成宋廷西北边防政策重心。咸平四年（一OO一），久遭继迁围困的灵州情势危急。宋廷弃守难决。这时吐蕃回鹘皆因不甘西夏侵迫，要求与宋朝合兵击夏，于是双方军事合作的时机顿告成熟，宋廷特授西凉吐蕃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以次各酋豪为怀化将军，并遣专使前往册命，「藉其戮力，共讨继迁」（长编卷四十九），接着更采纳吴淑「以夷攻夷」的建议，下诏：「西蕃诸族有能生擒李继迁者，当授节度使、赐银、彩、茶六万。斩首来献者，授观察使，赐物有差」（长编卷五十）而吐蕃诸部中，凉州潘罗支堪为最强雄长，故宋廷特命专使，拟前往凉州，谕其进攻继迁。但潘罗支不待宋使之行，已主动致书宋边，请示出兵日期，以便配合。宋朝命其「宜整师旅以俟，出师即往报」，宋蕃夹攻西夏的计划已告确立。但联合的军事行动迟迟未见展开，久困无援的灵州卒于次年三月陷落，宋军防线太幅后撤，联蕃攻夏的计划落空。

此次宋蕃联合攻夏的布署，由于吐蕃态度积极，宋朝也急于解灵州之围，双方合作理应顺利，结果未见行动，坐视李继迁获得重大胜利。此固缘于继迁机警过人，常能先发制人，掌握战局主动，但宋人秉持传统观念，视外族为豺狼，不可信任，以致疑惧滋生，决事迟滞也有关系。所以宋真宗命梅询、宋沆出使潘罗支时，指示说：

朕观盟会图，颇记土蕃反复，狼子野心之事，今已命王超等出师，若难为追袭，即灵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须遗。（长编卷五十）

可见虽然宋朝已决定出兵援灵州，却无心与吐蕃确实合作，如果没有把握追击李继迁，便不通知吐蕃出兵。

继迁攻陷灵州，建以为都，野心更张，大力向河西发展，威诱吐蕃，欲收为己用。但潘罗支仍亲向宋朝，并请进兵会攻继迁，收复灵州。这时宋朝也顾虑如果吐蕃落入西夏之手，西北尽成继迁势力，其祸更巨。所以为争耳又吐蕃，威平六年（一OO三），升授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宋制素少以节铖颁外夷，今毅然授潘罗支以方面之任，可见重视之一般了。但实际宋廷此次结好吐蕃的用心，主要仍在巩固马源，及制衡西夏。对联兵会攻，并不积极。所以潘罗支屡请会攻继迁，宋廷朝议仍认为「西凉去渭州限河路远，不可预约师期，第诏令常为之备，俟贼侵轶，即命边兵掎角」（宋会要方域部卷二十一）已形同观望了。

宋蕃联兵攻夏虽未实现，但继迁以西凉水草丰美，潘罗支不为所用，故不待宋蕃行动，又主动西进，威平六年十二月，攻陷凉州，丁惟清被杀。幸而潘罗支诈降，阴集诸族合击，继迁大败，中流矢，不久去世，而西北边局也意外获得缓和。

李继迁挫死西凉，子德明继立。潘罗支也于半年后，被亲附继迁的部族所谋杀。时契丹大举南犯，真宗议北征而深念西鄙，所以继续推行连结吐蕃的政策。追赠潘罗支为武威郡王，遣使赙恤其众，并以其弟厮铎督继为朔方节度使，尽领潘罗支旧职。

当宋受逼于辽，吐蕃新易其主之际，西夏德明亦以初即位，政权尚未十分稳固，新获之地亟须整顿经营，久战之师亦待休息，故对宋态度转变。而真宗时期的宋廷亦以靖边为务，欲藉继迁之死，收拾边局，因而诱以财货之利，招纳德明。于是继澶渊之盟的成立，宋夏也于景德二年（一OO五），展开和议。次年，和议成立，德明降宋，受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依例恩赐给俸。宋廷并晓谕诸蕃，各守疆界。纷扰二十余年的西北，获现和平之局。

综观此期宋人联蕃制夏外交的推行，实迫于继迁之扩张，西北动荡。然联盟结成以来，吐蕃跃然救试，宋人却疑忌吐蕃，渐而转成利在夏蕃分立制衡的心理，以致联兵攻夏行动迄未展开，坐今继迁北陷灵武，西破西凉。但是也由于宋朝连结吐蕃收效，终致西夏进攻凉州，继迁败死，西北边局顿然改观。

事虽出于意外，却不能不说是联蕃制夏政策的重太收获了。

宋真宗与辽订立澶渊之盟，结束对辽战争，又以联夷制夷政策，成就了西北和局。此后数十年，宋朝兵戈息止，两河陕陇恢复安定，遂能文风蔚起，开展繁荣富盛的太平时期。

参、以辽制夏与庆历相议

德明降宋后，臣事两朝，、经营商利，日益富强。同时利用宋廷之姑息厌兵，专力西向，谋取河西走廊。大中祥符八年（一O一五），攻破凉州，六谷蕃部残破。幸而此时吐蕃赞普后裔唃厮啰崛起青堂（青海西宁）、邈川（青海乐都）一带，拥 兵数万，羡中国贸易赐予之利，输诚于宋，与夏对立。宋廷为保马源及制衡西夏，亦特意笼络。西北边局得以维持二十余年的平静。但到了德明之子元昊年纪渐长，西北危机又起。元昊为西夏雄杰之主，长于攻战，富于政治野心，对其父利宋贸易，臣事唯谨，不以为然。宋仁宗天圣六年（一O二八），元昊攻陷甘州（甘肃张掖），回鹘溃灭，乘胜夺取西凉。西北烽烟大起。不久德明卒（一O三二），元昊嗣位。不但联姻契丹，扩充国势，同时大攻青唐诸部。准而攻占瓜（甘肃安西）、沙（甘肃敦煌）、肃（甘肃酒泉）三州，尽有河西之地，括土三千里，掌握了水草丰美，且为中西交通孔道的河西走廊全境，威望大增，遂转而进行称帝建国的王霸事业。北宋另一次重大危机亦告爆发。

仁宗宝元元年（一O三八），元昊筑坛受册，正式称帝，并遣使如宋，要求称帝改元。宋朝对西夏向河西的扩张，没有警觉，及元昊称帝，却强硬对付。不但关闭榷场，停止互市，筹议出兵，并诏削元昊赐姓官爵，揭榜于边，募能生擒元昊或斩首来献者，即以为节度使。不久元昊主动进攻宋边，宋夏战争遂起。

自太宗西北用兵不克，以夷制夷已成宋人传统对外策咯，故元昊称帝，宋臣即纷议联结吐蕃，以夷攻夷。为此，仁宗即遣使吐蕃，授唃厮啰为保顺节度使，赐帛二万匹，令背击元昊 。及康定元年（一O四0），三川口之战，大将刘平败死，关陕大震，情势急迫，宋廷急诏唃厮啰速领手下军，径往夏界攻 敌，仍赐袭衣金带、绢二万匹。是年夏，宋决讨元昊，又遣专使谕唃厮啰助讨。另遣别使往河州（甘肃临夏）谕西蕃瞎毡出 兵讨贼。并在陕西州县特设馆驿，专供招待吐蕃商使来往。称之曰「唃家位」（邵雍闻见录卷十三）宋朝对吐蕃攻夏的期待虽如此殷切，唃厮啰亦约尽力无负，但终未见具体行动。而宋 军先后又有好水川，定川之败。藉唃厮啰攻元昊之策既未收效 ，宋廷只妤渐采备御之策，利用吐蕃攻夏之说，亦赵沉寂。

宋人为制元昊，对吐蕃之笼络，军事之积极，远过于真宗之对潘罗支，然夹击之议终不能行。推究其因，实乃吐蕃分裂及元昊进行破坏所致。原来唃厮啰初娶李氏，生瞎毡、摩毡角 。又娶乔氏，生董毡。后李氏宠衮，斥为尼，二子被锢。李氏党不服，拥母子出奔。瞎毡据河州，摩毡角据邈川，唃厮啰不 能制。元昊乘机以重贿间之，阴诱酋豪，吐蕃势力因而大衰。

宋廷虽同时笼络其父子，但嫌隙已深，分裂如故，仅能自保。

唯吐蕃既利宋赏赐贸易，亦不愿投入西夏阵营，对西夏尚有相当牵制作用。

元昊称帝之初，宋臣僚多主强硬，但经三川口，好水川两役，宋军败没，主战派气夺，不得不转采守备之策。而增兵设守，军需浩繁，宋人咸感西事日艰，和议论乃渐告抬头。庆历元年（一O四一），担任延州统帅的范仲淹曾致书元昊，以财货通市之利，劝其弃战言和。知谏院张方平也建议宋仁宗，乘南郊大礼，降赦招纳元昊。西夏方面，由于战争消耗，贸易中断，也已物价飞腾，公私交困。但元昊恃胜狂妄，和议仍未展开。

宋朝既无力制服西夏而反为所困，影响所及，遂引起契丹的觊觎，乘机胁迫宋朝，图取利益。宋人再度面临西北交逼的危机。

庆历元年十二月，辽兴宗以伐宋诏谕诸道、会诸军于燕，为威迫之计。继于次年正月，遗使入宋，要求瓦桥关南十县故地，并质问宋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戍兵的缘故。幸而宋朝对此早得情报，有心理准备。一面建大名为北京，整军备战，表示抵抗的决心。—面派富弼赴辽谈判，以维护和平关系。

庆历二年闰九月，宋军对夏战争，又有定川之败，至此，宋朝和谈之意更决。这时宋辽增币协议刚成立，辽使来宋，表示西夏有意求和，于是和谈之门开启。宋朝传告元昊，若能称臣纳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礼数必优于前。宋朝招抚之意迫切，但元昊挟军事胜利，谈判态度仍甚强硬，坚持不肯放弃帝号。宋朝只好再通知契丹，请辽兴宗依约，劝谕西夏降服。而西夏在宋朝岁赐贸易之利招诱下，仍只愿称男而不称臣，宋朝因为西夏称臣于辽，若不臣服于宋，恐有后患，所以对此也不肯让步。后来元昊为多得货利，愿以岁卖西夏所产青盐十万石，及增岁赐之数为条件，纳款称臣。宋朝同意增岁赐至二十五万，至于青盐，因关系宋朝官营之解盐销路，且予夏太多，恐引起契丹再生枝节，所以不能接受。僵持到三年十二月，元昊虽同意称臣，却坚持通市青盐，增岁赐至三十万，宋廷不允。

元昊怒掠秦州，宋夏和议已濒于破裂。但在此僵持之际，辽夏却爆发了冲突，使西夏态度骤然转变。

宋辽增币交涉，宋方以增付十万为代价，由辽谕夏降服，辽兴宗满怀信心，以为指呼之间，便令元昊依旧称臣。不料元昊数胜宋师，雄心益炽，自称西朝，以契丹为北边，对契丹迫和之谕，不甘服从议久不决。而兴宗素以强盛夸中国，对元昊不受约束，遂以为耻，思加讨伐，以立威望。此外，元昊娶兴平公主，为兴宗之姊，元昊待之甚薄，怨病而死，兴宗更为不平。西夏方面，以辽向为对宋同盟，今契丹却利用夏与宋战之机会，坐取增币之利，反而迫其向宋臣服，积怨遂起。此时适有契丹西南部分党项羌族叛附西夏，元昊受之，并出兵援护。兴宗大怒。决心伐夏。

庆历四年七月，辽遣使告知宋朝将伐西夏，并以「元昊负中国，当诛」（长编卷一五一）为借口，要求在辽夏交战时，如元昊求和称臣，宋廷应予拒绝。接着在十月间，辽就动员骑兵二十余万，分三路渡黄河攻夏，但元昊诱敌深入，辽军入境四百里，即为所败，死者不可胜计。

辽夏冲突既起，宋夏和议遂急转立下。因为元昊恐两面受敌，闻契丹来攻，印放弃顽强的谈判态度，遣使入宋，表示接受岁赐二十五万五千的最后条件，而称臣纳款。宋朝虽顾忌契丹的态度，一时朝议纷纷。但终于采取了比较主动的策略。遣使告知契丹，宋夏达成和议，事在辽夏冲突之先，故宋方难拒西夏的称臣纳款。并于十二月间，正式遣使册封元昊。宋夏和议遂告成立。另外宋朝曾于九月间，先告知西夏，即将遗使封册，这也使元昊得以专力抗辽。辽师既败，遂不敢轻宋。宋朝可说既舒北忧、复解西师。进而争西东亚国际运用的主动地位。这应是宋廷数年间，博采群议，运用财货，以夷制夷的外交收获。（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

要之，当元昊之叛，宋人以承平已久，天下富盛，乃采强硬政策，谋制西夏。不料西师屡挫，甚至引起契丹要索，西北交困。至是宋廷以实力不足，只得藉财货外交，对辽让步，以夷制夷。从而引发辽夏战争，元昊亦称臣纳款。虽然仍不能免于岁币买和之讥。但总是解决了危机，安定得以恢复了。

肆、联金灭辽与靖康之祸

宋人自太宗伐辽失败，到真宗订盟输币，恢复燕云的大计不得不告搁置。但澶渊之盟订立不到四十年，契丹乘宋败于夏，勒索关南地，宋被迫增币二十万始获解决，而且在交割文书中，使用不平等的「纳」字。仁宗为此，曾当大臣之面，落泪涕泣。负责交涉的富弼恳请益修武备、匆忘国耻。神宗青年继位，厉行新政，更强调「北方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增数十万以事之。为子孙者宁有是乎」。显然图燕复仇，实为变法图强的目的。其后哲宗、徽宗两朝，新党执政，亦以绍圣。崇宁为号召，可见其一贯政策之所在。

宋朝变法，虽志在图燕复仇，但对契丹之强，却深怀忌惮，故其步骤是先灭取西夏，以断匈奴右臂。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曾正告神宗：

方今四夷，南方事不足计议，惟西方宜悉意经略。经略西方则当善遇北方，匆使其有疑心。缘四夷中，强大未易兼制者，惟北方而已。（长编卷二三六）

在这种计划下，有神宗元丰年间之五路伐夏，虽兵败灵武，所谋不成，但哲、徽两朝仍继起图功。尤其徽宗崇宁以后，更以童贯总兵，摧破吐蕃。收复涅鄯，继而深入河陇，攻逼西夏，终使西夏势屈，向宋谢罪请和。新党以开边有成，又有宿将精兵可用，好事之辈，遂倡兴北师。适女真崛起，契丹不支，在联夷攻夷的传统经验下，海上邀盟，联金灭辽，就成宋人图燕复仇的良策了。

阿骨打得金使之报，认为宋意绝好，遂自行攻辽。宣和四年（一一二二）正月，破辽中京，三月入西京，天祚西奔。留守燕京的契丹大臣拥赵王淳为帝。宋相王黻鉴于辽师屡败，内部分裂，国力大衰，燕地可取。否则为女真所得，中国不免事之。且若独立取燕，可免岁币及盟约的约束。而童贯以平方腊之乱，亦自信军威大振，请举兵图辽。于是徽宗意动，不顾大臣郑居中等的反对，命童贯督西师诸将北进。但在五月间，范邹一战为辽所败。徽宗闻败，大惧，即命班师。适耶律淳于六月病死，其妻萧氏听政。王黻闻讯，力主再战，徽宗乃复命童贯治军。九月，辽常胜军帅郭药师又以涿州来降。箫后为此遣使奉表请称臣，惜童贯不受，并遣刘延庆将兵十万北伐，然仍为辽所败。士卒蹂践，军实委弃，狼狈更甚于前。

宋军初次攻燕，金人恐宋先取燕京，岁币不可得，即主动遗使来议。宋朝由于兵败范村，又思利用金人之力，故遗赵良嗣等赴金报聘。重申前约，义无更改。但却把夹攻解释为宋进兵至燕京，金亦自古北口等处进兵至燕京。而且仍要求事后平营等州也给宋朝。金人则坚持夹攻灭辽之后只交宋人燕京所属六州（平、营不在内）。宋廷还不肯放弃，而童贯以二次攻燕失败，己完全失去作战信心，竟密遣王镶赴金，请金依约进攻。十二月，阿骨打三路进兵。萧后等出走，燕京遂为金人所据。

燕京的攻陷，全为金兵之力，宋人毫无夹攻之实，金人轻宋之心大启。因此在归地交步时，虽未拒绝，却漫为要求。宋朝为速成复燕之功，曲意迁就。除原许岁币五十万之外，另输燕京代税钱百万缗。为换取山后诸州，又同意犒军绢二十万匹，及借粮十万石。宣和五年四月，金使持誓书以燕京六州来归。至此，经过三年多的往返交涉，宋金盟约始正式缔订。宋军随即入燕，但所在金帛，富户皆为金人席卷而丢，宋人所得，几为空城。

宋以军旅难恃而心切燕云，至不惜联金灭辽，本非得计。

但宋不伐辽，辽亦将亡。宋人委曲求全，施以厚币笼络，终使燕地归宋，故联金灭辽，尚非全无所得。遗感的是宋人既自知无一战之力，则理应善守信约，勤修武备，免予金人启血半之机，期维持和平于相当岁月。不料宋廷在下列三事却处置乖方，致复燕年余，金人即败盟南侵。

一、纳张觉之降：金撤兵东归，驱迫旧辽官吏富户东徙。燕民流离道珞，不胜其苦，遂说平州守将张觉叛金降宋，纵燕民复业。徽宗竟采信王黻的建议，诏命接受，厚加安抚。及金重兵来攻，觉败逃投宋。宋纳而匿之。后因金人来索，并责纳叛，宋又杀觉，以其首级与金。金既不满于宋，而燕之降将及常胜军亦告解礼。

二、西京交地纠纷：宋金曾协议以粮十万石及银绢二十万为代价，辽西京之地给与宋朝。而金帅粘罕以宋人招纳叛亡，违反盟誓，反对与宋。结果只交割了武、朔二州。而金人索所许之粮，却为宋两河燕山路宣抚使谭稹所拒，金人更加愤恨。

三、宋谋联残辽：由于宋金交恶，而辽天祚帝尚有残余势力，宋廷竟又异想天开，遣番僧以御笔绢书诏诱天祚，欲迎其入宋，待以皇弟之礼，留为后用。事为金人所知，遂有南侵之意。

宣和七年（一一二五）二月，天祚被俘，辽亡。至是金别无他顾。这年十一月，金兵即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下。宋金盟好破毁。东路金兵由斡离不统帅，由于郭药师叛降，燕京迅速被陷。至于河北边防，因太平日久，早已废驰败坏，故望风奔溃。金兵费时不过月余，即已渡河犯汴。而徽宗闻金兵南寇，即禅位太子，离汴出走。钦宗仓促继位，如何应付局势，全由朝议左右。当时大臣多认为金兵势强，京城难守，主张钦宗离京避敌’再图恢复。独李纲坚持迎战御敌。他强调天下城池未有如都城之固者，舍此何之。此外更举澶渊之盟的历史经验以斥避敌之非。他说：

昔者契丹拥百万之师，直抵澶渊，当时若从避幸之请，岂得天下太平百有余年，赖祖宗之灵，社稷之福，寇莱公坚欲御驾亲征。鸾舆既渡，遂殄挞揽，戎人丧气，遣使请和’河北遂复。今日之事与之同矣，岂可缓也。（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七）

钦宗受此激励，一度下诏亲征，寻又改为留京御敌。并以李网为「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总司其事。

宋朝原采强干弱枝政策，屯劲旅于京师以制天下，但其后为防备辽夏，禁旅外移日多，京师兵力日趋薄弱。徽宗以后，蔡京、童贯相继用事，开边西北，京防更为做坏。故徽宗闻金兵南下，急急下诏勤王，又禅位出走。李纲总司城守，即以兵力不敷使用，只好榜募敢勇效命，甚至令百姓上城，协助守御。汴京战备如此，当时情势可谓危殆。因此，钦宗虽勉强留汴，却心怀恐惧，另遣使节赴金求和。而斡离不以西路军被阻太原’未能来会，攻汴不易。故仅元月七、八两日攻城不克，即遣使勒索金帛，及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等事为退兵条件。钦宗用主和派之言，已决定接受。这时刚好西北宿将神师道督部分秦凤兵入援，四方勤王之师亦渐集城下。钦宗转用李纲急战之论。惜二月一日，宋军夜袭金营失败。宋廷大惧，罢李纲以谢。遂屈从金人要求，尽括京城金帛以付，并割三镇。斡离不以悬军远入，且宋西北边军入援，不无顾忌，因而饱载退师。

这次汴京解围，并非守城宋军一战克敌，或城防坚固，金人屡攻不逞。而是粘罕受阻太原，关陕西兵大举入援，金人心存顾忌，宋廷又以土地、金帛饱餍所欲，方始换得的屈辱结果。宋人既惧金虏难当，理应谨守新盟，避免纠纷，并整军经武，以图将来之恢复。但金兵甫退，困李纲等主战派之反对，宋廷悔割三镇。并谋策动降金之辽将为内应及联西辽以报仇于金，而其书函皆为金人所得。于是金廷益怒，复于八月，分兵两路南侵。这时入援之关陕边军已因奉命赴援三镇，相继败覆，故金兵所过辄破。十一月，汴京又告警被围。

金人二次南寇，来势较前役凶猛，但宋廷之应付仍甚慌乱。钦宗一面改用主和派，—面又遣使求和。而对金人坚索的三镇是否割弃，则争议不决。直到金兵逼临黄河，始决定割让三镇，但金人又改欲画河为界。等到钦宗决定接受条件，金兵已经渡河了。另外，对于钦宗是否离京避敌，也一再争论。老将种师道罕皆主避敌，钦宗却不能迅速决断。最后领开封府何卤入见，强调周之失计，未有东迁之甚者。钦宗以足顿地曰：今当以死守社稷。（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守城之议遂定。未几金兵围城，更以何卤为相，主持大局。

钦宗虽又在何卤以历史经验说服下，再度留京应敌，实际上却也遣使许割两河，期循前役，守城约和，化解危局。但当时汴京武备之薄弱，较之年初，更为恶化，有谓仅卫士三万可用者。而金兵东西两路，全师十万，攻城之强猛，远非前役可比。在这种敌寇凶劲，外无强援，内乏练卒的危急情况下，刚断寡谋的何卤竟乞灵于术士郭京，以市井无赖出战，致为金兵所乘。守城仅二十余日，京师即告沦陷，遂至和无可议。

平情而论，北宋末年，金以方兴之锐，破辽如摧枯拉朽，而童贯以秦晋素战之兵，两次伐燕，皆为辽所败，宋弱金强，其势甚明，故联金灭辽，非为得计。但在宋人财货笼络下，终究得偿复燕的宿愿，因此尚非全无是处。宋人之误是复燕之后，敔衅召寇。而取祸之尤，则是钦宗胸无定见，和战徘徊。不顾汴京空虚，采取了景德冒险迎敌的策略，却背弃了真宗持重守盟的态度。主和者畏思无谋，主战者轻躁致败，卒有沦亡之祸。可见靖康之祸，并非联金灭辽的必然结果，而是人谋不臧的意外国难。当然，历史经验对北宋国是的影向。也是深值吾人省思的话题。

伍、联蒙灭金

汴京沦陷，徽、钦二帝被俘后，宋高宗采取避敌、抗战、求和的方针，经十余年的战争，终于与金再成和议，成偏安之局。此后虽有完颜亮南侵被弑与孝宗北伐失败，及韩侂胄开边 丧师，宋金关系大致维持稳定。直到十二世纪末年，蒙古诸部渐强，对金的威胁日益严重，东亚大陆的国际形势才增加—个强力的变动因素。这时南宋对蒙古的兴起颇为注意，常令赴金使节随时询访。有的报告认为其人骁勇剽悍，意气方锐，金国受此侵扰，久而兵连祸结，危亡之兆，端在于斯。而韩侂胄的 北伐，其中一部分的诱因就是以为金为蒙古所困。情势可以利用。

韩侂胄北伐的同年（一二O六年），蒙古铁木真即汗位建国，数年后即发动大规模的攻金战争，东亚大局为之骤变。金兵经过三年的抵抗，势渐不支，遂于宋宁宗嘉定七年（一二一四）迁都至汴，凭借黄河及潼关之险，阻抗蒙古。宋人如何处理这种新形势，一时议论纷歧。一则担心金都南迁，对宋不利。另外也顾虑新兴的蒙古是南宋更大的威胁。所以虽然不少人认为金是必报之世仇，应把握金为蒙古所逼的机会，断绝与金的屈辱关系，将岁币移用于边备，振奋民气。但也有人认为金固为宿仇，却为当前的屏障，宜遣使予币，使得拒鞑。由于对金的畏惧，当时宰相史弥远倾向扶金以为屏障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国有适当的善意对应，宋朝是可能采行助金抗蒙的政策的。可惜在金迁都汴京后，宋遣使赴金贺节，并向金宣宗表达减少岁币的愿望。金国不但没有同意，反而在嘉定十年，利用蒙古主力西征的机会，发动对南宋的侵略，以为取偿之计。金国的南侵，迢行了七年，损耗了实力，更严重的是加深南宋对金的仇恨。宋助金抗蒙既不可能，联蒙攻金之论遂告抬头。

由于金人大举南侵的剌激，宋朝开始遣使与蒙古连络。蒙古也因攻金不易，企图假道宋境，所以对与宋通好，表现积极。双方使节往返，似颇热络。但不久，宋朝又对此趋于冷淡。

因为联金灭辽的教训，使宋人不得不谨慎。如真德秀强调「蒙古之在今日，无异昔者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吾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真西山集卷五）另外，也有人认为蒙古兴起，万一占取中原，与宋为邻，也无非是景德之契丹，建炎之女真。同时金国方面，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金哀宗继位，也改变政策，在第二年宣布停止对宋界的攻掠。宋金和平恢复。联蒙的行动随之作罢。

南宋在史弥远当政之下，虽然对通好蒙古，采取谨慎的态度，但对蒙古崛起可能带来的威胁，并无警觉。只知被动维持现状。无意改革弊政，强化边备。一幅因循苟安的景像。因而在应付金、蒙的问题时，越来越陷于被动与劣势的地位。

宋理宗宝庆三年（一二二六），成吉思汗灭西夏，次年去世，未及完成灭金的计划。但他临终时，留下假道于宋以灭金的遗训。指出金精兵在潼关，南捂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破之必矣。（元史卷一）绍定二年（一二二九），窝阔台继承汗位，又大举攻金。金北凭黄河，西掘潼关，蒙军仍少有进展。于是假道宋境灭金，成为不得不采用的战略。

蒙古对宋假道，是用蛮横的武力强行方式。绍定四年三月，蒙军自宝鸡越秦岭，攻入宋境，连陷陕南川东要地。所至辙肆为寇掠破坏，甚至全城屠杀。然后向宋人提出假道的要求。

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御敌无方，遂在蒙古重兵的胁迫下，同意提供蒙军粮草，并派人担任向导，引蒙古军通过宋境，进入河南。金人闻警，急调大军堵截，但次年正月，钧州（河南禹县）

附近一战，金军大败，主力尽丧。黄河天险亦失，汴京危急。

六年六月金哀宗奔蔡州（河南汝南），为蒙军所围。

联金灭辽，议起于宋。联盟灭金，则主动为蒙，绍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橶使宋，议夹攻金国。朝臣皆以为可遂复仇之举。虽有人提醒宣和海上之盟，迄以取祸，不可不鉴。理宗不听，即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使报许。次年双方议定，合攻蔡州。（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另一方面，金则遣使来宋，以唇亡齿寒之理，欲说南宋，同御大敌o但为宋所拒。（金史卷十八）这年（一二三三）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率军赴蔡州会攻，并助济蒙古军粮。金兵虽顽强抵抗，终难挽颓势。

激战至吹年（理宗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正月，宋军首先登城。蔡州遂陷，金哀宗自缢，金国灭亡。

宋蒙灭金以后，双方各自退军，大致以陈（河南淮阳）蔡二州划界。但为时不过半年，双方战争即告爆发。宋蒙由联合灭金，迅速变为正面军事冲突。不过这并非重踏宋人联金灭辽的覆辙。因为宣和之约坏于金兵败盟南侵。而蔡州之约则败于宋人的主动北伐。事实上，金国亡后，以赵范、赵葵兄弟为首的宋朝边帅就提出乘时抚定中原，彷金人守河据关的建议。这种恢复之说，当时除宰相郑清之极力赞成之外，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以南宋的国力，无法取河南，纵取之，亦不能守。当务之急是改革毙政，增强军备实力，不可轻举妄动。（宋史卷四一六）而理宗皇帝因权相史弥远去世，初亲国政，一时颇想有作为，建立功业，又以灭金成功的鼓励，遂起了恢复失地的愿望。于是宋廷授赵范为两淮制置大使，节制沿边军马，刻日进兵。六月，宋将全子才、赵葵相继率军进发。沿途所过，类皆空城，一片残破荒芜景象，亦未遇敌战斗，故顺利方公七月进入汴京、洛阳。但蒙古敛兵北退，并非要放弃河南，而是伺机待发。当宋军在进兵途中，窝阔台即召诸王集议，定下灭宋方针。故宋军入洛阳不久，即遭蒙军突击，加以粮运不继，被迫撤退。蒙古军乘势掩击追杀，宋军大溃，所得诸地复失。

蒙古既有灭宋的方针，又有宋军进侵汴、洛的借口，当然不会放弃攻宋良机。端平二年（一二三五）春，蒙古除发动第二次西征之外，另由皇子阔端、曲出等帅师，分别从四川、京湖、两淮大举攻宋。寇川蒙军陷沔州（陕西略阳）、阶州（甘肃武都），入成都，屠民焚城而去。京湖方面，蒙军屠枣阳（湖北枣阳）、德安（湖北陆安），陷襄阳，直抵江陵，谋渡长江未成。适因曲出去世，川、湖蒙军北返。战局始告缓和。两淮地区则宋军防御较成功，蒙军攻光州（河南黄川）、庐州（安徽除县）、真州（江苏仪征）皆不下。虽然曾一度到达建康（南京）对岸，也为宋军挡住。退军而去。但为时不到一年，蒙军在度南下，蹂躏西川、两准州郡，直到淳佑元年（一二四—），窝阔台去世，此后数年，由于蒙古汗位未定.，政局动荡，对南宋的攻势才告灭缓。、（参见胡昭曦.宋蒙关系史）

联蒙灭金，宋方由于蒙古主动邀约，当时金己难免灭亡之运，宋若拒蒙古之邀，可能为蒙古所侵，也会引起蒙古的不满。加以宋军在灭金之役中，表现不错。所以南宋与蒙古会师灭金之举，并非失策。固然男宋接着北伐，引发了蒙古的南侵。

但蒙古原有征服宋朝的野心。所以端平入洛，只是给蒙古很好的南侵借口而已。至于南宋灭亡，是四十多年以后的事，自有其和战过程的转折为因果。不是联蒙灭金所应负责的。

结语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对宋代的联夷外交政策可进一步得到三点认识：

（一）由于宋太宗伐辽失败，宋朝暴露武力难恃的弱点，以后联夷攻夷或以夷制夷就成宋朝对外经略或御敌图存的惯用策略。北宋时期，这替联夷外交多由宋人主动。南宋时期，则以联金灭辽的教训，对联蒙外交较为谨慎被动。

（二）虽然联夷外交中，联金灭辽与联蒙灭金先后演变成靖康之祸与蒙古入侵的危局，但这是宋人处置失当与客观条件使然，并非是联夷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宋真宗联蕃制夏，曾使李继迁挫死西凉，德明就抚。宋仁宗以辽制夏，更造成辽夏冲突、宋夏和议成立。所以联夷外交仍有重要收获。

（三）宋太宗联渤海、女真攻辽及宋仁宗联唃厮啰攻元昊，都 是联弱攻强，故难收成效。真宗联吐蕃（潘罗支）制西夏（李继迁）及庆历以辽制夏则是以强制强，故能变化情势。联金灭辽与联蒙灭金，都是联新强以报旧仇，政策在基本上，有其可行之道，只是后续对应不言，本身军事战力又不足以为后盾，致使超强成为新敌，宋朝步步陷入被动。

宋人张升曾谓：「（宋）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割据，独夷狄为可滤。」（邵雍.闻见前录卷十九）宋朝军事不振，安徽除县）、真州（江苏仪征）皆不下。虽然曾一度到达建康（南京）对岸，也为宋军挡住。退军而去。但为时不到一年，蒙军在度南下，蹂躏西川、两准州郡，直到淳佑元年（一二四—），窝阔台去世，此后数年，由于蒙古汗位未定.，政局动荡，对南宋的攻势才告灭缓。、（参见胡昭曦.宋蒙关系史）

联蒙灭金，宋方由于蒙古主动邀约，当时金己难免灭亡之运，宋若拒蒙古之邀，可能为蒙古所侵，也会引起蒙古的不满。加以宋军在灭金之役中，表现不错。所以南宋与蒙古会师灭金之举，并非失策。固然男宋接着北伐，引发了蒙古的南侵。

但蒙古原有征服宋朝的野心。所以端平入洛，只是给蒙古很好的南侵借口而已。至于南宋灭亡，是四十多年以后的事，自有其和战过程的转折为因果。不是联蒙灭金所应负责的。

而面对辽、夏、金、蒙古等迭兴的「夷狄」优势武力，周旋其间，竟能立国三百余年，并形成了高度的文明；这固然不能不承认其外文的策略有相当贡献。但宋代最后仍由于外交乖谬、朝政不纲。国防败坏，不免为「夷狄」所亡。此实为吾人谈史所不得不深思长叹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