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刘细君远嫁乌孙的故事在历史上颇有影响，成为后来众多文人反复吟咏的对象。唐诗中就有多首作品写及“乌孙公主”之事，或用以指斥当时的边疆与民族政策，或借乌孙公主寄托述怀。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乌孙公主的史料考证，或评价其历史功绩，如俞明《细君、解忧公主和亲述论》①，尚蕊《细君公主和亲乌孙简考》②，李坦《万里和亲第一人---简论刘细君的历史功绩》③等。本文旨在探究唐诗中对“乌孙公主”的书写，力求考察刘细君这一人物形象逐渐被文学化、意象化的过程，并由此揭示唐代文人群体对于和亲政策的复杂心理与多元情感。

一

中国古代在处理边患时，常采用和亲政策，而汉代尤盛。汉初国力孱弱，又奉行黄老政策，汉高祖在经历白登之围事件后不得不通过“和亲”来换取边疆稳固。此后至建元元年（前 140），据史料记载共有十名公主曾经与匈奴和亲，而乌孙公主是汉代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和亲公主。

乌孙公主原名为刘细君，系武帝侄子江都王刘建之女，乃是真正的西汉宗室之女。其父荒淫无道，于元狩二年（前 121）企图谋反，暴露后畏罪自杀。当时汉武帝着意开拓疆域，试图拉拢西域诸国来积极制衡匈奴势力，而乌孙国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 hellip; hellip;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婪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④，自然成为汉朝首要的拉拢对象。彼时张骞亦上书汉武帝：“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⑤元封六年（前 105），武帝“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⑥。尽管和亲的陪嫁丰盛，仪式隆重，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意愿始终是微不足道的，统治者也从不试图遮掩其隐藏在“和亲”政策下的功利性目的，“罪臣之女”的身份无疑又为细君和亲蒙上了一层政治悲剧色彩。

乌孙地处遥远，言语不通，饮食风俗亦相去甚远，公主倍感孤独，遂作《悲愁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一首《悲愁歌》勾勒出乌孙与汉朝迥然不同的生活习俗，字里行间流露出公主内心的哀怨、孤寂和对故土的思念之情，不仅令“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更是流传千古，影响甚远。张洪慈在《谈〈乌孙公主歌〉的“歌”》一文中认为此歌“是一首描绘乌孙人生活的习俗歌，是揭开哈萨克斯坦族古代文学序幕的源起诗，更将刘细君看作是汉哈人民亲密友好关系的缔造者”⑧。据《汉书 middot;西域传》记载“: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 lsquo;: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 rsquo;”⑨嫁与军须靡后，刘细君诞下一女，名少夫。不久后便郁郁而终，她沉浮坎坷的短暂一生画上了句点。

刘细君远嫁和亲的故事，本是汉武帝开边政策中的一环，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措施无可厚非。然而，这一事件却引发了后来文人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在唐代，文人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与书写。唐朝的安边政策与汉朝如出一辙，也曾与吐蕃、回鹘、契丹等少数民族和亲。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刺激之下，本就具有强烈“汉代情结”的唐朝文人群体更容易联想起第一位远嫁乌孙的“汉家公主”---刘细君这一原型意象，因为她有“天下果得太平，虽死无恨”的洒脱胸襟，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实现了安边理想。同时“,乌孙公主”短短数年凋零于异乡，常怀“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的哀婉柔情，这本就是既浪漫又令人同情的故事，加之文人具有臣妾心理，很容易将失意的自己与刘细君联系起来。因此，唐代不少诗作都以她为原型进行文学创作，或是怜悯，或是敬佩，或是借讽时政，或是抒己之情。“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我们祖先在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⑩“,乌孙公主”这一意象同样是如此，纵使相隔历史的长河，唐朝诗人依然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产生心灵上的真正共鸣，创作出撼动人心的诗作。

二

大唐盛世虽然国威远扬，四海来臣，但在处理边患问题上依然需要和亲政策。据统计“,唐代共与周边少数民族和亲 33 次，其中与吐蕃和亲 2 次，与回鹘和亲9 次，与吐谷浑和亲 7 次，与契丹和亲 4 次，与奚和亲 3次”.唐朝和亲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已达到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高度，文人群体对“和亲”政策的态度亦颇为复杂。景龙四年（710）春，金城公主奉唐中宗之命和亲西蕃，崔日用、李峤、沈 期等十八人同作奉和应制诗，今存于《全唐诗》卷九十三。这些诗作反映出他们对和亲政策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如苏 《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云“:旋知偃兵革，长是汉家亲”,寄托了诗人对大唐与吐蕃之间和睦相处的向往。崔日用《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云“:圣后经纶远，谋臣计画多”,则是歌咏中宗皇帝和亲政策的英明。而沈 期则在《送金城公主适西藩应制》直言道：“那堪将凤女，还以嫁乌孙”,诗人借“那堪”一词透露出的是对和亲之举的愤懑之情。金城公主原名李奴奴，系唐中宗养女。她同乌孙公主一样幼遭父难，身世坎坷。不同于文成公主和亲吐蕃，这一时期唐朝政局不稳，边战时起，和亲是唐朝在双方政治、军事力量向吐蕃倾斜时，为消除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不得已之举，也正是由于金城公主与汉代乌孙公主有相似经历，她无疑是乌孙公主在唐代的代言人，从中透露出唐代宫廷文人对公主和亲的态度与看法。

当然，亦有诗歌极力赞颂和亲公主对促进民族融合，维护边疆安稳的贡献。如常建《塞下曲 middot;其一》写道：

“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不同于以往慷慨激昂的边塞诗，诗人立足民族大义的高度肯定汉朝的和亲政策。“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更是通过对比体现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诗人如此肯定和亲政策与弭兵理想，也是针对唐玄宗晚年开边黩武的乱政发出的一种声音。又如陈陶《陇西行》：“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诗人同样从民族角度歌颂和平外交政策的历史贡献，着重强调和亲政策对促进少数民族同化、融合的重要作用。

更多的诗人则是站在反对和亲这一阵营之中，他们大多认为和亲政策本质上反映的是上位者的昏庸无能，是朝堂臣子的软弱苟且，企图用女色来求取片刻的国家安宁，如张籍《送和蕃公主》诗：

塞上如今无战尘，汉家公主出和亲。邑司犹属宗卿寺，册号还同虏帐人。

九姓旗幡先引路，一生衣服尽随身。毡城南望无回日，空见沙蓬水柳春。

首联以今昔对比，看似平淡，实则积蓄着蓬勃而出的力量。“无会日”“空见”流露出诗人对汉家公主遭遇的同情与怜悯。鲍溶《述德上太原严尚书绶》亦云：“可惜汉公主，哀哀嫁乌孙。”白居易《河阳石尚书破回鹘、迎贵主、过上党射鹭 鸟，绘画为图，猥蒙见示，称叹不足，以诗美之》诗曰：“乌孙公主归秦地，白马将军入潞州。”唐朝诗人对于乌孙公主在情感态度上除了尊敬，更多的便是同情，这种相互理解的感情也是基于文人臣妾心理之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现象。

最直接否定和亲政策的诗歌当属中唐诗人戎昱的《咏史》一诗，该诗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因其议论的尖锐辛辣还曾被唐宪宗引用，全诗云：

汉家青史上，拙计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作为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诗人开门见山，批判汉代和亲政策是拙劣的政治手段，借汉朝史实讥讽自安史之乱后，唐朝通过“和亲”方式一味屈服妥协的做法。一个“岂”字将所谓和亲政策的荒谬可耻暴露无遗，尾联以“千年骨”“辅佐臣”相呼应形成讽刺效果，诗歌意韵更为严峻深广。表面看来戎昱这一首诗旨在否定和亲政策，实则亦暗讽皇帝未能做出正确决策，识人不清。尤其“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更是直击政治要害，成为传诵不衰的名句。

三

唐诗中关于乌孙公主意象的书写，并不仅仅局限于讨论和亲政策孰是孰非，更多的是唐朝诗人借细君远嫁乌孙这一历史事件指向和亲政策背后蕴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矛盾，在诗以言志的同时也深入展现了诗人群体对国家、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大部分唐朝诗人都有浓重的汉代情结，常常在诗歌中以汉代唐，提及汉代之事，以“乌孙公主”代替唐代的和亲公主。如孙叔向《送咸安公主》诗曰：

卤簿迟迟出国门，汉家公主嫁乌孙。玉颜便向穹庐去，卫霍空承明主恩。

诗人借“迟迟”二字点明和亲队伍行进缓慢，暗示汉家公主或不舍或不愿远嫁乌孙的心情。对于“玉颜便向穹庐去”这一结局，诗人揭示原因是“卫霍空承明主恩”,一个“空”字明确传达出诗人对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的失望、遗恨之情。正是由于边塞将军没有履行好保家卫国、威慑外族的责任与使命，才致使国君不得不选择和亲的方式维持边疆的和平。孙叔向通过抒发对汉代和亲政策的不满之情直指当朝统治者，暗含对唐德宗将咸安公主和亲回鹘的不平之意，结句意蕴悠长，颇含壮志难酬的失落和自伤之情。

同样运用以汉代唐手法的还有顾况的《刘禅奴弹琵琶歌（感相国韩公梦）》，诗云：

乐府只传横吹好，琵琶写出关山道。羁雁出塞绕黄云，边马仰天嘶白草。明妃愁中汉使回，蔡琰愁处胡笳哀。

鬼神知妙欲收响，阴风切切四面来。李陵寄书别苏武，自有生人无此苦。当时若值霍骠姚，灭尽乌孙夺公主。

顾况主张诗歌应当反映社会问题，揭露朝政弊端，擅长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渲染环境气氛来感染读者，想象奇特，色彩浓郁。诗人借“羁雁”“黄云”“边马”“白草”等意象寥寥两笔勾勒出边塞秋季风光的苍凉凄清、辽远阔大。接着以王昭君与蔡文姬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作铺垫，重复使用“愁”字看似是写明妃、蔡琰之愁，实则是强调诗人自己愁思的深厚浓重。“自有生人无此苦”一句质朴平淡，却笔力苍劲，意蕴汹涌，抑李陵扬苏武也间接折射诗人的志向与胸怀，“当时若值霍骠姚，灭尽乌孙夺公主”更是与“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唐朝诗人的傲气与风骨锋芒毕露。顾况一生仕途不顺，曾因“傲毁朝列”“不能慕顺，为众所排”而被贬饶州，因此“灭尽乌孙夺公主”对于顾况来说不仅仅只是一句义愤填膺的感叹，更是对遥隔四百年之久的汉朝历史的一声呼喊，寄托了诗人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悲愤与不平。

孙叔向和顾况两位诗人都在诗歌中提及汉代名将，将“乌孙公主”与“卫霍”等汉代英雄紧密联系，将女性形象与国家命途挂钩，这一文学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代文人复杂的心理活动。孙叔向评“乌孙公主”的远嫁是卫青、霍去病“空承明主恩”的结果，点明自己对和亲政策的否定。顾况则借一“若”字极力烘托大汉英雄的骁勇善战，对泱泱大汉的向往之情展露无遗。无论所持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唐代诗人对历史的一种追忆，任文京在《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中就指出：“追忆历史往往是受到现实的触发，怀念历史人物往往蕴涵着对现实的不满，但这追忆和怀念本身不是消极，也不是重古轻今，恰恰相反，这是诗人对现实太关注了，以至于总希望历史上一切优秀的人物都能在今天出现或复活。”

在“乌孙公主”这一意象的发展过程中，唐朝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刘细君远嫁乌孙的遭遇与自身经历相结合，借乌孙公主发忧国之思，心系民生疾苦。比如，杜甫《留花门》诗云：

北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笳晓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

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花门，即回鹘的别称，题目曰“留花门”,实则谓“花门不可留”.相较于杜甫两年前创作的《北征》《留花门》的指向性更强，创作目的更加明确。“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直接道出诗人的忧患意识，更是就当朝应对少数民族时的“羁縻”政策表明自身立场，所谓“羁縻”即一方面要用军事力量和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另一方面要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对少数民族予以抚慰。“公主歌黄鹄”借乌孙公主《悲愁歌》中的“黄鹄”意象直指乾元元年（758），唐肃宗命幼女宁国公主和亲回鹘可汗一事。“君王指白日”出自《诗经 middot;王风 middot;大车》“谓予不信，有如 日”,直讽唐肃宗指天发誓地求回鹘援救一事。“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道出百姓对回鹘骑兵的恐惧之情。“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更是写尽客兵之害，忧虑国之无兵。统观全篇，诗人由小入大，借汉代公主刘细君暗指和亲政策的弊病，引申至夷兵利害，传达自己深重的忧思，不仅是对黎明百姓的怜悯和同情，更是对统治者无所作为、国力日益衰退的愤懑、失望及怨怼之情。后杜甫又作《即事》诗曰“: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诗人吟汉公主实则是表达对宁国公主的极大同情。

谈及汉代边塞立下累累战功的英雄人物，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大名如雷贯耳，莫不敢忘，我们赞颂戍守边疆、英勇抗敌的将领，但也不应该淡忘绵延疆土的无数和亲公主曾留下的血泪。唐朝诗人以乌孙公主刘细君为首，围绕和亲公主这一系列女性形象进行文学创作，不仅仅是出于对公主个体命运的同情与怜惜，也不仅仅是对其维护民族稳定、促进民族融合功绩的肯定，更是对历代的和亲政策，对国家政治统治的一种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