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泽而渔的主人公是谁竭泽而渔的成语故事竭泽而渔的主人公是谁竭泽而渔的成语故事

竭泽而渔的主人公是谁竭泽而渔的成语故事

春秋时期,晋文公率军在城濮与楚国对峙,他问狐偃如何胜强大的楚军。狐偃献计用欺骗的办法。他又问雍季如何处理,雍季说用欺骗的办法只能是把池水弄干捉鱼,到第二年就没鱼捉了,打仗还是要靠实力。晋文公用狐偃的计策打败了楚军,但在论功行赏时雍季却在狐偃之上。他说:“我们怎么能认为一时之利要比百年大计重要呢?”

释“竭” 上文“竭泽而渔”中的“竭”,指“干涸”,这里是使动用法,句意为使池水干涸而捕鱼。又,“地震,山崩川竭”,意为因为地震,山崩塌,河流干涸。它还指“尽”,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力竭而毙”,意为精力用尽而倒下。

故事竭泽而渔的主要人物

雍季是春秋时期晋国大臣,故事竭泽而渔的主要人物。

狐偃(约前715年~前629年),春秋时晋国的卿。亦称子犯、舅犯、咎犯、臼犯、狐子、狐突之子,晋文公重耳之舅,故又称舅氏。公子重耳(即晋文公)的舅父,亦称舅犯(一作咎犯)。其父狐突,字伯行,为大戎狐氏(今山西交城却波村人)。与晋同祖,是晋支族入主诸戎部落者.狐偃忙于大戎。其姊(或妹)狐姬嫁于太子诡诸(晋献公)后,其父狐突“事晋为大夫”,狐偃即随其父至晋都曲沃(今山西闻喜)。公子重耳少年时期便受教于狐偃,赵衰等。这几个人“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 焉”,成年以后仍是如此。后来楚成王赞他“广而俭,文而有礼”显然是狐赵等人耳濡目染的结果。献公八年(前671年),迁都绛(今山西新绛,一说翼城),狐偃随重耳至绛。献公十二年,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今山西隰县西北),夷吾居屈(今山西石楼),狐偃又随重耳至蒲。献公二十一年,骊姬诬谄申生有弑君杀父之意,申生自缢身亡。狐偃保重耳“备守蒲城”,一年后出亡。有关狐偃这数十年的事迹,史载不详。据考,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即己成人,狐偃寄人篱下,尽为父为师之劳,不会有大的作为,但对晋后期政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公染于舅犯,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评价中肯贴切。

狐偃随重耳出亡时,已逾花甲之年,仍不辞劳苦,夹辅重耳,为他出了很多计策,使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宏图霸业。

重耳一行离晋后,狐偃力主去狄。当时,齐国是中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北杏盟约后,齐桓公实际上已成为中原盟主。楚国也是南方的经济军事大国。狐偃为何弃强投弱呢?因为他意识到,齐楚千里迢迢,沿途崇山大川,举步维艰,仓皇出走又缺乏给养,即使能免于追杀,也会困死途中。且齐楚是否肯予接纳,也有疑问。而狄近易达,又是重耳母国,纳公子重耳应在情理之中。还有狄晋毗邻,可以观望动静,蓄力待时。可见,这个决定不失为上策。

重耳在狄十二年,狐偃反劝他赴齐。此时戎狄势力大为削弱,己无力帮助重耳“成事”,齐桓公虽年已垂暮,但雄心犹在,欲借晋为助,与秦楚抗衡,维持霸主地位。且“管仲殁没”,“哀而思始”“求善以忠”,定会收留人才济济的重耳一行。至齐后,果然受到桓公的热情款待,对重耳更是深加恩渥。只是由于齐桓公卒,五子争立,诸侯叛齐,内外交困,“子犯知其不可以动”,才毅然决定离开齐国。这时,多年的流亡生活已使重耳意志消沉。他枕于安乐,“遂无去心”,“有终焉之志也”。狐偃又与姜氏谋,“醉而载之以行”。如果不是狐偃机智果敢地迫使重耳离齐,重耳只能在齐国苟且一生,文公霸业将无从谈起,春秋历史形势必会大变。

重耳返国,时值晋动荡之余。十数年间,晋内讧不已,国乱民忧。先是“骊姬之乱”,继而献公去世,里克、邳郑杀奚齐、卓子,荀息身亡,晋惠公夷吾上台后,又杀了掌握实权的里、邳等大臣,弄得人心惶惶,众叛亲离。对外惠公背信弃义,发动不义战争,使晋元气大伤。

然而,从公元前636年文公即位,到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前后不到五年时间,文公何以能宣信诸侯,称雄天下呢?《左传》云,文公历游诸国,备尝“险阻艰难”,故返国后,知“励精图治”以求霸。事实上,这是狐偃、赵衰等股肱之臣,帮助文公“蓄爱百姓,厉养戎土”的结果,其中,狐偃更是出了大力。

狐偃等帮助文公革新内政,迅速医治动乱留下的创伤,从而奠定了与秦楚抗衡的物质基础。主要措施有:—,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多年来,随重耳共度患难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军国重任。二,提倡孝事父母,尊祖敬家,忠于国事,“以厚民性”。三,废除繁重的徭役,减免苛捐杂税,资助无力生活和生产者。四,鼓励农耕,劝有分无,省灭国用,足财备凶。五,“大搜于被庐”,改上下两军之制为上中下三军之制。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工商业的繁荣,提高晋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使晋国呈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昌盛景象。文公四年,晋军能在城濮大败楚军,一战而成霸业,无疑是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

文公元年(前636年),周室内乱,襄王弟昭叔(太叔带)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难于郑,派使者简师父,左鄢父求救于晋和秦。文公二年,秦军至河上,将纳王。由于晋大乱之余,百端待举,国力尚薄,文公对勤王事宜迟疑不决。狐偃却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远见卓识,意识到这是晋成为诸侯盟主的天赐良机。当时,整个局势对晋极为不利。远在南方的楚国,自成王继位后,不断向北方扩张领土,公元前656年召陵之会后,楚加紧了北上的步伐,大有继齐桓公之后而称霸中原之势。西秦也不偏安于边陲,一直在觊觎晋国的领土。狐偃当然知道,只有南阻强楚,西扼边秦,才能入主中原。而此时的晋国,积贫积弱,国步维艰,在经济军事方面尚无力与秦楚抗衡。为此,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诸侯的信任,提高晋的威望。况周王室同晋宗室有名义上的宗法关系,不纳则失之于义。狐偃力劝文公:“继父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文公终于出兵勤王,杀王子带于隰城(今山西汾阳),王入城周(今河南洛阳)。周王设宴款待晋文公,并赐樊、温、原和攒茅等人邑之田给文公。

勤王不仅扩大了晋国的疆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诸国中的地位,为晋入主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狐偃不仅具有政治家过人的胆识,还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大智大勇。文公三年(前634年)楚胁迫陈蔡攻宋,宋求救于晋。从当时的各诸侯国局势看,晋楚两国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但是,晋军在数量抑或质量上都逊于楚军。面对强敌,狐偃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避其锋芒,以智取胜。他提出:“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晋军伐曹卫,取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南),三月攻占曹国都城,迫使楚军撒出宋国。

当楚军复攻宋国时,狐偃毫不惧色。决心同楚国决一雌雄。他预言:“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打消了晋文公的顾虑。狐偃战赂上蔑视敌人,是以战术上重视敌人为前提的。《吕氏春秋》云:“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曰‘楚众我寡,为之奈何’,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以文,繁战之君,不足以诈,君亦诈之而已。”在城濮之战中,晋军始终贯彻狐偃“诈”的策略。战争初期,晋军“退三舍避之”,使楚军更加骄横轻敌。战争中间,狐偃、先轸命令晋军以虎皮蒙马,马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制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盖其兵”,迷惑楚军,使楚军处处被动挨打,以“败绩”告终。

城濮之战晋胜楚败的结局,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改变了春秋时期中原的政治格局,确立了晋的霸主地位,从此开始了晋楚争霸中原的百年历史。关于战争的指挥者,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先轸。事实上,狐偃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是有道理的。连晋文公也盛赞:“偃言万世之功”,给狐偃以极高的评价。

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狐偃卒。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可以这样说,狐偃为晋文霸业付出了毕生心血,无狐偃则无晋文霸业,此誉实不为过。狐偃的品行和才华受到各国诸侯大夫的推崇。宋公孙固称孤偃“惠以有谋”;曹大夫僖负羁赞狐偃:“可谓贤矣”楚令尹子至见其卿才,甚至“请上狐偃。”狐偃同其父狐突,其兄狐毛还受到后人深切的怀念。原因是,狐偃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和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流亡途中,历尽磨难。所经各国,有礼遇,更多的则是冷遇和轻慢,甚至难免乞食,或有杀身之虞。狐偃为了返国大局,忍辱负重,唯力是视,受到时人的嘉许和后人的尊敬。其次,孤氏父子之人忠公体国,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骊姬之乱后,狐突派其二子夹辅重耳,逃出晋国。在秦时,当狐偃听到献公命从重耳亡者返国,不返者“尽灭其家”的胁迫时,他大义凛然,拒绝回晋。其父狐突也仗义死节,伏剑身亡。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历代皇帝都以狐突忠贞报国为忠义楷模,及至宋代,宋徽宗封狐突为忠惠利应侯。七月十四日狐突诞辰日至今仍为交城一带的传统古节。最后,作为功绩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狐偃在春秋发展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晋之卒成霸业,偃之力居多,”而晋文公称霸,遏止了秦楚等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的扩张,动摇了西周宗法统治秩序,有利于中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狐偃的历史贡献则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与本文相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