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以武力夺天下，重武轻文，士人多不得重用。太中大夫陆贾常以《诗》、《书》劝说高祖，给他讲述文治的重要。高祖听得很腻烦，骂道：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这些《诗》《书》有什么用?陆贾毫不相让。他问道：陛下在马上得天下，能在马上治天下吗?商汤、周武王都是逆取而川页守，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之术。他又列举了吴王夫差等人 极武而亡 的教训，说：秦一味实行严刑苛法，终被消灭。假如秦得到天下以后，效法先圣，大行仁义，陛下怎么能得到江山呢?高祖听后面有愧色。他说：帮我写一部书，写清楚秦失天下和我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人成败之国得失天下的经验教训。陆贾根据道家黄老学说，结合当时国破家残、百业待兴的社会状况撰写了12篇论文，略述历史存亡之征。高祖很赞赏他的观点，把12篇论文合为一书，命名为《新语》。
汉初60年，《新语》一直是朝廷的政治指导思想，它主张刑德并用，教化先行，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称为 无为而治 。
无为而治 源于齐国稷下学宫一派。所谓 无为 ，并不是一味消极的完全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特别是经过战乱之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发展生产，所以 君臣俱欲休息手无为 ，顺应社会的发展。正是因为采取了 无为而治 的治国理念，经高祖、惠、文、景四朝，到武帝时，大汉政治、经济、军事都进入了空前鼎盛的时期。此是后话。
汉初君臣总结历代兴亡教训，推动了国家的治理，同时也影响了此后政治家重视研究历史，以史为鉴。文帝时贾谊著《过秦论》、《治安策》，贾山著《至言》，都对历史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所以，后人称《新语》开启贾谊、董仲舒的思想，成为汉代确立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的先声。
历经秦朝15年的严酷压榨和反秦、楚汉长达8年的战乱，汉初社会残破不堪，民众大量死伤流亡。许多农民流亡他乡，不得耕作；有的还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卖为奴。当时，社会财富更是极端匮乏，投机商人又乘机浑水摸鱼，囤积居奇，百姓生活十分艰难。这时，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民力、与民休息，就成了十分急迫的任务。对此，高祖结合实际，吸取秦末 泰半之赋 和 戍役无已 以致激起农民起义的教训，在赋税和徭役方面采取了有节制的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作为朝廷执政基础的小农生产，恢复在长期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农业经济。他所制定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不仅对巩固刚刚建立的汉家江山是必要的，而且对绵延200多年的整个西汉政权都起到 了 立制垂范 的作用。
萧何和曹参对稳定汉初局势也做出了巨大贡献。高祖十一年，萧何因助吕后定计收捕淮阴侯韩信，被拜为相国。他制定汉律，使国家有了法律保障。做相国期间，他秉承《新语》 无为而治 的宗旨，与民休息。
曹参继任后，沿袭萧何在位时的政策，史称 萧规曹随 。 曹参还是用盖公清静无为的办法， 切按照萧何已经规定的章程办事，什么也不变动。
有些大臣看曹参这种无所作为的样子，有点着急，也有的去找他，想帮他出点主意。但是他们一到曹参家里，曹参就请他们一起喝酒。要是有人在他跟前提起朝廷大事，他总是把话岔开，弄得别人没法开口。最后客人喝得醉醺醺地回去，什么也没有说。
汉惠帝看到曹相国这副样子，认为他是倚老卖老，瞧不起他，心里挺不踏实。
曹参的儿子曹窋，在皇宫里侍候惠帝。惠帝嘱咐他说： 你回家的时候，找个机会问问你父亲：高祖归了天，皇上那么年轻，国家大事全靠相国来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管事，这么下去，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呢?看你父亲怎么说。
曹窋趁假期回家去的时候，就照惠帝的话一五一十跟曹参说了。
曹参一听，就上火了，他骂着说： 你这种毛孩子懂得个什么，国家大事也轮到你来罗嗦。 说着，竞叫仆人拿板子来，把曹窋打了一顿。
曹窋莫名其妙地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到宫中向汉惠帝诉说了经过。
汉惠帝也感到很不高兴。
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对他说：曹窋跟你说的话，是我叫他说的，你打他干什么?曹参向惠帝请罪，接着说：请问陛下，您跟高祖比，哪个更英明?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能比得上高皇帝。曹参又问： 我跟萧相国比较，哪一个能干?惠帝微笑着说：好像不如萧相国。曹参便说起了他的见解：陛下说得都对。陛下不如高皇帝，我又不如萧相国。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订了一套规章。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去做，不要失职就是了。如果我们频繁更改，就会造成人心混乱，扰乱百姓，这是治理国家所忌讳的。惠帝这才明白过来，此所谓无为而治。
曹参用他的黄老学说，做了3年相国。这3年中，他没有出台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却博得一片讴歌，与萧何并称 萧曹两相国 。正如当时民谣所唱的： 萧何为法，讲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守一。 萧何处事恭谨慎重，而曹参却显得荒疏惰怠。为什么曹参也能博得好丞相的美名呢?就因为那时候正处在长期战争的动乱之后，百姓需要安定，曹参没有给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曹参作为汉初推行无为而治的代表人物，在恢复经济发展， 安集百姓 方面所做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他的军功。
无为而治 堪称汉初的一场及时雨。在无为而治的指导下，大汉社会秩序稳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既为 文景之治 奠定了基础，又为后世提供了治国安邦的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