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悲秋之阉竖擅权汉宫悲秋之阉竖擅权

汉宫悲秋之阉竖擅权

大自然有春夏秋冬,春的明媚,夏的火热,秋的肃爽,冬的宁静,变幻出四季的轮回。这一切,是规律使然,是无可抗拒的。但是,就植物在一年的生长过程来说,毕竟在春、夏时节阳气转盛,生机盎然,一到秋天,阴阳交替,成熟中则不可避免地带来衰落。因而,自古以来就多悲秋之情。
社会的发展,王朝的兴替,也是这样。汉代长安城里,未央宫中的时令,更是这样。如果说,高祖、惠帝时期好像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文帝、景帝时期好像阳春时节,万物生长;武帝时期好像盛夏六月,万物虽繁盛至极,却又酷旱难耐;昭、宣中兴,好似橙黄橘绿的初秋,使人产生几分快意;那么,到了汉元帝时代,渭水秋风,长安落叶,便使人顿生悲秋之感了。元代戏剧家马致远以元帝时昭君出塞为题材的杂剧,便题作《汉宫秋》,渲染出来的,就是未央宫中浓浓的秋意。
历史上,乱世的突出征象,大都是皇帝软弱无能,昏庸腐朽,宵小之徒兴风作浪,忠臣烈士忧谗畏讥,王朝内忧外患,大厦将倾。
汉元帝时代,未央宫中秋气衰杀,乱世的种种征象,已经开始出现了。
黄龙元年(前49)冬月,汉宣帝在未央宫弥留之际,也模仿武帝故事,诏命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受遗辅政。太子刘即位,是为元帝。
前朝故事可以模仿,可惜主角已经换人。因为,宣帝毕竟不是武帝,他尽管守中兴之业,却又贵外戚,杀名臣,用宦官,已经埋下了子孙亡国的根子;他所托之人,也不像霍光那样位高权重,忠心耿耿,或者有职无权,或者优柔寡断;所辅之君,更不像昭帝那样睿智聪敏,敬贤纳谏,而是宠信宦官,昏庸无能。于是,托孤辅政故事的题材虽然没变,演出内容却完全走样了。
先说故事的主角元帝刘,宣帝生前对他就颇为失望。宣帝最喜欢的儿子,是淮阳王刘钦,认为他素性聪敏,喜阅经书法律,对经邦治国颇有才干,曾由衷叹赏道: 淮阳王真是我子呢! 而太子刘却雅重儒术,处事优柔懦弱。有一次,他劝谏父亲治国宜重用儒生,毋尚刑法。宣帝听了很不高兴,很严肃地对他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专用德教?再说俗儒不通时务,是古非今,徒乱人意,何足委任? 他却不以为然。宣帝曾看着他的背影,感慨地说: 乱我家法,必由太子,奈何奈何? 也曾产生过易储的想法,但想着太子为许后所生,许后与自己同经患难,后来又惨遭毒死,因而实在不忍心废立,刘的太子储位也就保持下来。《汉书》卷九《元帝纪》。所述元帝事,除注出者外,均见此传。
再说,宣帝给这个懦弱的儿子留下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摊子,搭建起的却是一个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乱班子。在他所安排的几个顾命大臣中,大司马史高职居首辅,却既无政绩,又无才略,所有郡国大事,全凭萧望之、周堪二人取决。这二人原是元帝的师傅,开始格外受到信任。萧望之见前宗正刘德之子刘更生敏赡能文,便推荐为给事中,使他与正直敢谏的侍中金敞对朝政左右拾遗,这一下惹出了矛盾。那史高以外戚辅政,自知资浅才短,起初还甘心退让,后来看到国柄完全掌握在萧、周二人之手,又得金、刘襄助,使自己相形见绌,便开始对自己有位无权的现状很不甘心,就想着别求党援。恰巧过去宣帝宫中,就给他留下了现成的两个党援。那是宣帝在诛除霍氏后,唯恐政出权门,特召入弘恭、石显两个宦官,一为中书令,一为仆射,使他们掌管奏牍出入。两人靠小忠小信,固结宣帝之心,得以逐加超擢。所幸宣帝还算英明,虽然任用他们办事,却始终不让他们专政。元帝英明当然不及乃父,仍令他们盘踞朝廷。二竖见这个懦弱皇帝容易摆布,也就逐渐生出邪心,开始向权力伸手。刚好史高不甘寂寞,有心联手,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所叙阉竖石显、弘恭事,均见此传。
二竖之中,石显尤为狡诈。他经常到史高家中钻营,紧密勾结。史高对他也言听计从,不断与萧望之、周堪寻衅闹事。萧、周也逐渐察知了内情,就向元帝进言,请他效法古时不近刑人的遗训,罢黜中书宦官,元帝却没有引起重视。弘恭、石显听到风声,就与史高商量,准备将刘更生先行调出。恰巧宗正一职缺人,史高就趁机入奏元帝,将刘更生从给事中任上调离。元帝不知内情,当即照准。萧望之察觉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急忙将几个名儒茂才推荐为谏官,以充实自己的力量,以免元帝被二竖包围。
社会上的一些政治小人,看到中枢之中分为两派,就左右钻营。会稽人郑朋为了当官,先是极力巴结萧望之一班人,在上书中告发了史高派人四出征索贿赂的勾当,揭发了许、史外戚子弟的种种放纵行为。元帝得书,颁示给周堪,周堪认为郑朋很正直,便令他待诏金马门。郑朋得寸进尺,又直接致书萧望之,把他吹捧为古时周公、召公、管仲、晏婴一样的名相,表示了投奔到他门下的强烈愿望。萧望之就令他来见,他满口讨好、贡谀之辞,说得天花乱坠。萧望之开始也很高兴,继而一想,却感到这个人有点言过其实,就令人暗中探察,还真的察知到此人的诸多劣迹,就通知周堪,不宜再荐引此人。郑朋登门鼓吹之后,整天盼望着升官发财,但等了多日,却不见下文。实在按捺不住,就再向萧、周请谒,却都遭到拒绝。失望之余,他索性改换门庭,又去投靠到许、史门下。许、史子弟因他曾经投靠萧望之,开始拒绝接纳,他就借恶毒咒骂周堪、刘更生以表示忏悔,终于被原谅,引为爪牙。经侍中许章引荐,他得到元帝的召见。待诏华龙也曾被周堪斥责,就与郑朋狼狈为奸,经辗转攀援,最终结交了弘恭、石显二竖。二竖就唆使两人趁着萧望之休沐时候上书,劾奏萧望之、周堪、刘更生,说他们有意构陷许、史,诽谤皇亲。元帝看罢,即发交二竖查问。二竖奉命查讯,萧望之坦然道: 外戚在位,骄奢不法,臣欲匡正国家,并无歹意。 二竖回报时却无限上纲,攻击萧望之结党营私,专擅权势,为臣不忠,应召致廷尉。元帝稀里糊涂地回答了一个 可 字,二竖抓住机会,立即传旨饬拿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将三人投入狱中。元帝还不知道此事,使内侍往召周、刘二人入宫议事,内侍答称二人已经下狱,遂大惊道: 何人敢将二人拘系狱中? 二竖在旁,慌忙跪答道: 前日蒙陛下准奏,方敢遵行。 元帝生气地说: 你等只说召致廷尉,并未说及下狱,怎敢妄拘? 二竖一边叩头谢罪,一边说明在宫廷用语中, 召致廷尉 就是 下狱 。元帝也来不及细问,随即下令,命将三人立即释放出狱。二竖同声应命,起身趋出,却没有去向廷尉传旨,而是匆匆赶到大司马府中,与史高密议多时。第二天早晨,史高就入见元帝,道: 陛下即位未久,就将师傅下狱。如果说他们本来无罪,应该出狱,仍然供职,只能表明陛下举动轻率,反而降低威信。为今之计,还是应将三人免官,以免出尔反尔。 元帝听了,也觉得有理,就下诏赦免萧望之等三人出狱,但仍然免为庶人。史高与二竖当然高兴。郑朋写诬告信有功,擢任为黄门郎。
一个月后,陇西地震,殃及关中,连太上皇庙也被震坍。元帝后悔前时黜逐师傅,以致触怒了上苍,就特赐萧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朔望朝请,位次将军,又召周堪、刘更生入朝,准备拜为谏大夫。二竖见三人又被起用,急忙面奏元帝,说这是自彰过失,元帝默然不应。二竖更为着急,又说到即使起用,周、刘二人也不宜直接升为谏大夫,那只能说明元帝上次处置失当,只可任为中郎,算是待罪任职,以表明天王圣明。元帝又被蒙蔽,二竖所奏又被采纳。所叙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事,分别见于《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及卷八十八《儒林传 周堪传》。
元帝尊经重儒,与左右谈起萧望之博通经术,可任为丞相。消息传来,二竖自是惊慌失措。就是许、史二家,也惶恐不安。于是,他们内外联手,恨不得将萧望之置于死地。萧望之这时已经孤立无援,有人想要援助他,结果弄巧成拙,帮了倒忙,反致两下遭殃。
这人就是刘更生。他本来唯恐萧望之被校人构陷,想着上书陈情,又怕被人说成党同伐异,就托外亲代上封事,声称地震星变,都是弘恭、石显二竖所致。为今之计,应该黜去二竖,进用萧望之等忠臣,方可返灾成祥。书上,即被二竖闻知。他们猜想到这是刘更生所为,就面奏元帝,说这是分裂中枢,必须究治上书人,元帝竟然又准如所奏。上书人不堪恐吓,就供认是刘更生主使,刘更生遂被免为庶人。萧望之事前一无所知,事发后又恐怕株连到自己,遂书生气十足,想着以攻为守,令其子萧上书,诉说自己上次无辜遭黜,应该申雪。实际上,此举愚蠢至极,只能授人以柄,只能表明自己与刘更生上书有牵连;要不,为什么要遥相呼应呢?元帝令群臣合议,群臣见二竖得势,元帝已被左右,遂阿附权势,反说萧望之不知自省,教子上书申冤,有失大臣体,应以不敬论罪,捕他下狱。元帝见群臣都指责萧望之,也怀疑他可能有罪,沉吟良久,担心地说: 太傅性刚,怎肯就吏? 二竖在旁应声道: 人命至重!望之所坐,不过语言薄罪,他还不至于自戕? 元帝就命谒者去召萧望之。
石显借端作威,煞有介事地派出执金吾车骑,重重包围了萧望之的府第。萧望之闻变生惊,又大撒书生气,当时就要自裁。其妻从旁拦阻,认为不如静观其后。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门下生朱云认为士可杀不可辱,也主张自裁。萧望之仰天长叹道: 我尝备位宰相,已年过六十,还有何面目再入牢狱? 说着,他便叫朱云取来鸩酒,一口喝尽,当即毒发身亡。
谒者还报,元帝这才感到后悔,流涕道: 我原知他不肯就狱,果然如此。杀我贤傅,可惜可恨! 遂召入二竖,指责他们逼死师傅。二竖心中高兴,却佯作惊慌,免冠叩头。元帝心肠软了,又不忍加罪。为纪念死者,安慰生者,便传诏令萧望之之子萧嗣爵关内侯,每逢岁时,遣使到萧望之墓上致祭。又擢用周堪为光禄卿,使其弟子张猛为给事中。
二竖除掉萧望之,又欲谋害周堪师弟。还没有找到机会,弘恭就病死了。石显继任中书令后,把大权更牢牢地抓在手中。他听说萧望之死后,朝野同情,舆论对他不利,就有意结交经术名家贡禹,屡次在元帝面前称扬鼓吹,使其得继任御史大夫。贡禹一介经生而位列公卿,当然很感念石显的恩惠,在上书中多言民赋钱粮,不提宦官、外戚之事。《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偏值当时连年水旱,言官多归咎执政大臣。车骑将军史高、丞相于定国、御史大夫薛广德同时引咎辞职。元帝特赐予车马金帛,准令还家。至此,宣帝搭建的顾命大臣班底,在互相内耗、毫无建树之后,全部瓦解了。继任诸人都是儒生,一个个守正持重,静默和平,力求与世无争,给阉竖擅权提供了很大方便。独周堪师弟二人刚正不阿,成为石显的眼中钉。刘更生虽已失职,依然担心周堪又遭陷害,就缮成一篇奏章,历举经传中灾异变迁,要元帝黜邪崇正,趋吉避凶。石显见了此书,明知是指斥自己,但一想刘更生无职无权,说了也是白说,关键是要将周堪师弟除去。于是,他联合许、史子弟,借口当时夏令天寒,日青无光,完全是周堪师弟擅权用事所致。元帝本来不太相信,谁知满朝公卿也都跟着弹劾周堪师弟,便半信半疑,遂就此事问询长安令杨兴。这杨兴原来看到周堪颇受信任,就几次向元帝称赞他忠直可用。现在见元帝问询其人,以为已决定黜免,便添盐加醋,极口攻击周堪。说得元帝也不禁喟然叹息,道: 你说得也是,但周堪实无大罪,怎能加诛?众口一词非难他,又究竟作何处置? 杨兴听懂了元帝的意思,便稍稍改口,说道: 臣意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只要不干预朝政就行。这样一来,陛下既恩全了师傅,又望慰了朝廷,可谓一举两得。 元帝略略点头。杨兴其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却能够大售其奸,可见当时官场风气之一斑。实际上,这也是历来政客、党棍的惯用伎俩。要不,中国怎么会产生厚黑学呢?官场怎能标榜胆大、心细、脸皮厚呢?
元帝对怎么处理周堪师弟还在犹豫,城门校尉诸葛丰也拜本进来,弹劾周堪师弟。就人品而言,这诸葛丰比杨兴要好,此举完全是误会使然。他原任司隶校尉,秉性刚严,不避豪贵,长安市民称颂道: 间何阔,逢诸葛。 他曾因侍中许章犯事,欲捕他入狱,不料许章恶人先告状,遂被降为现职。他满望周堪师弟能主持公道,替他伸冤,却不见二人有什么表示,遂专门致书向二人求援,又不见回音。他以为二人或者为虎作伥,或者落井下石,所以就乘机上书弹劾。元帝看了奏章,问清了事情的原委,干脆将诸葛丰的官职一降到底;为照顾舆论,将那师弟二人也左迁出去,贬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汉书》卷七十七《诸葛丰传》。
石显将一个个政敌不是逼死,就是贬走,得意忘形,气焰更为嚣张。一般人对这个阉竖不是没有看法,但看到他手握大权,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便屈服于权势,转而投靠他。他对来者并非一概不拒,对那些看不顺眼的,不但排斥陷害,而且置之死地。贾谊的曾孙贾捐之的遭遇,就是这样。
贾捐之对石显本来很有看法,几次揭发这个阉竖的罪恶,所以待诏有年,也没有当官。他听说长安令杨兴近来受到元帝的信任,便想托他介绍,代为吹嘘,当下投刺请谒。杨兴见他口才敏捷,文采风流,而且是贾长沙的后人,也很看重。两人结交多日,恰巧京兆尹一职出缺。贾捐之便直呼杨兴表字,一边吹捧,一边抛出钓饵,恭维道: 君兰雅擅吏才,正好升任京兆尹。若使我得见主上,定然竭力保荐。 杨兴自然心领神会,也直呼贾捐之的表字,回以钓饵: 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若能当上尚书令,比五鹿充宗好得多了。 这五鹿充宗原是经生,因投靠石显当上尚书令。贾捐之闻言大笑道: 如果我能代替五鹿当上尚书令,君兰也一定能当上京兆尹。这京兆尹系郡国首选,尚书令关天下根本。我二人求贤佐治,还怕天下不太平么? 两人尽管大言不惭,却都有点飘飘然。只是官职毕竟没有到手,还只是嘴上风光。杨兴趁机说道: 我二人若要进见,关键是要打通中书令的关节。 贾捐之一听是要投靠石显,摇摇头说: 此人奸横得很,我素来不与他结欢。 杨兴微微一笑道: 不结欢,就当不上尚书令。还不如枉尺直寻,暂时投靠,以求一逞,如何? 贾捐之求官心切,也就点头答应。于是,两人联名保荐石显,请赐爵关内侯。又由贾捐之上书,推荐杨兴为京兆尹,两个奏章先后递进。谁知石显早已得到消息,先将二人的密议奏知元帝。元帝开始还半信半疑,待二人递入奏章,果然如石显所言,当即饬逮二人下狱,使皇后之父王禁与石显究治。王、石二人经究治后称杨、贾二人隐怀诈伪,罔上不道,更相荐誉,欲得大位,应即加严刑。结果,贾捐之讨好阉宦,不但没有当官,还落得个身首异处,杨兴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用现成的长安令,换了一个刑徒当。二人丧失气节,求福得祸,是名利作怪,是权势作威。那些削尖了脑袋钻营门路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哩!《汉书》卷六十四下《贾捐之传》。
元帝即位以后,确实是多事之秋。从永光二年(前42)到四年(前40),天公从不作美,日食地震,交相变异。元帝就此问询光禄大夫匡衡,回答说是天人感应,下作上应。元帝便责问群臣道: 你等以前将天变相仍,归咎于周堪、张猛。两人外贬多年,天变加剧,试问再归咎何人? 群臣无话可说,只好叩首谢罪。元帝遂又征拜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张猛为大中大夫,兼给事中。
周堪师弟二人还朝,原以为元帝终于醒悟,正好大干一番。谁知元帝昏庸如故,石显依然把持朝政,朝里四个尚书,都是石显死党,处处与他们作对。再加上元帝连年多病,深居简出。周堪有事,都由石显代为奏闻,因而心情郁愤,有口难言,时间不长就病逝了。张猛失去师援,孤掌难鸣,终被石显构陷,传诏逮系,他不肯受辱,就在宫车门前拔剑自刭。刘更生听到二人死讯,倍感伤情,就模仿屈原骚体作了八篇《疾谗救危及世颂》,抒发悲怨之情。所幸自己丢了官职,却保全了性命,也就随遇而安了。
石显的权势一天天盛隆,更是为所欲为。但是,朝中有识之士还是不断地向他的权势挑战,尽管也都以悲剧收场。郎官京房通经致用,便乘间进言,想要锄去阉竖。一天,元帝召他谈论经学,旁及史事。他遂诱导元帝总结周幽王、周厉王危亡的原因,元帝对此也还清楚,就笑道: 乱世人主,往往用人不明,否则自古到今,还有什么危亡主子呢? 京房进一步启发元帝: 今陛下嗣位数年,天变人异,与春秋相似,究竟今日为乱为治? 元帝也承认: 今日也是极乱哩! 等谈到今日致乱之由,元帝却不清楚了,沉吟半晌道: 今日有何人足以致乱呢? 京房不说不甘心,想说又不敢,只请元帝注意平日所最亲信的近臣。元帝想了半天,说: 我知道了。 他原以为元帝从此能够醒悟,驱除石显,没想到石显岿然不动,自己却被徙为魏郡太守。才过月余,又由长安发出缇骑,逮捕京房下狱,原来他受了岳丈张博的牵连。这张博从京房那里听到些宫中逸事,便告诉了淮阳王刘钦,又出主意让刘钦自求入朝,辅助主上,结果被石显探知,系于狱中,连京房也被牵连,一并弃市。《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
接着,石显又兴起陈咸和朱云的一场冤狱。
御史中丞陈咸,为前御史大夫陈延年之子,十八岁时入补郎官,抗直敢言。延年曾教他处事不要过于直露,对人应该宽厚和平。一次,一直说到半夜,只见他蒙睡去,头已撞在屏风上。其父不由得怒言斥责,他却淡淡地说: 儿已听了半夜,无非是教儿谄媚罢了。 延年无可奈何,也就随他去了。他依然刚直如前,任御史中丞后,更是疾恶如仇。他与槐里令朱云意气相投,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诋斥石显一伙的罪恶勾当。石显死党五鹿充宗仗着阉宦势力,在开坛讲经时,无人敢抗。朱云却昂首而入,与五鹿辩论,驳得他哑口无言。长安人士为此作了一首歌谣,唱道: 五鹿五岳,朱云折其角。 元帝听说后,召见朱云,拜为博士,又出任杜陵令,继而调为槐里令。朱云见石显用事,丞相韦玄成依阿取容,心想不如先弹劾韦,再揭发石。但拜本进去,不但没有扳倒韦玄成,还树了一个死敌。他在任上因事处决了一个人犯,反被人攻击为妄杀无辜,韦玄成准备借机报复。陈咸得闻此事,悄悄告诉了朱云,两人密商解决办法。不料此事被五鹿充宗察知,转告给石显,石显奏告元帝,批交丞相究治。韦玄成使廷尉拘捕二人,入狱拷讯。后经好友朱博援救,再加上韦玄成病危,陈咸才得免死,髡为城旦。朱云被削职为民。《汉书》卷六十七《朱云传》,又见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
石显也知自己害人太多,怕遭人暗算,就想尽办法巩固元帝对自己的信任。他曾经借口宫中事情太多,如果夜间奏事,宫门早闭,便不及呈入,请元帝准令开门。经元帝允准后,他往往深夜出取物件,故意延误,待宫门已闭,即传诏开门。有人劾奏他矫诏开门,元帝将原书取示于他,付诸一笑。他却装模作样,跪下流着眼泪感谢元帝的知遇之恩。从这件事上,元帝误以为石显都是照章办事,后来遇到劾奏石显的上书,遂一概置之不理。石显得到更大的宠信,更肆无忌惮。牢梁、五鹿充宗等人把他铐得越紧。长安人交口作歌道: 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累累!绶何若若!
作恶总有尽头。元帝驾崩,成帝在居丧时,把朝政都委任给母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王凤一向就听说石显奸刁,就奏请成帝,夺去了他的重权,贬徙为长信太仆。丞相匡衡也反戈一击,趁机弹劾石显及其死党的罪恶。成帝就褫免了石显的官职,勒令他回籍。于是,石显只好怏怏就道,病死在半路上。死党五鹿充宗谪为玄菟太守,伊嘉贬为雁门都尉,牢梁、陈顺也一概罢免。长安人心大快,又传诵出一首歌谣: 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