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灭亡到底是谁造成的?蜀汉因何而灭亡?蜀汉的灭亡到底是谁造成的?蜀汉因何而灭亡?

蜀汉的灭亡到底是谁造成的?蜀汉因何而灭亡?

三国后期,蜀国是三个国家中最先灭亡的一个,有人认为是刘禅太过无能,有人认为是黄皓擅权,也有人认为是姜维连年北伐,这些原因其实都可以算作蜀汉灭亡的原因,但却不是因为某一个就能造成这样的后果。那么,蜀汉灭亡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究竟哪一个人才是罪魁祸首?刘禅,黄皓,还是姜维?

蜀汉灭亡的直接罪人,当然不止宦官黄皓一人,也不止是信用黄皓的皇帝刘禅。毕竟蜀汉是刘备和诸葛亮建立的,复古西汉“儒表法里”体制的古典军国主义国家,从来不是东汉和晚唐,区区一个宦官绝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无法从根本上左右天下大势。

诸葛亮受命托孤后,总揽大权,对刘禅抱有很高的期望,不止是希望他做一个祭由寡人”的礼仪天子,而是希望刘禅成为自己和刘备复兴汉室事业的真正继承人。因此,他才对刘禅严格要求,勉励他夙兴夜寐,严于律己。

而当诸葛亮大军北伐之时,叮嘱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相府和皇宫俱为一体,奖惩功过,不宜因亲疏有所区别),又特意安排了“秉心公亮,义形于色”的贤臣董允,受命统帅宫中宿卫,对刘禅严加管束。

刘禅身为天子,皇后和妃嫔加起来仅仅十二人。他想扩张后宫,还被董允严辞回绝。他别说在朝堂上,做不了如秦始皇、汉武帝那般君威甚重的集权帝皇,甚至在自己后宫,也不能一手遮天任意妄为。

因此刘禅虽不敢、不愿因此嫉恨诸葛亮,但被黄皓这样擅长阿谀奉承的小人趁虚而入,得其信任,也是人之常情。

董允在世时,一直刻意压制黄皓,使之不得升迁要职,难以为祸。刘禅连自己的亲信也不能擢升,当然对董允潜藏深刻不满。董允死后,陈祗接任侍中、尚书令的职务。他以为“堵不如疏”,刻意与黄皓交好,内外勾结,因此得到了刘禅的充分信重,借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时,大将军姜维身为“羁旅讬国”的曹魏降臣,却又手握重兵,位极人臣,被刘禅委以军国重任,因此人缘一直不佳,许多蜀汉重臣对他皆有疑虑。身处嫌疑之地、朝中政敌众多的姜维,甚至在府中豢养了大批唯命是从的“死士”(“阴养死士”),此等做派,正和北边的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类同。

段谷之战,姜维被邓艾打得大败,部属星散流离,死伤数万人。侯和之战,姜维率军反攻,又再次失利,未达到战略目的。

蜀汉满朝文武,无论重臣如诸葛瞻、董厥;还是元老宿将如张翼、廖化,皆对姜维屡次北伐无功,“军旅数出,百姓雕瘁”“好战无功,国内疲弊”甚为不满。

此时的姜维,之所以没有和兴势之战失败的曹爽,新城之战失败的诸葛恪那样,也因此被各方政敌反攻倒算,下台甚至丧命,便是因为文臣之首陈祗,以及陈祗背后的皇帝刘禅,同样也是姜维的最大支持者。蜀中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谯周做《仇国论》,欲彻底将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方略否定,正是陈祗挺身而出,与之争辩,将其驳倒。

公元258年,陈祗病逝后,刘禅为之痛惜流涕,整个蜀汉朝堂也失去了能弥合各方矛盾的中间人。

黄皓终于得以操弄中枢权柄,离间皇族和百官,在其谗言下,刘禅的弟弟,甘陵王刘永十余年不得朝见,名将罗宪与之不和,被贬为巴东太守。

如此窃夺朝权的宦官,当然是所有朝臣和士人的死敌,因此不管是北伐派如姜维、还是休兵派如诸葛瞻,他们不论彼此政见有多少分歧,在诛杀黄皓这点都是志同道合,誓欲除之。

在刘禅的眼中,黄皓却只是个自己随时可以如蚂蚁一般拈死的“趋避小臣”,姜维请求诛杀黄皓的表章,不但是小题大做,也严重冒犯自己的帝皇威严,才会断然回绝。此事的恶果是让蜀汉朝堂的激烈矛盾公开化,彼此已注定是你死我活。从此在黄皓的刻意欺瞒下,后主刘禅被“隔绝内外”,只能听到黄皓想让他听到的声音。

姜维求杀黄皓不得,率领蜀军精锐远至沓中,屯田避祸,间接促成了魏国决定大军南伐。姜维又自作聪明变更从魏延起沿用了几十年的的汉中防御部署,更让战略要地汉中丢失,蜀汉门户大开。他提出「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的表章,黄皓却因为衔恨姜维,迷信鬼巫,竟因私废公,将此表章直接压下,对刘禅隐瞒。

因此,邓艾精兵偷渡阴平小路时,蜀汉上下才回猝不及防。诸葛瞻率领留守军队仓促应战,却在绵竹之战一战败死,蜀汉的机动军队已经损失殆尽。成都城所谓剩下的数万兵马,是一群只有纸面意义的老弱病残,怎能对抗邓艾刚刚大胜的百战雄师?

而姜维所部数万人马虽然星夜驰援,却被钟会十余万大军穷追不舍,就算刘禅能神武天纵,坚守成都到姜维及时赶到,想迎战合计二十余万的两路魏军,前景同样凶多吉少。因此,刘禅才会绝望投降。姜维闻讯,拔剑断石,痛哭啼血。

在朝堂众臣群起抵制下,刘禅坚持信任了黄皓这个小人几十年,晚年更令此人掌握了中枢机要大权,以至于被“隔绝内外”,确实对蜀汉亡国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他在位期间的最大错失。

难怪无论蜀汉重臣如姜维、诸葛瞻,还是蜀汉故臣如陈寿、李密,均视黄皓此人为蜀汉亡国的罪魁祸首,也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众多论者。

然而,秉承陈寿《三国志》一脉相承的传统史家说法,将蜀汉亡国的罪责推给黄皓这么一个奸佞小人,固然是大快人心,却也流于表面。率领精锐兵马远离主战场去屯田,又更改汉中防御部署的姜维;带领留守兵马纵兵浪战、全军覆没的诸葛瞻,同样负有相当责任,只是他们壮烈殉国,成了忠臣烈士,才获得在传统观念不被批判的豁免权。

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从关羽丢失荆襄、刘备夷陵之战惨败,两战合计近十万大军以及大批良将的损失,就已注定了它偏安一隅,兵寡力微,先天不足。

以诸葛亮之旷世奇才,十年北伐,耗尽心力亦只夺取武都、阴平这边远两郡。随着诸葛亮逝去,时间推移,中原经济和人口的不断恢复,占据中原九州之地的魏晋帝国,对南方吴蜀政权在国力上已形成压制性优势,而蜀汉立国时便存在的荆益士族之争亦只能一时压制,不可能彻底解决,是以天时地利人和皆失,实非人力所能挽回。

因此,天下大势如此,这样的蜀汉,本非一姜维可救,同样也并非杀一黄皓可救。这就和鸦片战争,清朝再打十次、百次也一定会输一样,不论清军主帅是谁,最终结果都并不会有什么改变。林则徐在战争之初就被罢官,反倒是成全了他的英名和晚节。

将国家和政权败亡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某个脸谱化的奸臣、奸佞误国,以此简单化历史,正是古今论史的一大通病,也因此将真正值得后人反思的根本弊端都掩盖了,绝对达不到“以史为镜”“读史以明智”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