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的言行书中写的是什么？我们能从宋代的改革中学到什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边肖去看看。

一个

杨万里有一首诗说:“莫言下山没有困难。赚钱空的人喜欢它。当他们进入山的圈子，一座山通过另一座山。”

历史就是如此。如果一个问题被克服，另一个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正是为了稳定起见，管理员的能力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可以粗略地说，宋代以前的问题是一些统治者(尤其是大族贵族)不一定要“轻举妄动”，而宋代以后的问题是士大夫作为统治者更为普遍的“无为”，即不能作为、不敢作为、不愿作为的问题。

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过度集权和追求稳定所带来的“负外部性”。

王安石是第一个看到这种负外部性的人，所以他的观点可以说与司马光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能力”对于管理者来说是第一位的，而这种能力主要指“财务能力”。

像宋代许多宰相一样，王安石是由“三司”的财政部门提拔起来的。这反映了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国家的财富进一步增加。

由于与上一代的“经济基础”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应对和控制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使国家财政资源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从根本上反映了官员的能力，也有必要充分发挥行政人员的能力。

二

"在这个古老的国家，现在是深秋，天气开始放晴了。"

王安石自宁元年(1068年)开始推行著名的变法。列宁称他为11世纪的伟大改革家。事实上，早在赵真在宋仁宗的时候，王安石就给仁宗写了一部万字的《仁宗实录》。

王安石认为，一切变革的主体是人，变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选人用人，而选人用人的基础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像柳宗元一样，王安石在官员的各种能力中非常重视“财务管理”。

王安石认识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县域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推动农业从“劳役国家”向更注重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财政国家”转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可以说是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现代转型”的先导。

今天，王安石的反对者似乎反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财”，而是王安石的“为国理财”。在他们看来，“为国家理财”是“积累”，而让个人致富是“自然的”。

该国的经济发展将导致“与人民竞争利润”这里的“人”不是指老百姓，而是指“高贵的人”和有钱有势的人。

在损害郝人民利益的情况下，改革变成了“多任务”和“服从自然”的自由放任。国家不应该对经济采取干涉主义的态度。官僚们不关心甚至不了解经济。相反，这是最好的事情。

三

仁宗的著作表明，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绝不是简单的经济改革，因为王安石的思想是从上层建筑即教育改革和组织制度改革开始的。

他认为教育改革是所有改革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只着眼于《青年法》和《城市交换法》等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王安石变法的深刻性。

科举制度是宋代上层建筑的基石。科举考试实际上是在宋朝建立的。科学考试实际上类似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直到今天，高考中采用的“贴名制”是宋朝发明的。高考仍然是中国最严格的制度之一。

然而，王安石在本文一开始就尖锐地批判了宋代的教育、组织和人事制度，深刻地指出宋代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

他认为，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使人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而宋代的制度不仅不利于人的能力的发挥，而且可以说是“教、育、取，任何方法都是不允许的”

所谓“教学不能靠法律”，是指学校的教学内容只不过是考试文章，与处理事务和治理国家完全脱节。所谓“不能拿法律做文章”，就是说只有书本知识被用来判断人，而缺乏经验和考虑事物的能力，尤其是财务管理能力。此外，文官和武官是分开的，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员不能担任边防卫队的职务。

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财，他就会变穷；如果一个人不能战斗，他就会变弱。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人才，所以它又穷又弱。(王安石强调周制，特别是周的“比雍”教骑射，而宋代的学校没有武备教育。)

至于“无法养”，这是众所周知的。宋320年间，共开设了118门课程，选拔了2万多名进士。与唐朝不同，宋朝通过考试授予官员。因此，不可能让官员变得多余。

由于官员的帽子到处都是，国家财政很难支持官员，官员的薪水自然越来越少。在一个城市经济发达、铺张浪费盛行的时代，微薄的官员工资相当于纵容官员腐败。

所谓“没有办法任命”，第一，评估和评价只是形式，第二，官员将很快任命。这对于敢于做事的官员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以上都是时代的观点。《仁宗讲话》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经济改革，而是如何选拔、使用和培养上层建筑的人才。

王安石变法不再像柳宗元所说的那样针对中唐以前松散的体制所造成的社会不稳定，而是针对宋代以来僵化的机制对执政能力的制约。

科举制度真正建立于宋代

四

因此，柳宗元的“封建主义”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而王安石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旧时代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如果不是相反的话。

一万字的《仁宗实录》深刻地显示了宋代社会对人、财、物的积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宋代精心设计的人事制度压制了人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必须从这里开始。

如果治理系统的目标不是充分发挥管理员的能力，而是扼杀他的能力，那么治理系统就是有问题的。

把权力限制在制度的笼子里是对的，但是这样一个“人才”和“改革者”的“笼子”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有问题。

虽然王安石的改革并不成功(他说改革的目的是把学者变成人才，但结果是把学者变成学者)，他的问题很重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和“选择什么样的人，怎样选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那以后，中国改革者坚信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干部是政治路线确定后的决定性因素”，要决定国家，首先要制定教育政策。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道德、智力和体育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受教育者

这句话的意思是，组织建设是政治建设的核心，教育是组织工作的基础。因此，王安石的文章非常重要。它是人类政治史上极其重要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文献。

王安石雕像

五

与此同时，《上仁宗炎帝实录》一文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人类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丰富强兵。从欧亚大陆的角度来看，他致力于开辟西夏控制的西域之路尤为重要，实际上就是开辟河西走廊，恢复汉唐的视野。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北宋的灭亡，这一努力宣告结束。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

对中国来说，如果它不能控制河西走廊，那么中原就不能再面对西域，更不用说控制北方的蒙古高原和南方的青藏高原了。这样，对中国来说，中原成了一个前哨，所以宋朝只能撤退到长江以南。

此后，中国正式走上了“东南发展道路”，即中亚不再是中国的“后院”，而我们对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却普遍漠不关心。

“念往昔，繁华竞争，叹楼外愁恨相。古往今来，我们将高标准地悲叹我们的荣誉和耻辱。”到了宋代，中国再也看不到玉门关了。

在一个人、钱、物完全积聚在东南角的大趋势面前，宋代的制度设计当然不是寻求发展，而是如何以制度的形式消费这种文明的积聚。由于大势所趋，王安石的变法终究没有前途。

世界上一些重大变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北宋的政治改革。因此，当我们阅读这篇文章时，我们将能够理解列宁的设想，更好地理解严复先生所说的话。

中国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宋代找到，所有的改革措施、启示和失败教训也可以在宋代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