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救荒之术”如何拯救疫情?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

　　这是《宋史·列传第七十五》中的一段记载，讲述的是宋朝与包拯齐名的清官能臣赵的事迹，也就是这位宋朝名臣，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隔离与封城制度，这就是正史中的赵“救荒之术”。

　　古代医学不是十分发达，所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大战之后必有大疫，有时候疾疫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超过饥荒和战乱。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人定胜天，是比较不相信神仙的，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天漏了，女娲补;发洪水，大禹治;没有火，燧人氏钻木;没吃的，神农氏耕种。总而言之，东方古国讲究的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疾疫面前，古人也不是一味祈祷上苍，而是积极行动起来，在自救的基础上救人。咱们今天讲的宋朝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太子少保赵忭，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防控疫病的救荒术，也包括隔离与封城——隔离病人，禁止人口流动。

　　一、二十四史也可以看做二十四部救灾史

　　我们翻开二十四史，就会发现没一史中都有关于救灾救荒的记载，好像帝王将相要是没有赈济灾民的记录，都不好意思被称为明君贤臣。

　　被称为古代仁君代表的宋仁宗赵祯，其本纪中就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至和元年春正月壬申，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

　　宋仁宗碎通天犀以疗疾疫，这件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还有更详细的记载：时京师大疫，命太医进方，内出犀角二本，析而观之，其一通天犀也。

　　下面的话还是用现代汉语来说吧：按照古代人的理解，通天犀是旷世奇宝，可以治疗百病。于是内侍李舜卿就有点舍不得了， 想留下来给皇帝专用，宋仁宗一口回绝：“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

　　宋仁宗马上下令杂碎通天犀，并且让太医院挑选医术高明的(择善察脉者)，带着朝廷(县官，不是知县县令那个县官)提供的药品赶赴疫区。

　　宋仁宗在派出医疗队的同时，还特别下旨：各地一定要如实上报疫情，不称职的官员一律治罪，从免职到就地正法，钦差大臣可以全权处理。宋仁宗还特别强调，千万不要让外行坑害疫区百姓：“无使为庸医所误，夭阏其生。”

　　除了宋仁宗，汉唐乃至明清，史书中都不乏抗疫救灾的记录，有一本《钦定康济录》，很系统地收录了这些记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也许能收到一些启发。

　　咱们今天只是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中摘录几条比较先进的做法：“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这就是最早的隔离制度，但这种隔离，是建立在灾民自愿的基础上的，还没有形成制度，后来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所以我们不能把汉平帝当做隔离制度的首创者，因为咱们要把首创者的称号授予宋朝的赵。

　　之所以不把隔离制度首创者的称号给予汉平帝刘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说话算数的并不是年仅十一岁的刘衎，而是“疑似穿越者”王莽。

　　不管隔离迁徙制度是不是王莽想出来的，在当时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唐朝有贞观之治，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造成人口损失的不是饥荒而是疾疫，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疫病防治，在新旧两唐书和《康济录》中，有很多关于李世民派出皇家医疗队的记载：“贞观十年，关内、河东疾疫，遣医赉药疗之……贞观十六年，谷、泾、徐、虢、戴疾疫，遣医施药……贞观十八年，自春及夏，庐、濠、巴、普、郴疾疫，遣医往疗。”

　　在唐太宗一朝，很少见到疾疫大范围流行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记录，就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君正臣贤，基本都能把疫情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了死亡带来的恐慌——皇家医疗队就是百姓定心丸。

　　二、赵其人及其救荒术

　　说完汉唐救灾免疫，咱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宋神宗时期的赵忭身上——此公不但是清官，更是一位能臣。在《宋史·列传第七十五》中，三位名臣包拯居首，吴奎次之，赵第三，包拯被称为包龙图，其最高官职为枢密副使，赵忭则可以被称为赵龙图，最高官职为参知政事。

　　《宋史》记载，赵忭“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茕贫，盖不可胜数。”

　　据《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载，宋神宗熙宁八年夏天，吴越之地发生了大旱灾。同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忭出知越州。

　　赵下车伊始，马上展开全面调研：“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

　　赵的调研可不仅仅是只要统计数字，而是对属下官员的一次考核问政，凡是不能及时汇报属地情况的官员，一律拿下治罪(参劾)——免职是最轻的，严重一点的就要关进监狱等候朝廷发落。

　　除了严查不作为官员，赵还广泛募捐：“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

　　为了避免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忧其流亡也)，赵忭还规定：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 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让灾民到指定场所领取救济物资，要是随便溜掉，那么对不起，你什么也拿不到。

　　除了用物资限制人口流动，赵还专门开设了隔离医院，让医生和懂医术的僧人专门负责照顾感染疾疫的百姓——当时的僧人还不像后来那么贪财，也跟医生一样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而且颇有舍己为人的慈悲之心。

　　赵的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公于此时，蚤(早)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三、赵救荒术的历史意义与可借鉴之经验

　　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即使是君正臣贤的太平盛世，也难以避免疾疫侵袭。既然不能避免，那就要进行有效防控。等到疾疫流行再进行救治，远不如做好充分防范预案：事后诸葛亮不如事前诸葛亮，那些没有准备临场抓瞎的，远不如胸有成竹事先有准备并有专业知识的。

　　赵的救荒术，我们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隔离制度，建设专门的隔离医院;第二、用充足的物资保障，避免人口流动造成疫病传播蔓延;第三、事前掌握疾疫真实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治方案，并且用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处罚，避免下属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

　　我们遍观二十四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少见到有人趁疾疫贪赃的官员和敛财的奸商。

　　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历朝历代都有规定：趁火打劫，罪加一等。有时候连罪加一等的审判都无暇进行，直接就杀掉了事：趁火打劫的，直接扔进火堆。

　　从赵救灾治疫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虽然疾疫会造成一定的恐慌，百姓也有逃离疫区的想法，但是有赵忭这样的清官能臣坐镇，再加上充足的物资保障，老百姓的心也是可以逐渐安定下来的。

　　赵之所以能稳定疫区民心，就是因为他做了充足的物资准备： 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员)。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在调动国家资源的同时，又严令禁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赵忭的隔离与赈济政策，到清朝还在一直沿用，比如清宣统二年十二月的东三省鼠疫盛行，就由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每天开联席会，命令巡警总厅悬赏动员老百姓捕鼠，“晓瑜居民注意卫生，加雇清道夫(清洁工，不是鱼)，严行清洁。”

　　当时还下了死命令严禁疫区百姓流动：“督饬内外城官办医院，添置防疫药品器具，以资应用，凡疾病发生之地禁止出入，违者杀无赦。”

　　二十四史可以作证，古代疾疫流行的次数不下千百，但是历朝历代都会采取严格的防治措施，没有哪一个朝代是因为疾疫流行而灭亡的。

　　如果把疾疫看做天灾，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没有不可战胜的天灾”，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明正德十二年进士、嘉靖朝大理寺丞、广东按察司佥事、知钦州林希元在给嘉靖皇帝的奏疏中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咱们就以林希元的奏疏作为本文的结尾(翻译了一下，去掉不可说之词)：

　　时际凶荒，民多疾疫。老百姓在疾疫面前，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这就需要朝廷进行有效赈济，需要各级官吏认真负责，进行有效督导，避免朝廷“发银买药”，却便宜了贪官污吏和奸商，“督察无方，徒资冒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