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青铜、制陶与建筑商代的青铜、制陶与建筑

商代的青铜、制陶与建筑

商代继夏代为中原主要的政治力量后,文化上有不少继承,而内容越来越丰富,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时代,大体上离开了新石器文化。商代文化的详细讨论,不在本书范围之内,最近张光直的《商代文化》(ShangCivilization)是一本最新的综合性著作,可作参考。本文只就商代超越前人的若干特点,作简单的讨论,以为周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文拟就物质文化:青铜器、陶器、建筑;及组织与意念的文物:国家组织、农业、占卜、文字数项加以讨论。

中国青铜的源起,过去颇多“外来说”的聚论。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新资料,说明中国境内在青铜文化形成以前,曾有其萌芽阶段。现在青铜在中国本土形成的理论,有比前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及逻辑。在陕西、甘肃和山东,分别有早到西元前三千年的铜刀铜链出土(Kwang-chihChang,1977:274—279;WenFong,1980:1,36;Ping-tiHo,1975:177—221)。先商文化只有小型铜刀及铜链。早商以郑州遗址为代表,其早期的铜器中也罕见容器,早商文化的晚期则已有成套的青铜礼器。盘庚迁殷以后,可称谓商代后期,以殷墟文物为代表,青铜札器、兵器及工具都已司空见惯,至今已有数千件出土。整个商代,青铜器甚多在当地铸造;冶铸方法为直接范铸,早期的范为一个模型作一个范,一个范作一器,无论大小均为浑铸。但小件器物,如链,可以一范铸造数件,晚期的铸造方法仍为范铸,但铸造大器及型制复杂的器物,已为多范复合拼成。花纹的制作,系在陶模上描纹,用刀契刻,然后反印在铜范上。殷墟出土过一件残模,有已半刻的描纹。半浮雕的花纹则用泥条盘制,另外加在模上,而泥上也有刻纹。总之,花纹与铭文都是铸上去的。

灌注铜液系由俗称“将军盔”的坩埚,一次只能熔有限的铜液。铸造小型器物,少数“将军盔”的容量就够了。大器如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高133公分,长110公分,宽78公分。单以浇铜液言,须有二百五十多人操持七十个左右的将军盔,在极短的时间倾入范中。加上前后的制模、翻砂、修饰,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一时之间,即须三百多人方可进行。这样的作坊自然不是王室及贵族以外可以经营的。至于青铜的原料:铜、铅及锡,大致都在安阳附近可及之处均有矿藏,商代的冶铜作坊可以不假外求(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32—36,44—47)。

商代的陶瓷工业,虽然远接新石器文化制陶的传统,在器形上有不少继承古代的陶器,但在技术上有极大的进步,已能制作高温焙制的硬陶及带釉的原始瓷器。这两种硬陶及带豆青釉的原始瓷都用高岭土制造,其原始地点大约在南方,其出土器以比例说,也是南方多于北方。无疑的,南方对北方的陶瓷技术有其一定的影响。

晚商的刻纹白陶,也以高岭土作胎,高温1000℃以上烧制。色泽白净,陶质坚硬,即使置之今日,也当是佳品。至今只有安阳殷墟有此物出土。大约在当时也只有王室及王亲国戚方能使用。不论早商抑晚商遗址,陶器作坊都是面积大,残品多。而且窑址数十集中一处,附近还有房舍,似乎与陶器作坊有直接关系。制陶业能有如此规模,足见已是专业生产。有一处郑州的遗址,出现的残件多为泥质陶的盆甑之属,而缺少夹砂陶的鬲甗诸器。这种偏颇现象,只能由专业分工来解释。是以商代陶业,不再是使用者为了自用而制作,却是大量的生产某些项目,以供应使用者。至于供应的方式是分配,抑统由市场行为,则不易判断(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48—50)。

商代的建筑,可由几个古城为代表。郑州出土的早商遗址是3500年前的古城,经过多次发掘,可判定有东南西北四面城墙。由夯土筑成,周长将近七公里,有若干缺口当是商代城门。夯土由“版筑”分段筑成;这种方法到近代犹在使用中。但因为古代技术不精,不能筑成垂直的墙,必须使用斜坡以支持城墙的高度。据估计,郑州古城城墙用夯土的土量约八十七万立方公尺,是二里头宫殿的四十倍,需用一千三百万个人工。如以动员上万的劳力也须四年左右方可完工。与此相应的后勤及组织,足以说明国家的组织力已达相当水平。城内居住遗址密集。在城内东北部有数处大型夯土台及房基。四周有不少玉件出土,当是宫室所在。城外也有不少遗址,由其性质判断,大都是普通农业聚落。但附近地区则有若干铸铜、骨器、及陶器的作坊。农业及工业环绕王都,衬托了王城的自足性,但也说明了城市化的分工现象(河南博物馆等,1977)。

湖北黄陂的盘龙城是另一类型的城市。这座古城的残存,至今仍在地面。南北约290公尺,东西约260公尺,约略近方形。城墙也与郑州古城一样,用平夯及斜夯筑成。城内东北部高地,有大型宫殿遗址。城外则是小型房基,盘龙城只有郑州古城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然而一切规制及城垣环卫宫殿的现象,均为郑州古城的具体而微,也都说明了商代城市的政治性与军事性(湖北省博物馆等,1976)。

安阳殷墟是最早发掘的商代城市,经过数十年断断续续的工作,殷墟大致的面目,已约略可知。这个地区的范围,当有二十四平方公里以上。洹水一曲,划分了王宫在南(小屯)、陵墓在北(西北岗)两大区。小屯周围遗址密集,当是中心,离中心渐远,遗址的密度也越小。居民的房址与小墓葬杂出其间,似乎一般居民并不葬在西北岗的陵墓区。居住遗址附近也有不少作坊,但并不见有作坊特别集中的“工业区”,当可能因为居民即是作坊工人之故(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1)。

小屯本区之内,又可分为三区。甲组最北,有十五座平行的大型夯土台基,是长方建筑的基地。乙组居中部,有二十一座大型房屋成三列南北分布。甲与乙组之间有一座方型夯土台基,当是坛一类遗址。丙组居西南部,有十七座排列整齐的夯土台基。乙组地下有很多水沟纵横其间。据推测,甲组是王宫,乙组是宗庙,丙组是举行仪式的地点。王宫宗庙筑在夯土台上,而一般居民则住在半地下室的窖穴中,但也有些住在地面上的建筑中(石璋如,1959)。小屯四周未见如郑州或盘龙城一样的城墙。如此大型都市,而缺少城垣,实属不可思议。不过,小屯遗址也有一条巨大的壕沟,宽7—21公尺,深5—10公尺,由西南婉蜒向东北。这条深壕也许是防御工事(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1)。

陵墓区有十一座大墓及1222座小墓,然而也仍有居住遗址及作坊遗址分布其间。每一座大墓,需用七千人工任挖土的工作,其规模之大可知。陵墓排列整齐,有长隧道及深达十公尺的墓穴。穴内殉葬的尸骨散延在隧道及墓穴中。陵墓由夯土筑实,夯土层内有不少人骨。陵墓四周有排列整齐的殉葬坑,埋葬王室的卫队(梁思永、高去寻,1962)。殷墟王陵的集中及其规模,诚为罕见,以致有人以为殷墟实际上不是国都所在,而是类如“陵邑”的都市(宫崎市定,1970)。此论可备一说,但尚不能作为定论。总之,商代城市的型态及建构,以郑州及盘龙城为代表,开启了后世中国城市的先河。

再论商代的宫殿建筑的意义。二里头的宫室,有殿堂、廊庑及大庭,大体上是对称的格局,已如前述。整个小屯地区的大建筑,也有其整齐的布局,分布在甲乙丙三组。殷墟的一座大型建筑,根据其基础作重建的假想图,当是建造在夯土台上,以列柱支撑茅顶,有层阶登上有重檐的大厅(石漳如,1954,1970,1976)。郑州的早商遗址,宫殿基础也有夯土台及成列的石础柱洞,基本上与小屯的情形无二致。盘龙城的宫殿是一座重檐回廊中有四室横列的格局(图5)。面积虽只有郑州富殿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却几乎全部占据了城内的东北高点。三座基址前后平行,方向与城垣一致,似乎是统一规划的。由这几处的情形综合,商代的大型宫殿建筑技术已可相当清楚。大致先打基,再置柱础,石础及铜础都曾出现。列柱作为檐柱,中间立大柱则为了重檐覆屋。这些技术上的程序,与西周的建筑法似乎并无异致。但是一个遗址上几座大型建筑之间的关系,又与二里头的廊庑殿庭格式不同。房屋东西向者多,南北向者少。二里头那种左右对称,南北平行的规整院落,与西周的格式相近。而在商代的几个城市遗址中还难以重建这样子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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