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继夏代为中原主要的政治力量后，文化上有不少继承，而内容越来越丰富，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时代，大体上离开了新石器文化。商代文化的详细讨论，不在本书范围之内，最近张光直的《商代文化》（ShangCivilization）是一本最新的综合性著作，可作参考。本文只就商代超越前人的若干特点，作简单的讨论，以为周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文拟就物质文化：青铜器、陶器、建筑；及组织与意念的文物：国家组织、农业、占卜、文字数项加以讨论。

中国青铜的源起，过去颇多“外来说”的聚论。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新资料，说明中国境内在青铜文化形成以前，曾有其萌芽阶段。现在青铜在中国本土形成的理论，有比前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及逻辑。在陕西、甘肃和山东，分别有早到西元前三千年的铜刀铜链出土（Kwang-chihChang，1977：274—279；WenFong，1980：1，36；Ping-tiHo，1975：177—221）。先商文化只有小型铜刀及铜链。早商以郑州遗址为代表，其早期的铜器中也罕见容器，早商文化的晚期则已有成套的青铜礼器。盘庚迁殷以后，可称谓商代后期，以殷墟文物为代表，青铜札器、兵器及工具都已司空见惯，至今已有数千件出土。整个商代，青铜器甚多在当地铸造；冶铸方法为直接范铸，早期的范为一个模型作一个范，一个范作一器，无论大小均为浑铸。但小件器物，如链，可以一范铸造数件，晚期的铸造方法仍为范铸，但铸造大器及型制复杂的器物，已为多范复合拼成。花纹的制作，系在陶模上描纹，用刀契刻，然后反印在铜范上。殷墟出土过一件残模，有已半刻的描纹。半浮雕的花纹则用泥条盘制，另外加在模上，而泥上也有刻纹。总之，花纹与铭文都是铸上去的。

灌注铜液系由俗称“将军盔”的坩埚，一次只能熔有限的铜液。铸造小型器物，少数“将军盔”的容量就够了。大器如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高133公分，长110公分，宽78公分。单以浇铜液言，须有二百五十多人操持七十个左右的将军盔，在极短的时间倾入范中。加上前后的制模、翻砂、修饰，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一时之间，即须三百多人方可进行。这样的作坊自然不是王室及贵族以外可以经营的。至于青铜的原料：铜、铅及锡，大致都在安阳附近可及之处均有矿藏，商代的冶铜作坊可以不假外求（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32—36，44—47）。

商代的陶瓷工业，虽然远接新石器文化制陶的传统，在器形上有不少继承古代的陶器，但在技术上有极大的进步，已能制作高温焙制的硬陶及带釉的原始瓷器。这两种硬陶及带豆青釉的原始瓷都用高岭土制造，其原始地点大约在南方，其出土器以比例说，也是南方多于北方。无疑的，南方对北方的陶瓷技术有其一定的影响。

晚商的刻纹白陶，也以高岭土作胎，高温1000℃以上烧制。色泽白净，陶质坚硬，即使置之今日，也当是佳品。至今只有安阳殷墟有此物出土。大约在当时也只有王室及王亲国戚方能使用。不论早商抑晚商遗址，陶器作坊都是面积大，残品多。而且窑址数十集中一处，附近还有房舍，似乎与陶器作坊有直接关系。制陶业能有如此规模，足见已是专业生产。有一处郑州的遗址，出现的残件多为泥质陶的盆甑之属，而缺少夹砂陶的鬲甗诸器。这种偏颇现象，只能由专业分工来解释。是以商代陶业，不再是使用者为了自用而制作，却是大量的生产某些项目，以供应使用者。至于供应的方式是分配，抑统由市场行为，则不易判断（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48—50）。

商代的建筑，可由几个古城为代表。郑州出土的早商遗址是3500年前的古城，经过多次发掘，可判定有东南西北四面城墙。由夯土筑成，周长将近七公里，有若干缺口当是商代城门。夯土由“版筑”分段筑成；这种方法到近代犹在使用中。但因为古代技术不精，不能筑成垂直的墙，必须使用斜坡以支持城墙的高度。据估计，郑州古城城墙用夯土的土量约八十七万立方公尺，是二里头宫殿的四十倍，需用一千三百万个人工。如以动员上万的劳力也须四年左右方可完工。与此相应的后勤及组织，足以说明国家的组织力已达相当水平。城内居住遗址密集。在城内东北部有数处大型夯土台及房基。四周有不少玉件出土，当是宫室所在。城外也有不少遗址，由其性质判断，大都是普通农业聚落。但附近地区则有若干铸铜、骨器、及陶器的作坊。农业及工业环绕王都，衬托了王城的自足性，但也说明了城市化的分工现象（河南博物馆等，1977）。

湖北黄陂的盘龙城是另一类型的城市。这座古城的残存，至今仍在地面。南北约290公尺，东西约260公尺，约略近方形。城墙也与郑州古城一样，用平夯及斜夯筑成。城内东北部高地，有大型宫殿遗址。城外则是小型房基，盘龙城只有郑州古城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然而一切规制及城垣环卫宫殿的现象，均为郑州古城的具体而微，也都说明了商代城市的政治性与军事性（湖北省博物馆等，1976）。

安阳殷墟是最早发掘的商代城市，经过数十年断断续续的工作，殷墟大致的面目，已约略可知。这个地区的范围，当有二十四平方公里以上。洹水一曲，划分了王宫在南（小屯）、陵墓在北（西北岗）两大区。小屯周围遗址密集，当是中心，离中心渐远，遗址的密度也越小。居民的房址与小墓葬杂出其间，似乎一般居民并不葬在西北岗的陵墓区。居住遗址附近也有不少作坊，但并不见有作坊特别集中的“工业区”，当可能因为居民即是作坊工人之故（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1）。

小屯本区之内，又可分为三区。甲组最北，有十五座平行的大型夯土台基，是长方建筑的基地。乙组居中部，有二十一座大型房屋成三列南北分布。甲与乙组之间有一座方型夯土台基，当是坛一类遗址。丙组居西南部，有十七座排列整齐的夯土台基。乙组地下有很多水沟纵横其间。据推测，甲组是王宫，乙组是宗庙，丙组是举行仪式的地点。王宫宗庙筑在夯土台上，而一般居民则住在半地下室的窖穴中，但也有些住在地面上的建筑中（石璋如，1959）。小屯四周未见如郑州或盘龙城一样的城墙。如此大型都市，而缺少城垣，实属不可思议。不过，小屯遗址也有一条巨大的壕沟，宽7—21公尺，深5—10公尺，由西南婉蜒向东北。这条深壕也许是防御工事（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1）。

陵墓区有十一座大墓及1222座小墓，然而也仍有居住遗址及作坊遗址分布其间。每一座大墓，需用七千人工任挖土的工作，其规模之大可知。陵墓排列整齐，有长隧道及深达十公尺的墓穴。穴内殉葬的尸骨散延在隧道及墓穴中。陵墓由夯土筑实，夯土层内有不少人骨。陵墓四周有排列整齐的殉葬坑，埋葬王室的卫队（梁思永、高去寻，1962）。殷墟王陵的集中及其规模，诚为罕见，以致有人以为殷墟实际上不是国都所在，而是类如“陵邑”的都市（宫崎市定，1970）。此论可备一说，但尚不能作为定论。总之，商代城市的型态及建构，以郑州及盘龙城为代表，开启了后世中国城市的先河。

再论商代的宫殿建筑的意义。二里头的宫室，有殿堂、廊庑及大庭，大体上是对称的格局，已如前述。整个小屯地区的大建筑，也有其整齐的布局，分布在甲乙丙三组。殷墟的一座大型建筑，根据其基础作重建的假想图，当是建造在夯土台上，以列柱支撑茅顶，有层阶登上有重檐的大厅（石漳如，1954，1970，1976）。郑州的早商遗址，宫殿基础也有夯土台及成列的石础柱洞，基本上与小屯的情形无二致。盘龙城的宫殿是一座重檐回廊中有四室横列的格局（图5）。面积虽只有郑州富殿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却几乎全部占据了城内的东北高点。三座基址前后平行，方向与城垣一致，似乎是统一规划的。由这几处的情形综合，商代的大型宫殿建筑技术已可相当清楚。大致先打基，再置柱础，石础及铜础都曾出现。列柱作为檐柱，中间立大柱则为了重檐覆屋。这些技术上的程序，与西周的建筑法似乎并无异致。但是一个遗址上几座大型建筑之间的关系，又与二里头的廊庑殿庭格式不同。房屋东西向者多，南北向者少。二里头那种左右对称，南北平行的规整院落，与西周的格式相近。而在商代的几个城市遗址中还难以重建这样子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