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帕思巴东来,即位后,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统领藏族地区的政教。
随着帝师制度的建立和宣政院的改制,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逐步加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有功于元朝国家建设的藏传佛教,开始走向了另一极端。
1、权势过大,中央难以监控
自忽必烈之后,元朝的历代皇帝及其家眷,均需受戒皈依为佛家弟子。《南村辍耕录》卷三[受佛戒]记载: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倍位者必九人,或七人,….此国俗然也。
在元朝,法会(元称好事)名目数量繁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元史·释老传》具体罗列出名称的[好事],就超过了三十多种。
藏传佛教中的金刚持
皇室如此崇佛,佛教势力很快就渗透到了元朝政治等各领域。早在八思巴时代,忽必烈就设总制院,尊八思巴为[帝师],统筹全国释教和蕃地(西藏)事务。
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嫌其地位不尊,以[总制院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粟,事体甚重,品秩宜尊]为由,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
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其位甚崇。[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
除了品秩得到提升外,宣政院还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一样,不仅有了独立平行的任官系统,甚至还有单独用兵之权。
(1)、拥有中央人事、行政、司法大权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很难有效插手宣政院大小事务;
(2)、僧尼事务(释教)和蕃地事务也没有了监察空间,中央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化。
2、破坏国家法度,社会影响极差
宣政院权势显赫,使得本就备受尊崇的僧尼阶层更加猖狂。少数僧人目无法纪,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的案例时有发生。
对于这些目无法纪的僧人,宣政院不仅没有予以制止和妥善解决,甚至有[火上浇油]之嫌。譬如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宣政院请[(凡民)欧(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之旨。
尽管成宗、仁宗等曾试图加以拨乱反正,然而收效甚微,最终不了了之。
左:仁宗 右:成宗
坦诚说,僧人违法乱纪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元朝法律上的不平等。僧人犯法,按例由宣政院受理,偏颇之处比比皆是:
(1)、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
(2)、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
(3)、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
僧人不但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甚至可以操纵法律。譬如帝师或上层高僧们,常常以[好事]为由,请求元朝政府释放重囚(史书称之为[秃鲁麻])。不过,这些重囚大多都是有权有势官宦子弟或泼皮无赖。
藏传佛教中的文殊菩萨
本该受到法律严惩的重囚们,通过贿赂僧侣阶层,[顺利]逃之夭夭。据《元史》与《新元史》所载,顺利[大逃亡]的死囚犯,不下数百人。
至于释放这些重囚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
(1)、[用帝师奏]者;
(2)、[皇帝即位用帝师奏]者;
(3)、皇室人员有疾、祭日或诞辰请释囚者;
(4)、帝师或皇室修佛事者;
(5)、为皇室祈福者;
(6)、某高僧圆寂,也得释囚。
这种破坏法律、扰乱政纪之事,元朝上下并非毫不知晓,不少大臣上书屡次反对,几乎皆得到皇上采纳,但收效甚微。
藏传佛教中大白伞盖佛母
皇庆元年(1312年)冬十月,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有罪,国师搠思吉斡节儿奏请释之,仁宗皇帝斥之曰:[僧人宜诵佛书,官事岂当与耶!]
遗憾的是,皇庆二年秋七月,[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可见事态很难得到有效抑制,[释囚]的场景一直屡禁不止。
3、祸乱朝纲,导致国家衰败
元朝皇室崇佛,可谓[国策]之一。自忽必烈开始,经常举行各种耗资巨大的[好事]活动,动用国库修建各式各样的佛寺,对僧人的赏赐也是毫无节制,刊印佛经所费金银更是有增无减。
以大都为例,史载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就有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大永安寺(香山)、大承天护圣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天源延寿寺、寿安山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崇国寺、兴国寺等。另外,在宫廷内也有佛寺。
护国寺喇嘛塔,1949年被拆除
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背后,是毫无节制地征调士兵、百姓和工匠,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耗费了大量的土地、物资、金银,使得国库愈发空虚,有些甚至直接搜括百姓以资建寺之需!对国家与人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皇室的[过度]崇佛,让帝王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深谙儒学的知识分子们,无不为之愤慨。
元朝儒生郑介夫,对帝师至京[朝野倾城相迎]的现状就颇为不满:[往年帝师之死,择取小帝师来代,不过一小庸厮耳,举朝郊迎,望风罗拜。]
忽必烈在崇尚佛教后,命笃信儒学的畏吾儿大臣廉希宪受国师佛戒。
廉希宪毫不客气地顶撞道:[臣受孔子戒矣。]忽必烈又问:[孔子亦有戒耶?]廉希宪回答:[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据说忽必烈不仅没有生气,还连连赞许。
4、荒唐的元顺帝
纵观元朝诸帝,[崇佛]最荒唐的,莫过于元顺帝妥欢帖木尔。
扳倒权臣伯颜后,元顺帝[图治之意甚切]。
在丞相脱脱的支持下,恢复科举,颁行《农桑辑要》,实行儒治,整饬吏治,蠲免赋税,开放马禁,削减盐额,编修辽、宋、金三史,国家一度有了[中兴之相]。
不过,罕见的天灾给了他当头棒喝。黄河决口、饥荒频仍、瘟疫爆发,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死亡。
自至正四年(1344年)始,中国进入了灾害多发期,尤以腹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以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和内蒙的一部分)和河南行省(河南中南部、湖北大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北部)最为严重。
天灾引发了一系列后遗症:各地烽烟四起,不少地方的统治机构瘫痪,陷入土崩瓦解的绝境。时间一长,元顺帝锐意进取的劲头,可谓消失殆尽。
丞相脱脱死后,元顺帝彻底堕落。
(1)、他声色犬马,长期不理朝政,沉溺密宗,修炼所谓[男女双修之术],朝堂成了君臣淫态百出之所。
(2)、他专门建造了上都穆清阁,连延数百间,并秘密室于修文殿旁,好事房于鹿顶殿侧,[取妇女实之,以备修习之用]。
(3)、他沉迷于[十六天魔舞]无法自拔,还专门为此建造高阁,[飞桥舞台于前,四栏引翼。每幸阁上,天魔歌舞于室,繁吹导之,自飞桥西升,市人闻之,如在霄汉。]
(疑似)十六天魔舞
何谓[十六天魔舞]?史书记载,[天魔舞者,本西番佛曲,法式淫荡]:
(1)、时帝(元顺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
(2)、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各执加巴喇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
(3)、又宫女一十一人, 练槌髻,勒帕,常服, 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蓁、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
(4)、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遇宫中赞佛, 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
尽管朝中大臣百般劝谏,可元顺帝不但不听,反而想方设法躲避,甚至特意挖地道以躲[宰相以旧制为言] 。
至正二十七年(1367) 八月,元顺帝见大势已去,诏命皇太子领天下兵马。次年闰月,元顺帝携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逃到应昌府(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同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妥懽帖睦尔驾崩于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庙号惠宗 ,蒙古汗号为[乌哈噶图汗],明朝为其上尊号为[顺帝]。
在《蒙古黄金史纲》中,记载了一首元顺帝离京时所作的一首长诗: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蒙古史学家的[发挥]
总的来说,我们在审视藏传佛教在元朝的历史作用时:不仅要看到元朝的崇佛政策对加强边疆(尤其是藏区)统治,促进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正面影响;也要对这一政策走极端后,为整个社会经济诸方面带来的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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