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规模早已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国民人均收入在2011年，仅仅21000多元人民币，排在全球百名之后，连人人喊打的中国男足在世界的排名都不如。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黄亚生曾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认为，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如此巨大的资本投入和各种有利条件，现在应该突破15000美元大关，而事实上，我们的人均收入直到今天，才区区不到5000美元。

在此，我们可以试着看一看宋代的财富分配情况。

一、官民比例

宋代是中国古代一个国力和军事力量积弱的朝代，但这种极弱要分两个方面来说：国家虽军事力量的弱小，但民间的财富却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所谓的[盛世]，甚至有过之。

官民比例是较为直接衡量国家、民众财政负担和民众收入公平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值得一探。

所谓的[官]，也就是俗话说的吃皇粮的和吃财政饭的。宋代是有名的冗官泛滥的朝代，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的人口大约为3000万，官员为2万多人，官民比例大抵为1：1500。

王安石变法之后，比例更低，这个比例大大高于明清时期，但与当今中国的官民比例高达1:30左右（甚至有学者统计为1:18）来说，那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很明显，吃皇粮的人多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就大了，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倚靠全体纳税人的税款，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官员越多，民众的负担就会越重。

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国有的财富或国家可支配的财富；二是民众的私有财富。

很多时候，国家的总体财富就好比一个大小不变的蛋糕，国家可支配的财富这一块切多了，相对应的就是民众的私有财富就剩下的少了。

近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大于GDP的增幅和居民收入增幅，税收增幅也是举世罕见。相对应的就是，中国的居民消费大概只占到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55%。我国民众消费如此低下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低下。显然，财富是一个大蛋糕，国家切的多了，国民就吃得少了。

当然，中国目前民众消费能力低下，而国家或政府占有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与社会财富，这种局面倒是与宋代不同。北宋初年，即便官民比例1:1500比现在低得多，政府可支配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远远低于现在，但是北宋政府依然很穷，常常入不敷出，即有很大的财政赤字。为此，早在安石全民变法之前，大政治家司马光就提出过[官职冗滥]的问题，减少官员的数量，为国家财政松绑，其实是北宋改革派（王安石）和守旧派（司马光）的共识，他们都认为必须减少吃财政饭的官员数量，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减少国家和国民的财政负担。

当前，中国的行政成本已经连续多年蝉联世界第一，吃财政饭的人员过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吃皇粮的人过多，不仅仅只是财政负担的问题，还是一个国民创造力和生产力的问题。当一个人可以无忧无虑地被国家养着，生活大有保障之时，他就可能不思进取，过一种没有创造力和效率低下的[扁平生活]。如此，当这种类型的人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并形成效法机制和惯性之时，全民的创新能力和产生能力都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可见，不管是政府手中有钱还是没钱，在保证行政的正常高效运转的前提下，都要尽量减少吃财政饭的人数，减少政府和国民的负担。政府和国民的负担少了，留给民众的那块财富蛋糕就会多起来。

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政府开始财力雄厚起来，但这并不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反而，王安石相当警惕国家对民众财富的侵蚀，坚持藏富于民的理念，也就是说，王安石变法要达到一种双赢的局面：政府有钱，同时百姓也有钱。

二、纳税负担

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严重不协调和失衡，这是全球众所周知的一个经济怪现象和国家发展的顽疾。其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经济学界内外的各路专家和决策者都对症下药，开了很多良方。经济学家谢国忠曾撰文指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民收入低下的问题，首先亟需减税一万亿人民币，税收是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杠杆，古今中外皆如此。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纳税负担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而且痛苦指数要超越法国，冠于全球。大力呼吁政府减税的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当前我国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必须降低五分之一。增值税降低五分之一，即从现在17%的税率降低到13.6%。在CPI居高难下的当前，仅仅增值税降到13.6%，就可以大大缓解普通老百姓的消费支出。换一个角度来说，降低他们的消费支出，也就是在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两宋时期，国防压力巨大，抵御和制衡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靡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但即便如此，宋代的税负和税率都不甚高。宋初，南方结束五代十国的局面，归于一统。浙江自晚唐以来便是国家赋税重地，宋廷却把此地原割据政权的田税降低三分之二，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当时，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但赋税不仅不增，反而却能够大幅降低。

北宋前期百余年的时间，各种名目的税收，尽被废除，国家财政负担因军事而屡增不减，可政府对税收却相当克制。

南宋时期，为了扩大和激励国际贸易，把关税税率骤然由30%降低为10%。大幅度降低关税，虽然国家的税收和财政盈余受到了影响，但使得民众可以买到更为便宜的进口商品，大大降低了民众的消费支出。从根本上来说，亦是藏富于民的做法。

三、福利制度

根据今人的研究，宋代的福利制度已然超越现代的[由摇篮到坟墓]，从两端延续至[从胎养到祭祀]，即孩子还未出生就受到国家的资助，人死多年，国家还能够补助祭祀之费。

北宋仁宗时期，国家颁布[胎养令]，规定怀孕的妇女没有经济来源的，可以获得国家补贴。此后，[胎养令]不断完善和延伸，贫困之家的孩子出生后，还能够得到国家的钱、米资助，以及减免各种税负。针对被遗弃的孤儿，朝廷一是创办[婴儿局]，收养弃婴；二是国家出钱，来雇佣养母和收养家庭，使得弃婴重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和存活的经济条件。

对于低收入民众的保健和看病问题，宋代也以国家财政出资，予以救济，并成立了专门的受国家财政补贴的药品供应机构，其药价很便宜，只抵消成本即可。关于平民的养老问题，宋代陆续设立了[福田院]、[居养院]等养老机构，其福利待遇之优渥，以至于令[贫者乐而富者扰]，就连我们都认为荒淫亡国的宋徽宗，其在位时还把国家养老的标准由六十岁降低为五十岁。

除此之外，孤儿和贫家子弟，还可以免费或低学费进入公办学校读书，甚至连吃饭都有国家的补贴和支付。为了保证这些补贴和支付能够及时到位，两宋时期，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所谓的[学田]，其产出收入都作为各地的教育补贴。

说到底，这些措施都是变相的藏富于民，难怪大词人柳永对宋代杭州的民间富裕有过如下描述：[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看来，还是有所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