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说法,皆谓其乃系为维新变法而死,但考之史料,这一结论,实在大有问题,[六君子]之死,其实另有真相。
一、[六君子]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
所谓[戊戌六君子]是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次日,内阁所奉硃谕将[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体化,硃谕称: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之罪行,总结起来不外乎三条:
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
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
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换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党身份而被杀。
二、实际上[六君子]中厌恶康有为者大有人在
[六君子]当日被当作[康党]而被杀,后世亦长期将其归入[康党],说他们围绕着康有为,为了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业而不惧牺牲。
但事实绝非如此,[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康广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情形如何,笔者尚未见可靠资料,唯谭嗣同自命与满清为敌,故而口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语,从容赴死。
1、杨锐、刘光第二人相当厌恶康党
杨锐、刘光弟乃张之洞门下之人,张氏素来鄙视康有为之学术,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之学术旨趣,可想而知。
杨锐早年对康有为曾颇有好感,认为康氏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故于1897年12月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荐康氏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
但到戊戌年后,杨锐对康党的态度已转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曾明言康氏[缪妄]:[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缪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
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曾在给其兄唐才常的书信中提到,在军机处任职期间,因杨锐鄙视康有为,谭嗣同曾与之发生过冲突:[伯兄曰:复生入值,与刘裴村一班,刘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然可虑者,叔峤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忿与之争,叔峤不纳。]
[伯兄]即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峤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杨锐好友高树在其《金銮琐记》也记载,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铁杆康党谭嗣同、林旭相当不满,私下里形容谭嗣同为[鬼幽]、林旭为[鬼躁]:[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叔峤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考之戊戌年谭、林二人行状,谭氏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得知,故杨锐呼之为[鬼幽];林旭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故杨锐呼之为[鬼躁]。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系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大致与杨锐相似,其进入军机,同样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的结果,但或许是因为刘虽得张之洞器重,但终非张之洞心腹之人,故而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入职之后,也非如杨锐一般,孜孜于筹划促成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但其对康党的厌恶之情,则与杨锐一般无二。
康党开设保国会,刘氏仅前往一次,因厌恶其言论,再未有过交往,刘氏还曾在家信中感叹:[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所谓[新党],即是指[康党],在军机处值班期间,为缓和新、旧矛盾,虽然光绪有关新政之奏章,一概越过旧的军机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办理,刘氏[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大军机]系指旧军机大臣,相对之新任军机四章京,则有[小军机]之名)。
杨、刘二人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数天,竟被视作[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当时之人,皆视作奇冤,张之洞曾急电京中,欲营救杨锐,其电文称:[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
刘光第死后,查抄其家,曾搜得弹劾康有为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尤使人叹息者,杨、刘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杨锐的理由是与[康党]无法共事——[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
刘光第的理由是担忧自己[终以憨直贾祸],欲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痛陈[新政措理失宜]之处后,即辞官归家。
2、林旭、康广仁曾竭力摆脱[康党]身份
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年少轻躁],其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观林氏对康有为之看法,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并无定见。
1897年11月,林氏致书李宣龚,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齿康氏之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不愿与名声不佳之[康党]扯上关系。
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绪之青睐,林氏在为康氏之《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已不忌讳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而授旭读之],显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为的学生。
林氏之进入军机处,按康党的说法,是光绪看中了他[康有为弟子]的身份。
但1898年6月,林氏被荣禄招入幕府,或许才是光绪选中他的真正缘故,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必有平衡满汉新旧之考虑:若以杨锐、刘光第代表张之洞汉臣一系之势力,林旭代表荣禄满臣一系之势力,唯谭嗣同充当康有为在军机处之代言人,当属最佳解释。
据时人披露,林氏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其冒进与积极,此种冒进,曾引发荣禄之担忧,恐其招祸,故致信林氏,劝其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枢庭老臣商议,不应该[遇事纷更]。
但林氏既深受康有为影响,康党之目标,乃开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遇事纷更]乃康党之既定方针,林氏自难以接受荣禄之劝诫。但当京城空气已空前紧张时,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林氏与他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此言虽是林氏被捕前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我安慰式的乐观预判,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另据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
此外,据《异辞录》记载,林氏在被捕前一天,还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欲求马氏[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综合这些材料,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处活动求救。
至于康广仁,因其系康有为胞弟,其[康党]身份似乎不容置疑,然十余年之后,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碰到一名为刘一鸣之老狱卒,曾看守过谭嗣同、康广仁等人,据刘氏对汪精卫讲:当年,[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日:‘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其。]
狱卒之言,当属可信,早在政变之前,康广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康有为一意孤行,大事难成:[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至于林氏之[时作微笑]、[笑不可仰],未必是凛然不惧,因林氏参与了[围园杀后]之密谋,事变前也曾四处求救未果,至此应该对自己之最终命运了然于胸,已不必如康广仁般[以头撞壁]。
3、唯谭嗣同一人甘愿为其反满革命理想而流血
杨深秀以御史身份被当作[康党]而遭到杀害,与其戊戌年和康有为过从甚密有关,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此时台谏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
戊戌年,康有为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之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宋伯鲁逃到外国使馆得免一死。
杨氏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康党拟定的一份涉及武装政变计划的奏折,奏折中,不但要求光绪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而最让慈禧心惊胆战者,莫过于该折附片中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秘密金库],并请皇上准募300人,于9月23日正式发掘,所谓[秘密金库],根本子虚乌有,[康党]编造此一谣言,说开掘[秘密金库]可以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乃是为了完成其[围园杀后]计划,此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
杨深秀卷入此种密谋,其被慈禧定为[康党],并无诬枉,唯杨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递之奏折的个中玄机,尚未敢断言。
事实上,所谓[戊戌六君子],唯有谭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确实愿意为之而死,今人多将谭氏归入维新派之列,实际上,早在入军机处之前,谭氏即已深植强烈的反满立场,以其著作《仁学》为例,因反满思想激烈,生前仅梁启超、章太炎等有限几位好友得见,其中如此写道:
[成吉思汗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准格尔),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攘为己有。攘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而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正因为谭氏有如此强烈的仇满情绪及[十八省华人]意识,戊戌年之前,他曾屡次言及新疆、西藏、满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卖给英、俄等国,以筹措资金作变法之用,更对当时倡导[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康有为一见倾心,执弟子之礼,且与康党秘密筹划[湖南自立],也正因为此种革命党立场,为自身安全计,谭氏曾想买一个外国功名作护身符。
1896年12月,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打听外国人开捐功名之事,准备买捐受外国人保护,谭氏说:[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絷;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
对谭氏之政治立场,张之洞似乎有所察觉,谭氏应召赴京,过湖北见张之洞,张氏曾语带讥讽,谓谭氏:[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革命党人章士钊深悉谭氏戊戌年进入军机之真意图,章氏称:[(谭)嗣同(唐)才常,与(沈荩)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
谭氏之绝命诗有[留将公罪后人论]之句,《仁学》中谓:[谋反,公罪也],此乃谭氏临终,隐晦表示自己乃为反满革命而死,非为维新而死。
三、康党事后作伪,掩盖[六君子]被杀真相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为因全盘参与筹划戊戌年围园杀后等内幕,并对其成败有所预判,已提前遁走天津。[六君子]被杀后,康党为维护其[维新派]面目,以争取国际、国内之同情与支持,又不惜种种作伪,掩盖[六君子]被杀之真相。
1、篡改杨锐、刘光第等与康有为的关系
如前所述,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及[康党]的基本态度是厌恶和不满,但二人被杀后,康党刊布了许多回忆、纪念文章,将二人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趸。
如康有为之《六哀诗》谈杨锐,说杨氏[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梁启超之《杨锐传》声称:杨锐[久有裁抑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
实际上,杨锐根本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其对光绪所言,乃是要调和帝后关系,绝无什么[裁抑吕、武之志]。
再如,康有为在《六哀诗》里说刘光第:[我不识裴村,裴村能救我],说的是康有为被人弹劾[保中国不保大清],刘光第与谭嗣同联名担保康有为忠心不二之事。
梁启超之《刘光第传》则记载,刘光第称此举是奉君命而为,同时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当救志士,况有君命耶,仆不让君(谭嗣同)独为君子也。]
但实际情形,据胡思敬披露,刘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谭嗣同百般缠扰的结果,[谭嗣同与同班值宿,邀与联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于难。]谭氏对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详,其力邀刘光第联名,乃是故意拉刘下水。类似此类篡改者甚多,此不赘述。
2、篡改谭嗣同绝命诗,掩盖其革命党之真相
康党对[六君子]之死真相,最重大的掩盖,是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谭之原诗《题壁狱中》,有两种流传版本,其一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其二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前者系非康党人物所记;后者则是康党所着力宣传之版本。
这两个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后两句,[欧刀]乃刑人之刀;[公罪],如前所述,谭氏《仁学》中有谓:[谋反,公罪也],如《仁学》中所述,谭氏认为满清皇室残害[中华]数百年,乃罪大恶极者,故在谭氏看来,[围园杀后]乃是代表千万[华人]对满清最高领导层实施正义的刑罚,故有[欧刀]之说,所谓[手掷欧刀仰天笑],乃系指[围园杀后]计划失败,未能如愿刑罚满清皇室。
谭氏认为:[谋反,公罪也。……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得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为之君者,尤当自反],也就是说,[留将公罪后人论]一句,乃是谭氏自承谋反,且不认为谋反有什么不对。
康党戊戌年之后,传播谭氏绝命诗甚力,但这两句,绝不见于其宣传读物,而被置换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与康党在戊戌年后竭力否认自己曾有[围园杀后]计划及[保中国不保大清]等谋反行为,是相一致的。
至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否康党杜撰,目前还存疑,一种很大的可能是:这两句其实也出自谭氏之手,只不过被康党移花接木嫁接到了绝命诗中,证据就是:谭氏应诏赴京时,唐才常为之饯行,谭氏曾口占一绝:[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
所谓[三户亡秦],乃明言此行目的,是阴谋推翻满清之暴政,[昆仑]非独指高山,亦有[华夏]之意。
除篡改绝命诗之外,康党还捏造了一份谭氏的绝命血书,内有[伤心君父,……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钧一发,惟先生(指康有为)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等语。
浑不顾谭氏毕生仇恨满清皇族之政治立场,必欲将其打扮成光绪之忠臣烈士,更无视谭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离京之事实,反杜撰出[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等肉麻语,与康党一同逃亡的王照后来披露,这份血书,是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密谋捏造的。
点评:
纪念一种历史人物,所纪念之内容,却与该历史人物之真实行迹南辕北辙,实在是一种悲哀,[戊戌六君子]或厌恶康党,或名曰维新实系革命,并无一人系为康党之维新而死,百余年来,却始终被贴着[康党]、[维新派]之标签,实在是可笑复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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