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光绪初年荣禄突然被撤查，晚清以来的私家记述都将之归结为荣禄与军机大臣沈桂芬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而荣、沈矛盾因与当时军机大臣李鸿藻、沈桂芬的冲突有瓜葛，还带有[南北之争]的色彩。作者在文中指出仅从[南北之争]的层面解释荣禄受挫的原因，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根本。

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颁布上谕，忽然开去荣禄所任内务府大臣和工部尚书的职务。这是荣禄在光绪初年仕途一路飙升后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对于荣禄的这次受挫，晚清以来的私家记述都归结为荣禄与军机大臣沈桂芬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论者言之凿凿，对后世影响很大。

已有学者注意到，荣、沈矛盾与当时军机大臣李鸿藻、沈桂芬的冲突有瓜葛，带有[南北之争]的鲜明色彩。李、荣为盟兄弟，交谊超越一般的寅僚关系，在政治上，荣禄具有鲜明的北派底色，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仅仅从[南北之争]的层面解释荣禄受挫的原因，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根本。

荣禄被开去工部尚书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留下的是步军统领的职务和神机营管理大臣的差使，联系到他长期承办陵工等宫廷事务，被剥夺的是对陵工的主导权，更深层次的矛盾似乎发生在满洲权贵之间。当然，荣、沈之间的恩怨也是因素之一。

同治初年，恭亲王奕訢以议政王身份领枢，军机大臣中文祥资历最深，宝鋆次之。同治四年十一月，军机大臣李棠阶病逝，李鸿藻入值；次年十月，李丁忧，汪元方入值；同治六年十月，汪氏病死，沈桂芬入值。同治七年十月，李鸿藻服阕，仍入值军机处。此后，一直到光绪元年，整整六年间军机处由恭王、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五人组成，其中沈、李为汉员。光绪初年枢廷内部出现所谓的[南北之争]，主要表现在李鸿藻和沈桂芬的权力斗争上。对此，陈夔龙曾概括说：

……两宫垂帘，亲贤夹辅，一国三公，事权不无下移。各有声援，党祸遂因之而起。同治末年，穆宗亲政未久，龙驭上宾。德宗冲幼，仍请两宫垂帘。彼时恭邸领班，长白文文忠、宝文靖、吴江沈文定、高阳李文正，均一时贤辅。第和而不同，虽为美政，卒至群而有党，未克协恭。文忠多病，文靖但持大端。当时推吴江主笔，高阳不肯附和。

其中[吴江沈文定]即沈桂芬，死后谥[文定]。沈桂芬（1818~1880），字经笙，顺天宛平人，祖籍江苏吴江。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屡迁至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同治二年十月，任山西巡抚。七年三月，以礼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年十月，又被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后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沈桂芬谙悉外情，遇事持重，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同年，对总署事务尤有发言权。虽官居一品，每以清节自矜，深受京朝士人赞誉，尤被江南京官视为领袖。

由李鸿藻、沈桂芬的对峙而引发的[南北之争]，必然牵动朝局。因荣禄与李鸿藻的特殊关系，军机大臣沈桂芬对荣不免有防备之心。光绪二年五月，大学士文祥病逝，荣禄在军机处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者。更为不利的是，光绪三年九月，李鸿藻因本生母姚氏病逝，再次丁忧，暂时退出军机处。四年正月，沈桂芬援引门生王文韶入枢，对中枢的影响力明显增强。无独有偶，光绪初年醇王奕譞因皇帝本生父的关系，也刻意淡出，远离权力核心。这些情况的出现，让荣禄的政治生涯开始出现隐隐的危机。不久，荣禄先是被开去要职，光绪六年初，再因参劾被降职。通常认为，荣禄的厄运源自与沈桂芬的政争，这种说法见诸清季民初的多种笔记中，但记载各有异同。

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比较详细地叙述荣、沈恩怨的由来：当穆宗上宾时，夜漏三下，两宫临视，痛哭失声。……枢臣文文忠祥扶病先至，宝文靖鋆、沈文定桂芬、李文正鸿藻继到，同入承旨，德宗嗣立。……御前大臣夤夜迎德宗入宫。恩诏、哀诏，例由军机恭拟。文定（沈桂芬）到稍迟，由文文忠执笔拟旨，因病不能成章。文忠（荣禄）仓卒，忘避嫌疑，擅动枢笔。文定不悦，而无如何，思以他事陷之。文忠亦知之，防御尤力，两端遂成水火。文正（李鸿藻）与文定不相能，颇右文忠。党祸之成，非一日矣。

陈夔龙称荣、沈恩怨起于同治帝崩后荣禄[擅动枢笔]的琐碎之事，不尽可信。沈桂芬是平日军机处承办草拟诏旨的主持者，以情理论之，同治帝驾崩之际，事在急迫，即使荣禄动笔撰写诏书，也是征得其他枢臣或两宫太后的允准。从直隶总督李鸿章家书反映的情况看，在此前后，沈桂芬也生病请假，皇帝驾崩时，他匆忙入内，迟到是很有可能的。荣禄擅动枢笔，可能会引起沈的异议，未必是二人关系出现裂痕的诱因。当时，荣禄是内务府大臣，虽然地位显赫，但论权力，并不能与军机大臣相比，荣禄也不可能无故开罪于沈。显然，二人关系不谐，另有原因，还须从[文正与文定不相能]的党同伐异的派系斗争中寻求答案。导致沈、荣积怨难解，可能与荣禄策动两宫太后外放沈桂芬出任贵州巡抚的计谋有关。陈夔龙回忆说：

某月日黔抚出缺，枢廷请简，面奉懿旨：著沈桂芬去。群相惊诧，谓巡抚系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充军机大臣，职列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此旨一出，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均有关系，臣等不敢承旨。文靖（宝鋆）与文定交最契，情形尤愤激。两宫知难违廷论，乃命文定照旧当差，黔抚另行简人。文定谢恩出，惶恐万状。私谓：[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意殆疑文忠矣，然并无影响也。南中某侍郎素昵文定，与文忠亦缔兰交，往来甚数。文定嘱侍郎侦访切实消息。侍郎遂诣文忠处种种侦视。文忠虚与委蛇。一日，侍郎忽造文忠所曰：[沈经笙真不是人，不特对不起朋友，其家庭中亦有不可道者。我已与彼绝交。闻彼惎君甚，因外简黔抚事，谓出君谋，常思报复，不可不防。]文忠见其语气激昂，且丑诋文定至其先世，以为厚我，遂不之疑，将实情详细述之。侍郎据以告文定，从此结怨愈深。

陈夔龙的这些说法可能得自荣禄本人，所谓从荣禄处探得底细向沈桂芬[告密]的南中侍郎，暗指翁同龢。文廷式也记述了慈禧拟放沈桂芬抚贵的前后缘由。他在笔记中写道：

同治末，沈文定秉政，颇专恣。一日，两宫皇太后召见荣禄（荣禄时任步军统领，故太后得以时召见之），谋所以去沈者。荣禄曰：此易事，但有督抚缺出，放沈桂芬可也。太后曰：有成例否？荣禄言：近时军机大臣沈兆霖放陕甘总督，即其例也。无何，穆宗病重，太后复摄政，适贵州巡抚缺出，枢臣请简。太后曰：著沈桂芬。四列愕然；恭、文、宝诸人为之叩头乞请。乃简林肇元……而沈得不出。事后，沈疑翁叔平。未几，翁与荣禄同奉陵差。途中十日，每日必摘沈之疵谬，且言己与之不合，思所以攻之者。荣禄慨然述太后召见事，谓一击不中，当徐图之。既回京，翁乃告沈。越数月，而荣禄以论劾降都司矣。此事志伯愚（按，即志锐）侍郎询之荣仲华，余亦询之李高阳，故知之颇确。

陈夔龙和文廷式对此事的叙述似乎都有渊源可循，得到过荣禄本人和李鸿藻的确认，但是，当事人的曲意隐晦和多年后的记忆，细节存在不少讹误，不尽合理处甚多，此事原委需要进一步考订。

文廷式称此事发生于同治末年，不确。同光之交，贵州巡抚易人有两次，一次是光绪元年九月十三日贵州巡抚曾璧光出缺，上谕令布政使黎培敬升任；另一次是光绪四年十月廿七日，这一天发布上谕，令贵州巡抚黎培敬来京陛见，命布政使林肇元署理巡抚。从文廷式提到林肇元署理的情节看，他是把两次易抚混为一谈，应该是指第二次；此时，文祥已故，李鸿藻丁忧。如此，则所谓荣禄向翁同龢透露内情，也不会是光绪元年一起办理陵差期间。比较而言，陈夔龙的记述稍微客观，然也须再做分析。

首先，陈夔龙称，宝鋆（文靖）与沈桂芬[交最契]，对派沈抚黔[尤愤激]，这里间接透露出宝鋆与荣禄的关系不洽。文祥与李鸿藻亲近，宝鋆则与沈桂芬密切，这是同光之际枢垣中满汉权力关系的特点之一。

其次，此次事件不只是臣僚之间的恩怨，与慈禧、慈安太后也有关系。文廷式称[沈文定秉政，颇专恣]，两宫皇太后召见荣禄，[谋所以去沈者]，说明太后先有将沈调开的考虑。近人吴庆坻《蕉廊脞录》中的口碑史料也印证了此事。吴氏是庚子前后颇为活跃的翰詹官员，与荣禄、陈夔龙为同时代人。他的说法与陈、文有很大不同，可以启发世人对这桩公案有新的思考：

沈文定在枢廷最久，兼管译署，值外交艰棘之秋……其持躬清介，为同朝所无。外吏馈赠，多却而不受。所居东厂胡同邸第，门外不容旋马。入朝从未乘坐大轿，与后来风气迥不侔矣。然其官户部时，以持正几为荣文忠禄所倾。厥后文忠入政府，孝钦显皇后恩礼有加，后亦稍稍恶之。尝因病请假。比疾亟，孝钦一日语善化曰：[荣禄用心太过，有时有偏处，我从前几受伊欺蒙。]善化因从容请太后详言之，太后曰：[荣禄在内务府时屡言沈桂芬之坏处，且言不将沈桂芬调开不好办事，吾亦疑沈桂芬太迂谨。一日贵州巡抚出缺，适沈桂芬未入直，我有旨放沈桂芬为贵州巡抚。而宝鋆、李鸿藻坚不承旨，谓本朝从无以军机大臣、尚书出任巡抚者。沈桂芬在军机多年，并无坏处，臣等皆深知之。如太后不收回成命，臣等万不能下去。碰头者再，我乃允许之。此事实为荣禄欺我也。]善化尝与荣泛论旧日枢臣，荣颇诋吴江。甚矣，大臣之忮刻也。

文中[孝钦]即慈禧太后，[善化]即瞿鸿禨。瞿、吴均为翰林出身，辛亥后同以遗老身份寓沪上，对旧朝遗闻多有交流。从吴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沈桂芬为政比较清廉，在士林中享有清望，所以叙述中难免有褒沈贬荣的倾向。上述说法是吴氏从瞿鸿禨处听来的，应该源自慈禧的叙说。从种种迹象判断，荣禄向慈禧（可能还有慈安）说[不将沈桂芬调开不好办事]，应是指内务府开销或当时陵工的用度而言，原本也是为两宫太后献计，不料遭到枢臣（主要是宝鋆）抵制而未果。慈禧称求情的还有李鸿藻，当是误忆。此时李尚在丁忧。

再次，文廷式记述翁同龢从荣禄处探得实情告诉沈氏，虽然有出卖[兄弟]的嫌疑，但也是为了澄清沈桂芬对自己的怀疑，这样的解释比陈夔龙将翁毫无缘由地说成[卖友]更合乎情理。

此外，荣禄与两宫商议外放沈桂芬的时间大体应在光绪四年，具体时间也可略作考订。根据文献档案，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上谕命黎培敬进京陛见，贵州巡抚由林肇元暂署。光绪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将黎培敬降三级调用，同时命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任贵州巡抚。张未莅任，到闰三月十三日，以岑毓英服阕，授贵州巡抚，张树声改任广西巡抚。实际上，岑毓英抵达贵阳任所已在六月。可见，从光绪四年十月林肇元署理巡抚，到五年三月岑毓英授贵州巡抚期间，枢廷对于贵抚人选一直没有确定。有论者认为，荣禄向慈禧建言派沈桂芬巡抚贵州，发生在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这一天，这种判断可能有误。根据《邸抄》，这年十月十八日，荣禄陛辞前往西陵，十一月初七日才返回京城。在此期间，荣禄不可能有进言的机会。不过，十一月初七日回京当天，即得到召见。从种种迹象判断，荣禄向两宫太后进言可能是在这一天，或者之后。他被开去内务府大臣和工部尚书的时间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即向太后献计一月后。这样推断，在情理上也较为符合。总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拟将沈桂芬简任贵州巡抚之事确曾发生过，只是由于枢臣抵制而作罢。此事关系沈的切身利害，荣禄先发制人而未果，反而招致沈桂芬的反击和报复，于是才出现了被开去内务府大臣和工部尚书的要职。

陈夔龙记述后来情形云：会京师大旱，谣言蜂起，谓某县某村镇邪教起事，勾结山东、河南教匪，克期入京。九门遍张揭帖。贝子奕谟据以面奏。两宫召见醇邸，询问弭患方略。醇邸因德宗嗣服，开去一切差使，闲居日久，静极思动。奏请电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其调遣，以备不虞。文忠为步军统领，方在假中，醇邸所陈方略，一切不得知也。以讹言孔多，力疾销假，出任弹压。两宫召见，谓京师人心不靖，浮言四起，诚恐匪徒生心，拟调北洋淮军入卫。文忠力陈不可，略谓京师为辇毂之地，旗、汉、回、教五方杂处，易播流言。臣职司地面，近畿左右，均设侦探。如果匪徒滋事，讵能一无所知？倘以讹言为实据，遽行调兵入卫，迹涉张皇，务求出以镇定。事遂寝。醇邸闻之怒甚。文忠后知前议出自醇邸，亟诣邸第，婉陈一切。而醇邸竟以闭门羹待之，交谊几至不终。内务府大臣一缺，亦遂辞退。文定知有隙可乘，商之文靖，先授意南城外御史条陈政治，谓京师各部院大臣兼差太多，日不暇给，本欲借资干济，转致贻误要公。请嗣后各大臣勤慎趋公，不得多兼差使。越日，文靖趋朝，首先奏言宝鋆与荣禄兼差甚多，难以兼顾。拟请开去宝鋆国史馆总裁、荣禄工部尚书差缺。时慈禧病未视朝，慈安允之。时论谓国史馆与工部尚书一差一缺，繁简攸殊，讵能一例？文靖遽以朦奏，意别有在。

按照陈夔龙的说法，似乎荣禄被撤去内务府大臣一职与奕譞也有关系，是沈、宝利用醇王的气愤，乘机策动对荣的打击。事实究竟如何，已难考订。就当时情形看，醇王与恭王主持的枢垣诸臣关系不算融洽，在光绪四、五年间与大学士宝鋆的关系尤为紧张，曾上书批评宝鋆。相反，醇王与荣禄关系始终密切，很难想象醇王欲调淮军入卫，会不与掌管京师卫戍的步军统领荣禄通声气。另外，这一天慈安太后一人听政，宝鋆等乘机[朦奏]，便达到了目的，可见沈桂芬等人是有所策划的。荣禄被开去重要职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使因故开罪奕譞，也不可能是主因。陈夔龙称沈授意[南城御史]参劾，系误忆，出头发难的为翰林院编修宝廷，他是宗室。

荣禄给醇王奕譞的书信

十二月二十六日，宝廷上疏批评朝廷赏罚不严、大臣懈怠，条陈六条建议请刷新朝政，其中[专责任]一条写道：一人之才力有限，专则盈，分则绌。强分之，虽勤者亦惰矣。否则仍虚应故事耳。迩来大臣每有一人而兼数剧职者。京中文职以军机大臣为任至大，武职以步军统领为事至烦，而宝鋆、荣禄等，或旗务，或部务；或内务府，或营务处，所兼者，不一而足。他部院大臣亦每多所兼，萃文事武备于一身，而欲其皆无旷废，能乎？窃谓政府总天下事，佐天下理万机，自中外通商以来，事益剧，迥非二十年前比，所不能不兼者，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耳。此外各有专司，举不必兼任，大者不可分以小也。六部惟礼、工事较简，可他兼，馀部皆难旁及，而尤不可兼者则内务府与步军统领事，皆至剧也。

宝廷此疏批评宝鋆和荣禄兼差甚多，[萃文事武备于一身]，而内务府与步军统领公事繁巨，尤不宜兼领。疏上，皇太后令军机处开单奏报宝鋆、荣禄二人的兼差情况。当时宝鋆兼实录馆监修总裁、国史馆总裁、管理吏部事务、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翰林院掌院学士、稽査钦奉上谕事件处、镶蓝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等，共八项。荣禄的职务和兼差有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和管理健锐营、神机营、右翼官学三项差使，共计六项。朱笔在宝鋆职务上圈出[国史馆总裁]、[阅兵大臣]两项，在荣禄的职务上圈出[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命撤去。宝鋆被撤去的差使相对次要，而荣禄则失去了两项要职。慈安一人听政，枢中无人说话，荣禄也只能听任处置了。对此，翁同龢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少彭来，闻今日有旨撤宝鋆国史总裁、阅兵大臣差，而撤荣禄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不识何故？意昨日封奏言差使较繁耳。访晤荣君。]少彭，即广寿，时任兵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曾任同治皇帝的满文师傅。翁提到此事，并表示[不识何故]，似乎是局外人的姿态。

还需说明的是，关于荣禄被开去工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民初清史馆所拟《荣禄传》中首次披露与触怒慈禧有关。传文中提及光绪四年荣禄被擢为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后，[力求撙节，不辞劳瘁。慈禧太后欲自选宫监，荣禄奏与祖宗宫中则例未合。太后问于何处见此书。对曰：穆宗大行供张，内廷无事时得恭读之。至是因病乞假。太后因念其劳，解工部尚书任及总管内务府差使]。这些记述在《清史稿》定稿时被删改为：[慈禧皇太后尝欲自选宫监，荣禄奏非祖制，忤旨。会学士宝廷奏言满大臣兼差多，乃解尚书及内务府差。]词意前后有所变化。到底是[忤旨]，还是太后[念其劳]而解其差，不得其详，但总与太后有关。联系到出主意外放沈桂芬之事，荣禄献策不周，使太后陷入被动，也可能引起了太后的怨恨。

总之，光绪四年十二月荣禄撤差之事，荣、沈恩怨只是问题的一面，主要原因还要复杂。虽然缺乏佐证，牵涉内务府大臣等满洲贵族之间斗争的可能性很大。荣禄在同治十二年刚刚任内务府大臣几个月后，便奏请撤差，可见此差实在不易做。从档案反映的情况看，是太后从开单上圈掉了荣禄的这两个职务和差使的。但幕后操纵此事的则是沈桂芬。荣禄被撤销差使后，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全庆调任工部尚书，而全庆本人也是承修陵工的满洲大员之一；正黄旗汉军都统安兴阿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补了荣禄撤掉的差使。荣禄先前得到的恩遇太厚，难免招忌，宝廷、沈桂芬等人策划的撤差计划，肯定迎合了不少满洲官员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