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专制的中枢神经:明清两控制思想巩固皇权
朱元璋击败群雄后兴师北伐,从蒙古人手里取回了中国的本部,又建立了汉人王朝。明太祖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起家取得天下,他自己觉得像汉高祖,因此,明代的体制有不少是仿照汉制,可是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像锦衣卫这种以太监组成的特务机构就是汉代没有的。
重建文官系统
明代重新建立一个文官系统,仿照汉代的察举制在各处罗致国子监监生①,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第一批的文官其实并没经过考试,直接在职务上实习。很快明代恢复了科举制度,从秀才一直到进士,三个阶段连续考试,晋用考生中成绩最好的考生。可明代科举制和汉唐甚至宋代的制度都不太一样,它有明文规定各地的配额,尤其是划分南榜、北榜的政策,使得南方考生不会超过北方太多。各个州县也有一定的配额,即使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县,也会有人才被录取。这个安排,显然是为了取得各地的代表在政府之中担任职务。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一个政府的效率高低,既取决于神经中枢的效率,也取决于地方回馈给中央的讯息周全和准确与否。明代设计的这种科举制度,相当于今天民主制度选民意代表,普遍地能在全国各处都有替当地发言的人物。
明代的中央政府,本来也是有内阁和各部,上面一个宰相,皇帝只是委任宰相办事而已。可是朱元璋不太信任人,同时并起的伙伴,不管文臣武将,到了晚年几乎被诛杀一空。当然,朱元璋也废除了宰相,自己直接管辖六部。这种制度,神经中枢必定相当空虚,因为一个人不可能顾全所有的国事。到了明成祖时代,用了一批官职不高的读书人担任他的内阁学士,用今天的话讲是组建了一套秘书班子。这些人有起草诏书、替他先阅读奏章以及做摘要的任务,但决定权在皇帝自己。于是,内阁首辅①慢慢成了真正的宰相。此外,从明成祖开始,皇帝信任宦官,任命他们担任内外的特使职务,在外监军的都是宦官,他们也管理各种属于皇室的财政单位。对内,慢慢地皇帝不太信任已经成为宰相的内阁学士,在宫内就设立了任用宦官的内廷秘书处,也就是所谓的司礼监,由司礼监的太监在内廷替皇帝读奏章、写诏书。这两批人基本上都没有制度上的权力,但是他们代表了皇权。明代皇权独尊,超越过去的汉唐和宋代。明廷的臣子,皇帝要杀就杀,要打就打,全无尊严可言。
这样的一个中央神经系统,其实是不健全的。即使有相当周延的讯息回馈系统,两大系统之间配不上套也不行。皇帝自己就设了以宦官为主的情报网 锦衣卫和东厂,直接刺探民情、监督官员。
思想控制巩固皇权
明代科举以考核举子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为主,但是朱元璋最讨厌孟子,认为孟子 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的观念不利于君主专制。因此,明代科举所用的四书五经是挑选过的简本,删除了许多不利于皇权的章节。经典的解释,也以朱子的注疏为主,以保证纲常不变。这样子选取的举子,当然都是今天所谓的 乖乖牌 ,对皇帝只有效忠,不敢怀疑。儒家思想的僵化,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以至于王阳明想要重新解释儒家,却不能与官学的系统对抗。清代完全承袭明代的科举制度,也承袭了明代对儒家思想的僵化控制。本来是以人性为主,强调人格也强调公平正义,具有革命性的儒家,从此以后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这一印象一直延续到 五四 ,儒家一直被人看做维护官家权威的思想系统,真是冤枉了孔子、孟子。因此,明代的官员论志气和操守,都是顺从多于抗议,直到明代晚季东林党兴起,才有儒生站起来反抗政府。可是进入清代,又一次打击了儒生的反抗精神。
明代的兵制,一方面承袭了唐代的府兵制,另外一方面也承袭了辽金元征服王朝的驻防制度。设立的卫所遍及全国,在边境为国防需要,在要地是为了牢牢地控制住地方。这些卫所,都有世袭的军官和兵士,在一定的地点,政府划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自己耕种,养活自己。到了战争的时候,从各地卫所抽调军人,再从中央都督府派遣将领,统帅各处调来的卫所单位。这样子的兵制,将不专兵,国家也不需要另外支付养兵的费用,但仔细审查其精神,明代的卫所制度还是为了防范军人起来夺取政权的危险。
因此,不论是文官制度、考试制度还是兵制,明代的设计都是为了巩固皇权,不容许其他的力量来挑战政府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和继承明制的清代,都可说是几千年专制政权演化到最强大、最集中的时期。皇帝牢牢地掌握住了国家机器,不管文臣武将,都没人可以从皇帝手上夺下权力,可是皇帝权力却沦落到宦官手中。明代开国以来,有三个能干的皇帝:太祖、成祖和成祖的孙子宣宗(成祖的儿子身体太胖了,做了三个月皇帝就死了)。论宰相,在明初有三杨号为贤相,其实也只是称职而已,并没有太大的作为。万历朝的张居正是个能干人,可他的权力是通过宦官挟皇帝以号令,他本身就是一个利用专制政权体制的人,掌握了一辈子的权力。
明代儒生的风气,各位可以从《儒林外史》看到一些讽刺的故事,一个本来有崇高理想的儒家系统,在明代变成了伺候专制皇帝的工具。宋明理学强调君臣伦理,也强调内在道德修养,但是士子对于真正的经世济民的方法,却没有学习的机会,更没有发展的可能。于是, 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 ,他们读书读得迂腐,对于百姓的生活、国家的安危,反而使不上气力。今天我国重新把孔子搬上台面,我希望不要又一次糟蹋了儒家!
明代亡于流寇
明代亡于流寇,这个大规模的叛乱也是因为民不聊生,其特性和过去王莽时代的铜马、赤眉①,东汉的黄巾、唐代的黄巢其实是一样的。中国王朝的覆灭,不是经过内乱就是经过外患。王朝掌握的资源和管理的方式,在治世eel和乱世其实并无太大差别,治世可以抵抗得了外患,也不发生内乱,乱世却是外患内乱相寻而至。其情形都是因为百姓日子过不下去,而官方不知如何改进,往往又因为外患而加赋、加税,使得百姓日子更难过。政府不知道在乱事刚刚萌芽时就采取适当措施,当然是因为信息反馈的系统出了问题,也可能因为神经系统不知道怎么应付反馈的信息。
明代的例子最为清楚。蒙古的威胁始终没有消除,英宗时期的 土木堡之变 ②就是一个不该发生的外患,明帝国几乎因此覆亡。清朝刚开始不过是一个小小部落,明代的边将不能实时地安抚,反而不断地骚扰和敲诈,终于激成大变。 辽饷 ③繁重,政府财政不足以应付,不断加税也不断地征兵,而卫所军队已经腐败,不能担任起作战的任务,政府不得不从各处少数民族调动部落兵,这些都是既花钱又不得好处的措施。终于,被解散的一批驿卒加上饥民,蜂起为所谓的流寇。流寇虽然力量庞大,却实在是因为饥饿,才不得不起来造反。单看流寇活动的地区,一到江淮以南富足的地方,流寇就不存在了;甚至于有些流寇的小部队,出现在几个南方的大城市旁边时,很快就消失了,就因为在大城市附近,饥民可以找到安生的地方,不用再参加民变。由此可见,以饥民为主体的流寇,只要经济过得去,就不会酿成如此大祸。
清朝的二元体制实行得最为彻底
明代大规模的民乱颠覆了王朝,关外的满族人渔翁得利,以二十四万 八旗 取得了天下。清代既是征服王朝,又是继承明代的专制王朝,双重严峻的特性使清代成为中国最专制的一个朝代,臣子不再是国家北邮世纪教务处的公务员,而是皇帝的奴隶。在清朝初年,康熙、雍正、干隆三代开疆辟土,用汉人地区的钱粮支持满洲八旗的部落兵,而取得了蒙古、西藏、新疆和台湾。连年征战,扩张了帝国的疆域,其幅员确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比起汉唐,清朝掌握的领土更为具体,而不是西域小国或是边外松散的羁縻州府。可是清朝处理与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关系,是和汉人地区的治理方式不一样的,清朝实行的也是一个二元体制。皇帝每年在承德接见蒙古王公、西藏喇嘛和新疆少数民族的首领,那是一个满洲大汗的游牧朝廷;关内十八省,则是满族皇帝统治的中国。这种二元体制,屡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而在清朝这一代实行得最彻底,也可以说维持了比较长时间的稳定。
清朝的神经中枢比明代更为专制,虽然皇帝周围不一定有宦官弄权,却一定有皇室成员加上满族官员与汉官共同组成的内廷。甚至于六部,也由满员和汉员两个班子共同管理部务。这种从上到下一条鞭到底的二元体制,却是过去的王朝未有过的制度,也代表了征服者牢牢掌握每一个层次的权力。清代的地方官员从省级到县级,每一级都有不同资格的文官,代表不同的力量,有的是皇亲国戚,有的是满洲旗人,也有的是皇帝自己的私人奴隶(包衣),掺杂着科举出身的儒生和保举出身的吏员。这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官员群体,回馈信息的管道也非常复杂。因此,中央接收到的讯息,在中央不同的部门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在 康雍干 时代,满洲人本身的团结性和对满洲文化的认同感,还使得中央系统至少有一定的一致性;在 康雍干 以后,满洲人的一致性在汉化过程中逐渐淡化,中央神经系统已经不能有效地处理问题,政府的效率近于瘫痪。
今天读小说的人,常常称 康雍干 为盛世,其实所谓盛世只是败坏的开始。这三个皇帝统治的时期已经将中国的资源挥霍净尽,满族自己的八旗也已败坏,而以募兵编成的绿营始终不是一个有效的军事组织。儒生代表儒家思想,如前所说,在明代已经是专制集权的工具;清代以征服者无情的压制和有意的收买,使儒生成为政权工具,连带使得儒家思想僵化。一个僵化的文化系统,一个逐渐瘫痪的政府权力结构,清政府已不能够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当然也就不能适当地处理忽然面临的压力。单单比较康熙、干隆两朝的情形,就可以看出端倪。康熙能有力量征服蒙古、取得西藏,也相当有效地征服了新疆;但是干隆一代号为极盛,却花了很大力量才取得大小金川和台湾。于是在嘉庆以后,清政府不再能有效地处理 川楚教乱 ;而道光以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战事,使中国开始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厄运。
清朝这一个看上去很兴旺的大帝国,其实有一半以上的岁月,是走向衰退,而不是稳定地维持一个大国的声威。
文章摘自《大国霸业的兴废》作者:许倬云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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