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的清流派名士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他们身无分文，却不必为衣食发愁。他们不是权贵，却能让权贵屈尊。

皇甫规，字威明，出身于西北豪强，官至度辽将军，是东汉后期最著名的将军之一。他不怕勇猛的羌人，不怕权势遮天的宦官，唯独惧怕名士。解甲归乡之后，有一位曾经担任雁门太守的同乡前来拜访，皇甫规非常冷淡地把人家打发走了。有一天，一个名叫王符的年轻书生登门求见，皇甫将军“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原因很简单：王符是清流派的名士。

汉末枭雄曹操也曾经以这种狼狈仓皇却极见热情的方式对待从袁绍那边前来投奔的许攸，人们都认为这是曹操有求于许攸，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攸是一个大名士。在那个清流名士牛气冲天的时代，得罪了名士，就会招来非议，失去人心，等于自毁前程。史书描述说：名士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名士的清议言论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这是东汉后期特有的现象，放眼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称得上是绝无仅有。东汉后期的“清议”，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

曹腾，拥立汉桓帝刘志为帝、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追封为皇帝的宦官

东汉“清议”对宦官群体的批判和抨击最为严厉。“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痛斥的“小人”，主要是外戚与宦官，而尤以宦官为最。

男子去势，在宫中服侍皇帝与后妃，俗称为宦官。宦官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古代的埃及、波斯王宫中也使用宦官。《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即以宦官的身份担任中书令。东汉在皇宫外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在皇宫内则豢养了一个同样可观的宦官群体。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人。历史研究发现，最早的阉割术出现在商代，从那时起就有阉人，中国的宦官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他们大多是奴隶、罪犯，在宫廷中做一些基本的“家务”。

东汉宦官深度干预政事，大约始自顺帝刘保时期；到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统治期间，宦官的权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东汉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延熹二年（159年），桓帝借助宦官的力量，铲除了权倾一时的外戚梁冀，单超、曹腾、具瑗等宦官因功封侯，东汉进入了宦官专权的年代。

汉灵帝最宠幸的宦官是张让与赵忠。他曾公开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这些宦官倚仗着皇帝的宠幸，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上下其手，左右朝政。他们深居宫廷，但是他们的亲朋故旧与附势之徒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网。“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史书以此形容宦官集团的权势。

曹腾是东汉后期地位最为显赫的宦官之一。他侍候过四任皇帝，在宫廷中供职三十年之久，被封为费亭侯，官至大长秋，成为最受皇帝信任的政治顾问。曹腾死后，养子曹嵩承袭了爵位，得到了太尉这样的高官。曹嵩之子曹操少时放荡不羁、品行不修，二十出头就进入了官场。如果没有宦官祖父曹腾提供的荫泽，这个乱世枭雄未必能够成为汉朝江山的颠覆者。后来，曹魏政权追尊曹腾为“高皇帝”，曹腾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皇帝”名号的宦官。在史家的笔下，曹腾还算是一个比较正派的宦官。一个正派的宦官尚且具有如此能量，其他宦官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这是明末清初的唐甄在《潜书》中描绘的宦官形象。在正统观念中，这些失去了男人根本的“异类”，乃是天刑之人、刀锯之余，只适合做些仆庸杂役的琐事，根本不具备登上庙堂的资格。在东汉士大夫看来，宦官乃万恶之源，国家的种种不幸，都与宦官当权有关系。不铲除这些害群之马，汉家就命运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