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战后，中国的社会经济、人民经济生活、社会阶级结构和关系以及思想意识，都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有所变化。　
　　本文拟就战后十余年，即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中某些变化现象，对这些影响作一粗略的说明。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美、法各侵略国家，胁迫清政府订立了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它包括有：中英江宁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五口通商善后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外国侵略者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它们不仅侵占了香港，而且还可以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港口居留和贸易；它们的船只可以在中国的口岸停泊和巡查；它们也获得了对中国进行宗教侵略的可能条件。这些便奠定了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础石，并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创造了便利条件。外国侵略者借助这些便利条件，开始向中国大量的输入工业品和鸦片，同时也掠夺走他们所需要的原料。　
　　在江宁条约订立后，外国资产阶级，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曾发生了异常兴奋的情绪，他们广泛而动听的宣传中国这个新市场的美景，认为这次可以“一举而要为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需要效劳了”，他们幻想：“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㈠他们完全沉醉在广阔市场和巨大利润的幻想之中了。于是，大量工业品源源的输入进来。其一八四二——一八四五年英国对华输出的增长情况如下：㈡　
　　1842年　　　　969，381镑　
　　1843年　　　1，456，180镑　
　　1844年　　　2，303，617镑　
　　1845年　　　2，394，827镑　
　　这种增长一方面固然表明了“鸦片战争替英国商业开辟了中国市场”㈢，但另一方面，它却与中国市场的实际销售并不相符。这种不相符的情形在一八四六年以后就很明显的表露出来。一八四六年英国对华输出的总额降到一八三六年的水平以下，而一八三六年的对华输出额是一，三二六，○○○英镑㈣。这种情形以后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一八五二年英香港总督府秘书密切尔(Mitchell)在其报告书中说：“一八五○的年末，我们出口到中国来的制造品几乎比一八四四年末减少七十五万镑”。在同一报告书中更生动的描述了他们的失望情绪说：　
　　“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家开放贸易十年之久，并且双方都已经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度，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和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㈤因此，这一时期，外货输入的增多，确切的说只是“由于贩运太多所致，而非出于需要”㈥。这一点也正好说明，当时外国侵略者对华伸展经济势力尚在开始阶段。　
　　这种输入量与实际销售不相符的情形主要是由下面三点因素所造成。　

　　注释：　
　　㈠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日香港“中国邮报”社论(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㈡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六二页附表。　
　　㈢“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四五页。　
　　㈣“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八八——八九页。　
　　㈤一八五二年三月密切尔报告书(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㈥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日香港“中国邮报”社论(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一二页。　
　　㈧史当登：“中国杂记”，一八五○年增订第二版第十——十一页(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㈨一八五二年三月密切尔报告书(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㈩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一三页。　

　　第一，当时的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内工业的统一形成的”㈦。因而还谈不到什么外货的大宗输入。在一个英国人的著作中记载这种事实说：“中国人久已利用他们自己的资源，花费很便宜的成本，掌握了一切生活必需品和绝大部分的奢侈品。”㈧英国调查中国市场洋布消费的情况是只有“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洋布，……商行的账房先生和店员穿我们洋布也相当普遍”，“而没有见过一个靠劳作生活的中国人穿过一件用我们布料做的衣服”㈨。因为这些“靠劳作生活的中国人”的经济力量十分薄弱，他们不仅只能穿用自己织成的土布，甚且一代两代还无力更换；那些能穿用洋布的所谓“富裕阶级”，本来依靠剥削过着“自给自足”生活，在洋货输入后，他们虽然有经济力量去穿用，但是人数终究不多，销售无法增大。　
　　第二，当时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还“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帮助”㈩。这种所谓“直接的政治权力”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中国封建的政治权力，战后，虽然订立了一些不平等条约，丧失了许多主权，允许外国工业品的输入；但在政治上仍然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因战争失败而有损“天朝威严”这一点，犹有余恨。在经济上港口尚限于东南沿海，北方沿海和广大内地尚未开放。封建统治者与侵略者之间还没有构成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那种“契然无间”的关系，所以清朝统治者还未能作为帮助外国侵略者的直接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是外国侵略者在华的直接政治权力也尚未建立起来，各种特权尚在初步利用，“租界”虽然在口岸陆续划定，但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政治制度，各种政治力量只在开始伸张，所以也不能有什么大帮助。这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就无力把中国的农业与家内手工业相结合的小的经济共同体打碎，而这种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省……对于大工业的生产物，提出了极顽强的反抗”㈠。　

　　注释：　
　　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一三页。　　第三，当时与工业品同时输入的鸦片的输入额增加很多。吸食鸦片的大多是剥削阶级中的人物，而能购买“洋货”的也大多是这些人，这些人纵使加紧榨取，但是总还不能追及他的烟瘾和对工业品食欲的增大，这正是“不能同时购买商品与毒品”的实际情况。“鸦片贸易的增大与合法贸易的发展是不能相容的”，势必相对的削弱了对工业品的购卖力㈡。　
　　㈡“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八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