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综述各地物产，将农耕区地域大略划分为 山西 、 山东 、 江南 、 龙门、碣石 四个基本经济区。
山西 ，指崤山或华山以西地区；函谷关位于崤山附近，故又以 关中 来指称山西。从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来看，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及临晋关，这五关之内的区域即为关中或关内。扜关在今四川奉节东，郧关在今湖北郧县东北，武关在今陕西商县东南，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西南，临晋关在今陕西大荔。参见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第15期（2003），第11页；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此区域包含巴蜀在内、崤函以西的西部地区。巴蜀包含于此区域内，是历史提法， 巴、蜀亦关中地也 。西汉初，张良就关中地理优势说道， 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 （《史记 留侯世家》）。这揭示出关中区的经济，除核心区渭河平原外（即后世所谓 秦川 ），还有巴蜀、西北两个附属区。从战国到西汉，关中兴建不少水利灌溉工程，如郑国渠、白渠等，百姓从中获益甚丰。此区丰饶不仅在于农业发达，林木、矿业及渔业资源也很丰富， 饶材、竹、谷、纑、旄、玉石 （《史记 货殖列传》）。关中地小人众，又为京师之地， 四方辐凑并至而会 ， 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史记 货殖列传》）。核心区之西北，即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属畜牧区或半农半牧区， 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史记 货殖列传》），是沟通畜牧区与精耕农业区之桥梁。核心区之南，即巴蜀之地， 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 （《汉书 地理志》）；加之有都江堰灌溉工程，更使此地成为重要粮仓。百姓食稻、鱼，无凶年之忧。地理相对封闭，以所多易所鲜，商贸亦有发展。于是，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史记 货殖列传》）。
两汉之际，因社会大动乱破坏，关中经济一度残破。东汉初，三辅地区遭遇饥荒， 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 。经数十年恢复，关中经济渐有起色。从光武帝到汉明帝，从洛阳迁都长安之议，不止一次地被人提出；班固在《两都赋》中，虽然不赞成迁都，对关中却不吝赞美，反映出关中经济的恢复。虽如此，关中经济发展已滞后山东许多。东汉末，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彼此混战，长安地区成为战场，物价腾涌，饿殍遍野。此番浩劫后， 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 （《晋书 食货志》）。上述情况，在核心区的表现较为突出，两附属区受战乱影响小些，尤其是巴蜀之地。王莽败亡后，中原满目疮痍，经济凋敝，公孙述割据的巴蜀之地，却是 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 （《后汉书 公孙述传》）。自汉以降，山东、江南有灾，往往下巴蜀之粟赈济；中原有乱，就有大批人口徙避入蜀，但未闻有人满粮缺之患。实际上，关中经济区的衰落，除社会动乱影响外，早在西汉中后期就已显现。譬如，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发达，但仍需要从关东漕运粮食。西汉初，漕转不过数十万石以供京师；武帝时，漕粮年运输量竟达六百万石。这显现出关中农业自给已出现问题，亦显示出政府经济政策虽倾斜关中，但山东经济依然得到稳步的发展，全国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已成历史事实。
山东 是相对 山西 而言，指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有时也称为 关东 。山东经济区主要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西起 三河 （河东、河内、河南）地带，沿黄河及其支流向东扩展，经齐鲁、冀东以达海滨，形成一广阔的扇形地带；楚国部分区域亦属此经济区。三河位于天下之中，土地小狭，人口众多，为保障生活来源，除精耕细作外，工商业发展不可缺。河南的一部分是东周故地，其人 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 （《汉书 地理志》）。三河以东，梁、宋之地无山川之饶，百姓 好稼穑 ，亦有操商贾之业者；颍川、南阳之地， 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 （《汉书 地理志》）。这里的经济作物以漆为大宗， 陈、夏千亩漆 可与 齐、鲁千亩桑麻 （《史记 货殖列传》）并称。沂水、泗水以北，适宜种植五谷、桑麻及饲养禽畜；鲁地小人众，百姓生性俭啬，亦 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齐地 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 ；河北之赵、中山，地薄人众，男子多相聚游戏、慷慨悲歌，女子 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史记 货殖列传》）。总体来看，此区域属农业比较发达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 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 （《盐铁论 通有》）；桑麻种植较普遍，富有盐、铁资源，纺织、煮盐、冶铁较发达，盐、铁官设置数量较多；区内河道纵横，有鸿沟等人工运河及水利兴建，更使本区成为水陆交通要地；商业都会的分布较密集，商业发展亦较为突出。
从王莽时五均官的地理分布，就可知山东经济发展的成就：除成都外，五均官中的洛阳、邯郸、临淄、宛，均在关东区。山东区在当时经济地位的提升，洛阳又是天下名都、富冠海内，在关中经济日渐衰落的背景下，也就有了以下举措：王莽时曾拟迁都洛阳，东汉一朝又定都洛阳。两汉之际，山东区受战乱影响较大；经东汉初的恢复后，情况有所改观，黄淮地区的发展引人注目。东汉末，山东区饱受天灾、人祸影响，优势不再； 江南 区的迅速发展态势，不可遏抑。
江南 ，笼统的说是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即春秋战国时的楚、吴、越之地，亦即汉代的荆、扬二州的大部，其中两湖平原又是此区的主体部分。司马迁的时代，江南卑湿，地广人稀，男子早夭；其经济特征是， 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 （《史记 货殖列传》）。大意是说此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即便生产方式落后，百姓也不会有饥饿之忧，且毋需商贾之互通有无。王莽时，荆州牧费兴说， 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 从这些记载看，从西汉中后期以来，江南区的农业发展较滞后，渔猎、采集仍占一定比重，与山西、山东存在相当差距。此区物产丰饶，有楠、梓、金、锡、丹砂、犀等；除冶铜、煮盐外，大多在当时未得到很好开发，开发所得或不足以偿生产费用。
在西汉人的心目中，江南或被视为畏途。贾谊谪为长沙王太傅，心情沮丧， 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 （《史记 贾生列传》）；元帝时，地处零陵郡的舂陵侯刘仁，因舂陵地势低湿、山林瘴气， 上书求减邑内徙 （《后汉书 宗室四王三侯传》）。东汉时，江南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农业尤为突出。安帝永初年间（114~119），水旱灾异连年，郡国多被饥困。樊凖上疏言事，建议把灾民徙置荆、扬熟郡，获准。所谓荆、扬熟郡，即粮食丰收之郡，指荆州、扬州两州所领辖的江南地区。此间，朝廷曾两次调江南租米，赈济山东及江北饥民，显示出江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优势地位逐渐确立。东汉末，中原战乱，淮、泗间已难生存时，百姓避地江南甚众；此时的江南，或被视为 沃野千里，民富兵强 之 乐土 （《三国志 吴书 鲁肃传》）。北人不断南迁，除为南方增加劳动力外，中原地区较先进的农耕技术，迅速在江南地区传播、推广，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江南区经济发展，除农业这一指标外，户口是重要参照。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户口数据，是《汉书 地理志》记载的平帝元始二年户口：全国有1 200余万户，人口有5 900多万。这只是个大概数字，且不包括周边民族。从西汉末的人口分布看，以今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界，北方人口占五分之四弱，南方占五分之一稍强；如以武帝时的刺史部（含司隶校尉）来划分，户数超过一百万，口数超过五百万的，有司隶和豫、冀、兖、青、徐五州部，都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于今陕西关中平原、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和安徽、江苏淮河以北地区，人口总数约占全国的55%。
两汉之际，人口锐减。《汉官六种 汉官仪》： 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 此后，人口缓慢增长。《续汉书 郡国志》记载的顺帝永和五年版籍：全国有近一千万户，人口4 900多万。仍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人口占五分之三，南方占五分之二。户数过百万，口数过五百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除豫州外，其余三州都在长江流域，其总户数占全国的42?2%，口数占全国的37?26%。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220页。经过一个多世纪发展，南北人口分布已有显著变化：与西汉末年相比，扬州增加四分之一，荆、益增加了一倍。零陵、长沙等地两汉辖境略有伸缩，但并不影响所反映的基本情况。此时的北方，除少数几个郡国，如陈郡、平原、渤海，人口有所增加外，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南方或江南地区户、口的滋殖，即户数增长一般超过口数增长，显示出移民是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相呼应者，是移民方向的改变。秦及西汉时的移民，或基于强干弱枝，如强迁山东豪族于关中；或出于实边目的，故多徙内地百姓于北边、西北。两汉之际及东汉末，百姓往往迁于江南，甚至是岭南地区。建安十四年（209），曹操欲强迁淮南民， 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 （《三国志 魏书 蒋济传》）。百姓宁迁江南而毋淮北，除躲避战乱、以求安定外，在气候环境变冷情况下，环境恐亦是选择因素之一。
龙门、碣石 ，皆有所指：龙门，是位于今陕西韩城县与山西河津县之间的龙门山；碣石，是今河北昌黎之碣石山，为燕国故地。龙门、碣石区的范围，大体指关中、山东以北、秦汉长城以南的地区，亦即战国时的赵之北部、燕和中山全境。用司马迁的话说，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史记 货殖列传》）。从其物产中可以看出，此区畜牧业较为发达。这仅是就其大略而言， 燕、代田畜而事蚕 （《史记 货殖列传》）。换言之，农耕、畜牧皆有所发展，可能是半农半牧经济，也应有一定的纺织业。此区地近北边，又有畜牧基础，故成为汉代发展马政的地区之一。《汉官六种 汉旧仪》记载，太仆下辖诸苑36所， 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 。龙门之北为黄河山陕峡谷流域，河西为陕北高原，河东为山西高原。 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 （《汉书 匈奴传》），赵武灵王时虽破林胡、楼烦，筑长城，与匈奴为界，但林胡、楼烦之地仍以畜牧为主。武帝初的 马邑之谋 ，即在今山西朔县（汉楼烦县北），欲诱匈奴入塞， 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 （《史记 韩长孺列传》）， 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 （《史记 匈奴列传》）。这显现出塞内亦有畜牧经济。晋西北地区不事农商，但屈（今山西吉县西北）出产名马，自春秋以来就享有盛名。汾河中游的杨县（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介于农耕区与畜牧区之间，故能 陈掾其间，得所欲 （《史记 货殖列传》），通过互通有无以谋利。龙门、碣石之北的东部，即从上谷至辽东，地广人稀， 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 （《史记 货殖列传》）东汉时，渔阳太守张堪在今北京顺义县境，引白河水开稻田八千余顷， 劝民耕种，以致殷富 （《后汉书 张堪传》）。渔阳、上谷以西，有代、雁门等郡，战国前为戎狄之地，后匈奴亦活动于此，畜牧经济恐占相当比重；东汉以来，这些地域多有匈奴屯居，农牧混合经济似成主流。
司马迁的时代，上述四经济区较为突出，岭南之地却很少被提及，或被视为 方外之地 （《汉书 严助传》）。秦汉时，在岭南之地设州、郡、县，但经济状况似较江南区滞后；加之距离中原王朝太过遥远，文献对此地记载也比较粗疏。《史记 货殖列传》提到，从岭南到海南，风俗大致同于江南，产犀、玳瑁、珠玑等物。汉平定三越之地后，虽置郡县，不过诸郡或时有罢撤。两汉之际及东汉末，在北人南下进程中，不少北人行迹于岭南；在全国户、口下降的情况下，岭南之地户、口不降反升，应该接纳了不少中原移民。此地区的汉墓中，出土铁制农具，及碳化稻谷，说明农业已有一定水平。岭南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以上，是秦汉时各农耕区基本经济状况；此处就农牧分界线以北畜牧区，略述一二。
游牧或畜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们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及其他生活所需。秦汉时，基于生态环境之差异，有不同游牧生态人群，最主要的三种类型是匈奴、西羌与鲜卑。
匈奴人的活动地域较广，以草原为主，是以牧业为主的典型游牧经济。水草丰美之地宜养大型草食动物如牛、马等，干旱地带只宜养羊、骆驼等。从汉军掳获的匈奴牲畜看，马、牛、羊尤为常见，又以羊的数量为大；有橐佗（骆驼）、驴、骡等，这些 奇畜 并不常见。对绝大多数游牧人群而言，游牧不是一种能自给自足的生计手段，他们必须从事一些辅助性生计活动，如种植粮食作物、狩猎、采集，以及掠夺与贸易，等等，以便与游牧本身的移动性、季节性节奏密切配合。匈奴人的生计性掠夺游牧人群的掠夺，因功能不同而有别：生计性掠夺，是游牧经济生态的一部分，必须配合游牧的季节活动；战略性掠夺，是为了威胁、恐吓定居民族以遂其经济或政治目的之攻击行动，为增强此种掠夺威胁效果，常常在一年中不定期发动。，是为了直接获取生活物资，一般多在秋季或初冬，亦即一年游牧大体完成、兵强马壮之时。贸易是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物质生活资源的交流。中原王朝常以闭关市作为对匈奴的政治惩罚，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匈奴人群对贸易的依赖性。掠夺与贸易是匈奴取得补助性资源的最普遍途径。
羌人活动的甘青河湟地区，属高原河谷游牧区，由高山围绕的高原河谷是最显著而普遍的地貌。高山、高原地带多为放牧之处，河谷冲积平原或盆地宜于农业。羌人的畜产主要是马、牛、羊，辅助性生业与匈奴略同，农业作用尤为突出。羌人的游牧生计无法脱离河谷区的农业种植，这是他们与进入河湟谷地屯垦的汉帝国发生冲突之主要原因。
活动于汉帝国东北方的乌桓、鲜卑，他们的活动区域多森林，属森林草原游牧区。畜产以马、牛、羊为主，辅助性生计与匈奴、西羌同，比较强调狩猎。范晔在描述乌桓经济生产活动，首先便称他们 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 （《后汉书 乌桓传》）；叙述鲜卑之特产，则有 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 （《后汉书 鲜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