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末年，经魏晋，北方人口大量迁入中原。史书中记载了中州地区的人口来源：
《旧唐书》卷144《李观传》：“李观，洛阳人，其先自赵郡徙焉，秋官员外郎敬仁侄孙也。”
《旧唐书》卷190中《刘允济传》：“刘允济，洛州巩人，其先自沛国徙焉。”
《旧唐书》卷190中《文苑·元万顷传》：“元万顷，洛阳人，后魏景穆皇帝之胤。”
《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下·传》：“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
《旧唐书》卷179《刘崇望传》：“刘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隋元魏孝文帝徙洛阳，遂为河南人。”
《旧唐书》卷153《卢坦传》：“卢坦，字保衡，河南洛阳人，其先自范阳徙焉。”
《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先出自后魏献文帝第三兄。初为拓跋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袭大人之号，后更跋氏，为宗室之长，改姓长孙氏。”
《旧唐书》卷73《李延寿传》：“李延寿者，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
中原地区又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批士人、学者、官员、商贾居留于此。唐代官方还组织人口移人中原，《全唐文》卷95武皇后《置鸿、宜、鼎、稷等州制》有云：“……其雍州旧管及同、泰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即各差清强官押领，并许将家口自随，便于水次量给船，乘作般次进发至都，分付洛都受领，支配安置讫……其有诸州人，或县缘饥岁，流宕忘归，或父兄去官，因循寄住，为籍贯属，恐陷刑名，荏苒多时，未经首出，卫士杂色人等，并限百日内首尽，任于神都及畿内怀、郑、汴、许、汝等州附贯，给复一年，复满便依本番上下。”这次迁徙包括两类人户和两类地区，一是关内雍、同等州，因土狭人稠，土地不敷分配，因而有“情愿向神都（洛阳）编贯者宜听”，这些人户可获得三年优复，无地少地者也可以携带家口，一同迁往洛州，由官吏押领，分付洛州加以安置。另一类是诸州逃户和“父兄去官，因徇寄住，为籍贯属”的寄住户以及“未经首出”的卫士杂色人等，准许在百日内自首，然后可于神都及都畿之内的怀、郑、汴、许、汝等州附贯。可能在制书下达后半个月之后，自关中和陇右诸州迁徙了数十万人户于洛阳，《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迁徙》：武后天授二年（691）七月二十四日条下载：“徙关外雍、同、泰（秦）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洛的地区不限于关内，陇右诸州例如秦州也有若干民户迁往洛阳，他们大都是来自招募的“乐住之色”。东迁的人口中包括一部分陇右人口。
唐代中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新唐书》卷37《地理志》记载：“（开元）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由于中州地区遭受洪水的侵袭，大量人口消亡，《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十年，“五月，东都大雨，伊、汝等水泛涨，漂坏河南府及许、汝、仙、陈等州庐舍数千家，溺死者甚众”。秋八月，“丁亥，遣户部尚书陆象先往汝、许等州存抚赈给于是有下面的移民行动。”开元十年，“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中州居留有波斯商人。《太平广记》402引《集异记》云：“司徒李勉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
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中州地区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至唐代，中州习俗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有：
1.尚武之风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经两晋南北朝，中原长期处于战火之中，大批世族地主携带部曲南迁。未南迁之世族组织起来，建立玛壁以自保。及至后世，某些坞壁仍存留下来。《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就说黎阳一地（今河南浚县）坞壁不下三十余个。《晋书》卷62《祖逖传》也说黄河两岸及豫州到处都有坞壁。洛北有石梁坞，宜阳有一泉坞（一合坞），偃师城西南有百谷坞，嵩山北麓有白马坞。坞壁是一种准军事组织，坞内常有数百家，除老弱和幼童之外，坞主和其它青壮年皆须有勇力、强悍，只有这样，才能够共命运，不至为人掳掠。因而尚武的风气相沿不衰。另一方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有大量胡族入主中原，胡族本身就具有善骑射的特点，使得中原风俗为之改观。到唐代，尚武之风余韵犹存。《旧唐书》卷59《丘和传》：“丘和，河南洛阳人也。父寿，魏镇东将军。和少便弓马，重气任侠。”《太平广记》卷127郑生引《宣室志》云：“唐荥阳郑生，善骑射，以勇悍骄捷闻，家于巩、洛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捷马，独驱田野间。”史书中记载了很多唐代中州地区的军事人物，他们有的成为地方武装领袖及中坚，有的成为唐王朝的重要军事将领。
翟让：东郡韦城（今河南滑县）人，在东郡做过法曹（执法小吏）。因替无辜百姓不平，偷放囚犯，被判死刑，打入牢狱。狱吏黄君汉知道翟让为人正直，潜入死牢，放走翟让。他听从黄君汉的劝告，逃到瓦岗寨（在今河南滑县东南），组织亡命的农民起来反抗的暴政。隋大业十二年（616），翟让领导成立了农民起义军，因地处瓦岗，起义军因地得名，号称瓦岗军。翟让是隋末农民起义军的重要领袖，他所创立的瓦岗军及其反隋的历史功绩，不能不说与中原地区的尚武风气有一定的关系。陈寅恪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中指出：冀、定、瀛、相、济、青、齐、徐、兖诸州皆隋末唐初间山东豪杰之出产地，其地实为北魏屯兵营户之所在。由此推测此集团之骁勇善战，中多胡人姓氏（翟让之“翟”亦是丁零姓），胡种形貌（如徐世之类），及从事农业，而组织力又强。认为该集团是北魏镇兵的后裔。
王世充：字行满，本为西域少数民族人。其祖父颓耨举家迁至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定居。颓耨死，其妻嫁与霸城（在陕西省长安县东）人王粲做妾，其子收改姓为王。王收仕隋，历任怀、汴二州长史，生子王世充。王世充是隋唐交替时期重要角色之一，他一度代隋称帝，国号郑。
单雄信：瓦岗军领袖翟让的好友，在瓦岗军中号为“飞将”。后翟让被李密所杀，单雄信以大局为重，归顺了李密。李密兵败后，单雄信降王世充，为王世充的大将。秦王兵进东都，双放展开激战，单雄信举枪刺秦王，秦王被唐将尉迟恭所救。及王世充覆灭，李等瓦岗寨旧将为其求情，但单雄信仍被处死。
张亮：《旧唐书》卷69《张亮传》云：“张亮，郑州荥阳人也。素寒贱，以农为业。大业末，李密略地荥、汴，亮杖策从之，署骠骑将军，隶于徐。后房玄龄、李荐之于太宗，引为秦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
常何：常何原为李密的部下，《李密传》中记载，李密跟随翟让与张须陀对战，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余人为游骑，斩杀张须陀。后常何为所用，参与玄武门政变，因功身居高官。巴黎图书馆藏写本李义府撰《常何碑》略云：“公讳□，字□□，其先居河内温县，祖游陈留之境，因徙家焉，今为汴州浚仪人也。（公）倾产周穷，捐生拯难，嘉宾狎至，侠侣争归。既而炎灵将谢，政道云衰，黑山兢结，白波潜骇，爰顾宗姻，深忧沦溺。乡中豪杰五百余人以公诚心早张，誉望所集，互相率，请为盟主。……高祖嘉其变通，尚其英烈，临轩引见，特申优奖，授车骑将军。”
刘师立：据《旧唐书》卷57《刘师立传》记载，其为宋州虞城人，起初为王世充的军将，王世充对他甚为礼待，王世充覆灭后，占有洛阳，刘师立面临被杀的命运，李世民爱其才，特加赦免，任左亲卫。参与玄武门政变，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李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不久，升为左晓卫将军。封襄武郡公，并赐绢5千匹。曾带兵讨伐吐谷浑，使党项内附。对安定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世：《旧唐书》卷67《李传》记载：“李，曹州离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治今在河南滑县东）。本姓徐氏，名世，永徽中，以犯太宗讳，单名焉。”李世是唐代中州地区的大族，“家多童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大业七年（610），十七岁的李带领一支义军投奔翟让，同单雄信、王伯当等俱为义军首领。他曾对翟让建议：“今此土地是公及乡壤，人多相识，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资助。”在李的建议下，瓦岗军很快壮大。武德元年（618），十一月，李密降唐后，李尚据守黎阳，所占地盘南达长江、北抵魏郡、西到汝州、东尽海岸，即今河南、山东大部分地区。在的游说下，李将土地人众全部献给了唐高祖。此后他为李唐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南征北战，破突厥、平薛延陀、用兵辽东，屡建奇功。
卢祖尚：《旧唐书》卷69《卢祖尚传》：“卢祖尚者，字季良，光州乐安人也。父禧，隋虎奔郎将。累叶豪富，倾财散施，甚得人心。大业末，招募壮士，逐捕群盗，时年甚少，而武力过人，又御众严整，所向有功，群盗畏惮，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乱，州人请祖尚为刺史。祖尚时年十九，升坛歃血，以誓其众，泣涕虚欷，悲不自胜，众皆感激。……及（王）世充自立，遂举州归款，（唐）高祖嘉之，拜光州刺史。”
张士贵：《旧唐书》卷83《张士贵传》记载：“张士贵者，虢州卢氏人也。本名忽律，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律贼’。高祖降书招怀之，士贵以所统送款，拜光禄卿大夫。累有战功，赐爵新野县公。从平东都，授虢州刺史……寻人为右武侯将军。贞观七年（633），破反獠而还，太宗劳之曰：‘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后累迁左领军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显庆初卒，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刘仁轨：《旧唐书》卷84记载：“刘仁轨，汴州尉氏人也。”武德初，任息州参军。后擢受栎阳丞。刘仁轨在唐初对百济的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显庆五年（660）高宗征辽，令仁轨监统水军，因误期受罚，白衣从军。百济平定后，出现叛乱，乱军围困唐将刘仁愿的府城。诏令刘仁轨为带方州刺史，顺便发新罗兵解仁愿之围。盘军又勾结倭兵抗拒官军，白江之战：刘仁轨率领的唐军四战皆捷，烧毁敌船四百艘，贼众大溃，百济余烬悉平。刘仁轨奉命镇守，当时“百济经福信之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刘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瘗埋吊祭之。修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途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代贫乏，存问孤老。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百济余众，各安其业。于是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仁轨回京后，正受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座，赏赐其妻子。刘仁轨返回带方州时，将历书带到那里，让那里的人民学习汉文化。麟德二年（665），封泰山，仁轨率领新罗、百济、耽罗、倭四国酋长赴会，高宗非常高兴，擢拜其为大司宪。乾封元年（666），迁右相，检校太子左中护，累计前后战功，封为乐城县男。乾元三年（668），为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江道总管，协助李讨平高丽。咸亨五（674），为林道大总管，东伐新罗。以功晋爵为公。上元二年（675），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盛彦师：《旧唐书》卷69《盛彦师传》载：“盛彦师者，宋州虞城人。大业中，为澄城长。义师至汾阴，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军总管，从平京城。俄与史万宝镇宜阳以拒东寇。”李密叛唐后，将出山南，史万宝害怕李密的威名，不敢迎战，对盛彦师说：‘李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决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东归，若非计出全万，则不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挡。’彦师笑答：‘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万宝问：‘计将安出？’回答道：‘军法尚诈，不可为公说之。’于是带领兵众翻越熊耳山，‘傍道而至，令弓弩者夹路乘高，刀楣者伏于溪谷。’下令：‘待贼半渡，一时齐发，弓弩居高纵射。刀楣即乱出薄之。’其中有人问：‘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人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往洛，实走襄城就张善相耳，必当出人不意。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隘，无所展力，一夫殿后，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过陕州后，认为其它事情不必多虑，于是带领部伍缓缓前行，果然翻越山南渡河。盛彦师给予迎头猛击，李部首尾被切断，不能相救，结果，李密被斩首，王伯当被擒获。盛彦师因功被封为葛国公，拜武卫将军，镇守熊州。唐太宗讨伐王世充，遣盛彦师与史万宝驻军伊阙，断其山南之路。平贼后，被任命为宋州总管。
郭孝恪：许州阳翟人。隋朝末年，率领乡曲数百人投奔李密，与李一同守黎阳。李密兵败后，与李一起附唐，被封为阳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与李经营武牢以东地区。献计唐太宗破窦建德、王世充，任左骁卫将军。贞观年间，为安西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讨伐焉耆。“孝恪夜袭其城，虏其王龙突骑支。”不久，又任昆丘道副大总管，讨伐龟兹，与儿子郭待诏战死沙场。
魏元忠：《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载：“魏元忠宋州宋城人。”时人江融撰《九州设险图》，魏元忠传其术。仪凤年间，吐蕃不断进犯边塞，魏元忠赴洛阳进言，谈命将用兵之事，深得帝王赏识。文明年间，徐敬业扬州兵变，左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督军讨伐，魏元忠任监军。李孝逸临阵按兵不动，魏元忠对李孝逸说：“朝廷以公王室懿亲，故委以外之事，天下安危，实资一决。且海内承平日久，忽闻狂狡，莫不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留而不进，则解远近之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代公，其将何辞以逃逗挠之罪？幸速进兵，以立大效，不然，则祸难至矣。”孝逸接受他的建议，下令部队进军。当时徐敬业屯军下阿，其弟敬猷率偏师进军逼淮阴。魏元忠请先击敬猷，诸将都说：“不如先攻敬业，敬业败，则敬猷不战而擒矣。若击敬猷，则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元忠云：“不然，贼之劲兵精卒，尽在下阿，蚁聚而来，利在一决，万一失捷，则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习战斗，其众寡弱，人情易摇，大军临之，其势必克。既克敬猷，我军乘胜而进，彼若引救淮阴，计程则不及，又恐我之进掩江都，必邀我于中路。彼则劳倦，我则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兽，弱者先擒，岂可舍必擒之弱兽，趋难敌之强兵？恐未可也。”孝逸屡次接纳他的建议，最后取得军事胜利。当突厥与吐蕃进犯之时，魏元忠皆任大总管，带兵御寇。唐中宗时，任兵部尚书，知政事。
杜暹：濮州濮阳人。参加明经科考试，补选婺州参军。开元十二年（724），兼安西副大都护。第二年，于阗尉迟眺勾结突厥及诸番国阴谋叛乱，杜暹暗中得知消息，发兵追捕，平息了叛乱，以功特加光禄大夫。杜暹在安西四年，绥抚将士，不畏劳苦，博得夷夏各民族的拥护。
王睃：《旧唐书》卷93《王睃传》：“王睃，沧州景城人，徙家于洛阳。”景龙末，为桂州都督，政绩卓著。开元二年（714），吐蕃精兵十万寇临洮军，王睃率二千人，与临洮军合击进犯之敌。当时，吐蕃军驻于大来谷口，吐蕃将领盆达延又率兵增援。王睃出奇兵700人，着吐蕃衣服，乘夜袭击。相距五里，置角鼓，令前面的队伍遇敌大呼，后面的人击鼓应和。吐蕃军队不知真假，疑有伏兵，自相杀伤。王睃又营救被吐蕃军队阻挡的薛讷军，两军合势进击，杀获不可胜数。
娄师德：《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曰：“娄师德，郑州原武人也。弱冠，进士擢第，授江都尉。”上元初，吐蕃犯边，招募猛士进讨，娄师德抗表请为猛士。高宗非常高兴，特假朝散大夫，从军西征，屡立战功。天授初年，授左金吾将军，检校丰州都督，依旧知营田事。则天降书慰劳：“卿素积忠勤，兼怀武略，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卿授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专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勤劳止诚，久而弥著，览以嘉尚，欣阅良深。”史书评价他“颇有学涉，器量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自专综边任，前后三十余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殆。虽参知政事，深怀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终，甚为识者所重。”
张献诚：陕州平陆人，幽州节度使、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守之子。安史之乱时，曾为史思明守汴州，统逆兵数万。东都平定后，献诚率兵归国，诏拜汴州刺史，充汴州节度使等职。
王虔休：《旧唐书》卷132《王虔休传》：“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本名延贵，少涉猎书籍，乡里间以信义畏慕之，尤好武艺。”大历年间，汝州刺史李深任他为兵将，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听说后，重金聘其为兵马使押衙。建中初年，李抱真征讨河北，王虔休屡树功勋，擢升为步军都虞候。
马燧：《旧唐书》卷134《马燧传》：“马燧字洵美，汝州郏城人。其先自右扶风徙焉。……姿度魁异，长六尺二寸，沉勇多智略，该涉群书，尤善兵法。”宝应年间，李抱真任其为赵城尉。大历十年（775），河阳三城兵乱，逐镇将常休明，马燧为河阳三城使。十一年五月，汴州大将李灵耀反，马燧带兵讨平。在中央与藩镇的战争中，马燧屡立战功。
李观：《旧唐书》卷144《李观传》：“李观，洛阳人，其先自赵郡徙焉，秋官员外郎敬仁侄孙也。少习武艺，沉厚寡言，有将帅识度。乾元中，以策干朔方节度使，子仪善之，令佐坊州刺史吴抽，充防遏使，寻以忧免，居别业。广德初，吐蕃入寇，銮驾至陕，观于率乡里子弟千余人守黑水之西，戎人不敢近。”建中末年，泾原兵变，李观以右龙武将军的身份带领卫兵千余人扈从奉天。兴元元年（784）闰十月，拜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
贾隐林：滑州牙将。建中初年，为本军兵马使，令率兵宿卫。朱之乱，率兵扈从。
刘玄佐：《旧唐书》卷145《刘玄佐传》：“刘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大历年间，任永平军衙将。后为亳颍节度等使。
朱忠亮：《旧唐书》卷151《朱忠亮传》：“朱忠亮本名士明，汴州浚仪人。初事薛嵩为将。……朱之乱，以麾下四十骑奔奉天。德宗嘉之，封东阳郡王，为‘奉天定难功臣’。”
王栖曜：濮州濮阳人。天宝末，安禄山叛乱。尚衡起义兵讨伐，并以王栖曜为牙将。后随尚衡入潮，授试金吾卫将军。贞元初，拜龙武大将军。
刘昌：《旧唐书》卷152《刘昌传》：“刘昌字公明，汴州开封人也。出自行间，少学骑射。”安禄山叛乱时，刘昌随河南节度张介然讨伐叛军。贞元年间，为西北行营节度使等职。
王智兴：《旧唐书》卷156《王智兴传》：“王智兴字匡谏，怀州温县人也。……智兴少骁锐，为徐州衙卒。”长庆初年，河朔再次叛乱，唐穆宗任其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使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副使、河北行营都知兵马使。大和九年（835），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亳汴颍观察等使。
王沛：《旧唐书》卷161《王沛传》：“王沛，许州人。年十八，有勇决。许州节度使上官浼奇其才，以女妻之，署为衙将。”
王逢：王沛之子。少沉勇，从父征伐有功，任忠武都知兵马使。累迁至忠武军节度使、陈许观察等使。
李：蔡州牙将，事吴元济，骁勇善战。元和十二年（817），为李所擒。后以功迁金吾将军。
董重质：《旧唐书》卷161《董重质传》：“董重质，本淮西牙将，吴少诚之子婿也。性勇悍，识军机，善用兵。”李攻打淮西，擒吴元济。李派人持书召重质，重质以单骑投奔李。元和十五年（727），授左神武军将军。
刘沔：《旧唐书》卷161《刘沔传》：“刘沔，许州牙将也。少事李光颜，为帐中亲将。元和末，光颜讨吴元济，常用沔为前锋。蔡将有董重质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骡既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官军常警备之。沔骁锐善骑射，每与骡军接战，必冒刃陷坚，俘馘而还，故忠武一军，破贼第一。淮、蔡平，随光颜入潮，宪宗留宿卫，历三将军。历盐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在西北边累立奇功。”
曹华：宋州楚丘人，为宣武军牙校。贞元末，吴少诚叛，宣武军以华骁果有智算，用为襄城戍将。参加淮西之战，授棣州刺史，封陈留郡王。
朱：《旧唐书》卷182《朱传》：“朱，宋州人。……为王敬武牙卒。”
朱瑾：朱之母弟，晓果善战。
……
2.祆教信仰
隋唐时期，有大量波斯人东来，其中一些人在中土经商，一些人在朝中为官。唐太宗贞观年间，新兴的阿拉伯帝国东征，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唐高宗时，波斯王子卑路斯来唐求援，后病死于长安。萨珊王朝灭亡后，波斯人继续以它的名义使唐，仅开元、天宝年间就达十多次。波斯商人来唐贸易经商的更是不计其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楚州等城市，都有大批波斯商人居住。他们开的店称“波斯店”，来唐的商船称“波斯船”，宗教活动的场所称“波斯寺”或“波斯胡寺”。波斯商人在中国的活动，留下了丰富的遗迹，也给唐朝的文化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波斯国人旧俗拜火，倡善恶二原之说：谓善神清净而光明，恶魔污浊而黑暗，人宜弃恶就善，弃黑暗而趋光明，故以火以光代表至善之神，并加以崇拜，因名拜火教。其拜光又拜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祆是天神的省文，故命其教为火祆教。公元226年，波斯国萨珊王朝兴起，将火祆教定为国教，流行于中亚西亚一带。南梁北魏时，其名始闻于中国。《隋书》卷7《礼仪志二》载：“（北齐）后主（高纬）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公元625年，大食国灭波斯，占有中亚西亚，大量祆教徒移住东方。
唐代实行开放政策，为招徕外国人，对其信仰也给予保护，并设官进行管理。《通典》卷40《职官》记载：“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同卷：“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祆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这些官职都由胡人充任。《太平广记》285“河南妖主”引《朝野佥载》云：“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妖当为祆字）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神之后，募一胡为妖（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妖（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一文认为：“唐代祆祠之建，并不限于两京，碛西诸州，随地皆有。然禁民祈祭。”中州地区其他州、县，当亦有祆祠。唐代对火祆教的管理属官方，民间禁止私自祈祷。又由于火祆教不传教，不译经，故信仰者只有胡人而无唐人。
祆教徒的杂伎艺术对中土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艺术逐渐演化为中土民间百戏之一。
3.胡服
唐代胡化风气相当严重，这是民族融合的结果，也是李唐王室胡化现象的映射。由于君主的喜好，庶民中也逐渐流行起来。
受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唐代妇女多戴蓠和胡帽。《旧唐书》卷45《舆服志》载：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帏帽，施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帏帽，遂弃□，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放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以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帏帽大行，离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之制。
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帏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李华在其著作《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也谈到了唐代前期社会风俗的变化情况，并涉及服饰的变化。李华祖先是北朝以来赵郡第一流高门，为李栖筠族子。李栖筠一支于玄宗开元年间自赵郡徙于卫（即汲郡），李华一家也早离开故土，南迁相州。李华在其书信中最后提到：
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帏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帏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帏帽、幕□，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
李华，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擢第，天宝二年（734）复举博学鸿词科，天宝十一载（752）迁监察御史，累转侍御史，礼部、吏部二员外郎。其信中所述风俗变化时间当与上引《旧唐书》45《舆服志》所记相符。信中的“南市”，即洛阳南市，帽行是南市众多行铺之一。
武德（618—626）、贞观（627—649）年间，唐代妇女帽饰多为□。永徽以后及时期，又多戴帏帽。开元（713—741）初，士庶之家，又多仿效宫人佩戴胡帽。□乃障面掩身之巾饰，原为吐谷浑男子所戴，北齐至隋唐间，又为妇女所饰，其形制乃为戴在头上，使全身障蔽之物，类于面幕。李密在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领兵赴黎阳，在桃林县附近立意反叛，“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蓠，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人桃林县舍”。可知中原地区也戴这种帽子了。帏帽，起于隋代，是隋唐间妇女盖头，大致是以纱缝于帽缘四周以防风沙，又防窥视。胡帽，似源自北周时所流行的突骑帽。这种突骑帽在隋唐时期大抵谓之“胡帽”，是一种掩项露面之帽。帽饰由蓠向帏帽的替变以及帏帽复被胡帽代替的过程，也就是从“全身障蔽”到“渐为浅露”，再到“靓妆露面”的演变，反映了唐代妇女服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移，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一时代的风尚。
半臂是隋唐五代特有的一种男子服饰，大约是从西北传入中原的。半臂的形制有些类似今天的坎肩，但比坎肩多了个袖子，其长度在袖子与无袖之间，襟大多开在右边。半臂的穿法主要是在内衣之上外衣之下，这样它起到了一种垫肩的作用，使男子显得肩宽而雄武。如果半臂的质地很好，如像“锦半臂”那样，那么穿半臂的人就常常脱掉一只袖子以夸耀自己的半臂。当然为劳作方便，也有人将一只或二只袖子全脱掉。唐陕县尉崔成甫为了在万众面前出风头，就“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这“偏膊”就是为了将锦半臂显示出来。
半袖是隋及唐前期妇女常穿的服装，样子与男子所穿的“半臂”相似而有所不同。半袖比半臂的领口更低，且多为对襟，套在窄袖衫外。后期由于衫袖变宽，半袖套不进去，穿的人就少了。半袖也是域外传入的服装。
帔是搭在肩背上的长帛巾，当时多称为“帔子”，也叫“帔帛”、“披帛”、“领巾”，大约由西域传入内地，在隋唐五代使用的很普遍。从形制上看，有的帔较长，有的又较短，并似有不同的样式。《事物纪原》说：“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帔帛，出适披帔子。”帔的材料有绫、帛丝、罗等，颜色以红、绿、黄为多，其中像“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就是红色的比较高级的帔子。不同颜色的帔与衫、裙相搭配，构成了当时妇女虽然很普通但又五彩缤纷的服装。
4.胡食
唐代中外之间、民族之间交流空前频繁，饮食文化也深受其影响，胡食、胡饼进入饮食市场。人们崇尚西域食风，胡饼、胡食店肆遍地开设。《太平广记》卷451引《广异记》载，东平县尉李得官后，从洛阳出发赴任所时，“夜投故城，店中有胡人卖胡饼为业。”胡饼又有胡饼、油胡饼、胡麻饼、肉胡饼几类。铧锣也是一种胡食，是唐代新传入的食品。据考证，它是一种带馅的面点。又称毕罗。李匡在《资暇录》中说：“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受西北游牧民族“胡食”的影响，北方饮食中羊肉甚多，羊肉的地位高于鸡肉和猪肉。北方肴馔中有很多品类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味道，例如浑羊殁忽、于阗法全蒸羊、野猪等。这一时期，或许受游牧民族饮食影响，北方吃“乳酪”类食品甚多，例如有马酪、羊酪、杏酪、酪雕胡等。
唐代中州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各民族兄弟之间友好相处，使得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民族融合凝聚了唐人，民族交往也使唐代中州地区出现了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