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最为辉煌的时代，作为唐代诗歌总体有机的组成部分，咏史诗也进入了其创作的繁盛期，一改它在先唐时期诗歌创作中的从属地位，与山水、田园、边塞等诗歌类型平分秋色，异象纷呈，数量众多，展现了新的时代气象与面貌，在古代文学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据初步统计，唐代咏史诗约有3000余首，远远超越了此前的106位作家创作的240多首咏史诗，无论是数量还是艺术成就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都表明，在唐代咏史诗真正实现了这一题材的空前繁盛，出现这样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着诗歌自身、外在环境以及文化内蕴等诸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节 诗歌全面成熟背景下的文化氛围是咏史诗生长的土壤
一、唐诗艺术的成熟促进了咏史诗的繁盛
咏史诗的繁荣既是唐诗全面繁荣的一个结果，也是唐诗繁荣的一个表现，它是唐代诗歌总体艺术成就的受益者，也是唐诗总体艺术成就的贡献者，具体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唐诗自身发展的因素
咏史诗在唐代的发展与繁荣，有着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风骨、辞采、声律、意境等各种诗歌质素依次展开、竞相发展，为唐诗的辉煌准备了充分的艺术条件。唐人在此基础上将诗歌的艺术发挥到极致，创造了“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李白《古风》其一）的诗歌盛世。《御制全唐诗序》中说：“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世之器就规矩焉。”
（二）唐诗在前人基础上的纯熟激发了咏史诗的创作
唐人对前人的艺术积累极为重视，又能“扬弃”地继承，不仅善于以古人为师，而且超越前人的意图也非常明显。论及继承，必须提及萧统的《文选》对于唐诗的影响。唐人对《文选》的研究极为重视，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中就如此教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可以说，《文选》是唐人最主要的文学教材，它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念，为唐人所普遍接受；《文选》所体现的诗歌创作的艺术经验，为唐人所吸收并充分发展；《文选》选诗的题材与体式，也是唐诗借鉴和发展的重要方面。《文选》对诗歌的分类虽不十分科学，但基本是按题材分的，所选诗分为23类，将《文选》之前的题材类型囊括殆尽。唐人在此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进展，许多传统题材都是在唐人笔下成熟或者焕发出新的活力。如山水、田园、边塞、羁旅、行役、送别、咏物、爱情等古典诗歌的基本类型，唐人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题材虽不同，但在艺术手段上却有共同的因素，唐人一旦掌握这些艺术手段，在处理历史题材之时，同样也会发挥出来，咏史诗与其他类型的诗歌一样，都是唐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成果。
（三）意境、表达方式的成熟对于咏史诗创作有明显影响意境的发展成熟是唐诗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意境的成熟早
在盛唐时期就已经完成，这对于咏史诗在中晚唐的迅猛发展无疑提供了重要的艺术支撑。尤其是咏史诗中涉及的形象、气韵，大大得益于情景交融的方法，这也是唐代对前代咏史诗的重要发展。
表达方式的完善是唐诗成熟的又一表现，无论叙述、抒情、议论，唐人运用起来都已得心应手，尤其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它们结合起来。这些对咏史诗是十分重要的。唐代咏史诗已渐趋摆脱叙事、议论、抒情脱离或拼合的倾向，而向着事、理、情、景紧密结合的路子发展，诗歌的艺术性更强。
诗歌体式的完备和各种体式的全面发展是唐诗的又一艺术成就，尤其是近体诗的发展。唐代咏史诗即体现一种由古体向律绝发展的趋势，至晚唐几个专职咏史诗人几乎全部采用绝句进行写作。近体诗因其篇幅有限，使作者不得不注重史实剪裁的恰当，叙述的凝练和议论的精辟。加之其格律的精严，无疑促使咏史诗不断地提高艺术质量，而且格律诗由于易记易诵，也加速了咏史诗的传播。
二、唐代文人的经世致用思想孕育了咏史诗的兴盛
积极入世是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的一种基本倾向，基于“三不朽”的人生追求，中国文人对于治理之道颇为用心，“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因而中国文人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参政热情和关心国运民情的淑世精神，即使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文人也始终不能真正忘情于世事。尽管因思想境界的不同，士人入仕参政之动机与行径各有高下，但其思想根源却皆出于经世致用之传统。
《大学》中首先开宗明义，从理论上将文人的经世路线设计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千百年来它一直是摆在中国文人面前重大的人生课题，而完成这一课题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学而优则仕”，即必然依靠政权的承认。从咏史的角度来看，文人更是不可能在内心放弃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用世情怀和使命。中国文人对历史的关切常常出于政治之用心。对历史的深刻信仰与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面，从来就是无法截然分开的，“经世”与“垂鉴”本来就是传统历史思想的精义所在。
从唐代的政治情势来看，唐朝是建立在六朝纷乱和隋代的短暂统一之后。面对新王朝的建立，众多的诗人都满怀热情，希望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深厚的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积极向上；另一方面，他们也对殷鉴不远的六朝的灭亡和隋代的短暂寻求借鉴，探寻六朝及隋代灭亡的规律和教训，以此来寻求长治久安的大计，希望以关心时政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思想。基于这种意识形态之下产生的文学，也始终以探讨兴亡盛衰之迹、治乱成败之因作为一个基本主题，咏史诗即是如此。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与种种艺术技巧对历史进行深加工，以多方发掘史实本身所表露或者隐含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意义。传统文人对现实的关怀与参政意识，是咏史诗产生和发展的一种内在推动力量，唐代文人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对现实的关怀又促使他们去时时反观历史以寻求指导，咏史诗在唐代的全面繁荣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事实上，咏史诗中所贯注着的那种浓厚的政治意识和现实忧患感，已经明白地表明了这一点。
三、唐代自上而下对于历史的看重为咏史诗创作打下了基础
自唐高祖起，唐代的帝王都很重视对于历史的编撰，这种自上而下重视修史的风气对于咏史诗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唐高祖以宏大的气魄，下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虽历数年而未修成，但却为唐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格局。唐太宗时期的贞观重臣中史臣很多，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复下诏重修五朝史（梁、陈、齐、周、隋），由魏征总其成。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又下诏重修晋史，并亲自为其中相关的传记写后论，如《晋书・王羲之传》就有“御篡”之名。可见初唐修史，乃政治权威与学术权威通力合作的结果。唐宰相监修，皇帝亲自参与，其隆重程度可以说前所未有。唐人在史学上的贡献，也是他们重史精神的反映。唐太宗曾表示：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尤疾学者”，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还提出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著名见解，可以说明确地道出了修史的初衷。唐高宗显庆四年，李延寿又撰成《南史》纪传80卷、《北史》纪传100卷，这是通叙南朝史和北朝史的两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