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玉带；使用制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059-03

玉带，即饰玉的腰带。作为古代官场礼服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带在正式的冠服制度体系中具有等级、礼仪功能。自唐代至，都对其有严格规定，以带板的质地、纹饰、数不同来表示官员品级的高低。从出土及传世的玉带来看，一条完整的玉带应由四部分组成：一是系玉所用的革或丝绸制成的带，古称；二是结扎在玉带一端或两端、形如圭状的尾；三是佩带所用的带扣；四是镶订在带身中间位置的片状牌饰，古称。从唐代开始玉带的使用便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一直到明代，玉带都是官职身份、地位高低的标志之物。
一、文献中关于唐代玉带使用制度的记载
《新唐书》载：“至唐高祖，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腰带者，垂头以下，名曰尾，取顺下之义。一品、二品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银，庶人以铁……亲王及三品、二王後，服大科绫罗，色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绫罗，色用朱，饰以金。六品以上服丝布交梭双绫，色用黄。六品、七品服用绿，饰以银。八品、九品服用青，饰以石。”[1]《唐会要》记：“武德四年八月十六日敕，三品已上，服大料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服小料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及双，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石。”[2]这里都只提到三品以上官员袍服可以饰玉，并未规定将玉用于带上。贞观年间带制没有变化，故高祖、太宗两朝，金带最为高级，以玉为在制度中尚不得见。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等奏，“其后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石带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七”，[3]这里对各品级官员佩用何种材质的以及用数量都做了明确规定。这是玉最早见于唐代冠服制度，此后，玉才正式出现于我国古代职官正式的冠服体系中。上元元年（674）又制：“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石带。庶人并铜铁带。”[4]
开元二年（714）敕：“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5]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敕：“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十三。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五品服浅绯，金带十。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石带，九。庶人服黄铜铁带，七。”[6]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令常参官复衣绫袍，金玉带”。[7]据《新唐书》载，“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号常参官”。[8]《唐六典》记，“常参官（谓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已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供奉官（谓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左右补阙、拾遣，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9]供奉官是泛指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是供职场所在宫廷之内的官，“是否为供奉官主要决定于其供职场所是否在内廷而不是品秩的高低”[10]。很显然，除了三品以上官员可佩金玉带以外，这个由品秩高低悬殊的职官因为日参皇帝而客观上成为的“常参官”，亦能佩用金玉带。
由以上关于有唐一代玉带佩用制度的文献梳理可知，自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开始，玉带才正式出现于唐代职官正式的冠服体系中。且关于数只有唐高宗显庆元年及唐肃宗上元元年有明确规定“金玉带十三”，而关于玉上纹饰的使用不见提及。其余都只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可以以玉饰带，但并没有关于数、纹饰等方面的详细记载。
二、唐代玉带的具体使用情况
玉带在唐代作为级别很高的朝廷用玉出现，除了其自身被规定的等级、礼仪功能外，关于它在当时社会中的其他具体使用情况，从历史记载中亦可窥得一斑。综合文献记载来分类，唐代玉带的功用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认识。
1.职官冠服之用
这是玉带最初、最基本的功用，上文已经述及。
2.皇帝赏赐官员之用
五代孙李彦芳家藏“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胯”[11]。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易置镇、魏守臣，元卿诣宰相深陈利害，并具表其事。后穆宗感悟，赐白玉带”[12]。长庆元年十二月，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穆宗御通化门临送之，赐锦彩、银器、良马、玉带等物”[13]。长庆三年（823），“新除江西观察使李绅为户部侍郎。绅既罢除江西，上令中使就第赐玉带”[14]。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李载义“斩级数有功，贼平，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白玉带，示殊礼”[15]。
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徐人作乱，张允伸“进助军米五十万石，盐二万石，诏嘉之，赐以锦彩、玉带、金银器等”[16]。
唐昭宗天复三年（903），“上令礼部尚书苏循传诏，赐全忠玉带”[17]，“甲子巳时，车驾出凤翔，幸全忠军。全忠素服待罪，泣下不自胜，上亲解玉带赐之”[18]。
上述事例中，李靖、杨元卿、李光颜、李绅、李载义、张允伸、朱全忠等人被赏赐玉带时官职均在三品及三品以上，符合制度。
3.外国进贡之物
贞观六年（632），于阗王尉迟屈密“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19]。
唐德宗贞元初，“（朱如玉）使于于阗国，得大一、玉珂五副、玉枕一、玉带胯、靴带胯各三百具……[20]。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吐蕃使论乞髯献马十匹、玉腰带二条，金器十事、牦牛尾二”[21]。
宝历至太和，吐蕃“再遣使者朝……所贡有玉带、金皿、獭褐、牦牛尾、霞、马、羊、橐它”[22]。
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吐蕃使论牡大热进国信、金银器、玉腰带及马等”[23]。
4.大臣供奉朝廷之用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王师讨淮、蔡，诸侯贡财助军，进银七千两、金五百两、玉带二”[24]。
文宗太和元年（827），王播“自淮南还，献玉带十有三、银碗数千、绫绢四十万”[25]。
5.持带者转赠他人用
李入朝，“文与属僚二人皆饯，赠二人以佩刀、玉带，而不及文”[26]。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义武军有大将为孝忠委信者谒晟，晟乃解玉带以遗之”[27]。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幽、镇复乱，（李）闻之，素服以令三军……又以玉带、宝剑与牛元翼”[28]。
唐武宗时，“刘稹平，德裕以定策功进太尉，时敖草其制曰：‘谋皆予同，言不它惑。’德裕以能明专任己以成功，谓敖曰：‘陆生恨文不迨意，如君此等语，岂易得邪？’解所赐玉带赠之”[29]。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朱）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怀宾不纳，乃趋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众与瑾奔杨行密，行密迎之高邮，解玉带以赐”[30]。
6.乐舞装扮之用

“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31]
“玄宗又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立左右。”[32]
这种玉带或仅为装饰之用，并不具备等级标志功能。
三、出土及传世唐代玉带的形制
现有考古工作中所获的完整唐代玉带实物标本，主要有两部分，1970年和1987年分别出于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西安西郊丈八沟窖藏，其中以何家村窖藏最为重要。
何家村窖藏出白玉九环蹀躞带一副，玉带九副。这九副玉带为：狮纹白玉带一副，由十三枚方形玉带板、两枚圭形尾及带扣组成，共十六枚，十三；“白玉纯方胯”一副，包括十三枚方形玉带板和两枚圭形尾，共十五枚，十三；穿孔白玉带一副，由九枚半椭圆形玉带板、四枚方形玉带板、两枚圭形尾及带扣组成，共十六枚，十三；深斑玉带，由九枚半椭圆形玉带板、四枚方形玉带板、两枚圭形尾及带扣组成，共十六枚，十三；斑玉带一副，由九枚半椭圆形玉带板、四枚方形玉带板、两枚圭形尾及带扣组成，共十六枚，十三；骨咄玉带一副，由九枚半椭圆形玉带板、四枚方形玉带板、两枚圭形尾及带扣组成，共十六枚，十三；“碾文白玉纯方胯”一副，由九枚半椭圆形玉带板、四枚方形玉带板和两枚圭形尾组成，共十五枚，十三；更白玉带一副，由九枚半椭圆形玉带板、四枚方形玉带板及两枚圭形尾组成，共十五枚，十三；“白玛瑙绞具”一副，包括九枚半椭圆形带板、四枚方形带板和两枚圭形尾，共十五枚，十三。何家村窖藏的这十具玉带中，除去形制较特殊的蹀躞带,其它九幅均为十三。只是除去两件圭形尾及带扣外,的样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十三枚全为方形；另一种由四枚方形、九枚半椭圆形组成。这两种形制都符合唐代玉带十三的用玉制度。杨伯达先生曾认为，“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两瓮唐代窖藏，内含玉带计七副，有15片的两幅、16片的五副，均与显庆时的13不同，这可能反映了盛唐玉带的变化”。[33]看来，杨先生可能是将玉带板数与玉带的数未加详细区分。然而，丈八沟窖藏发现的三幅玉带，均为十二。
传世的唐玉带中，上海博物馆藏乐伎玉带一副，由十一枚方形、一枚圭形尾及带扣组成；大英博物馆藏胡人玉带一副，由八枚方形和一枚圭形尾组成；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藏玉带一副，由十枚长方形和一枚圭形尾组成。这样，唐玉带除了符合制度的十三外，还存在十二、十一、十、八的情况。这说明唐代虽有使用玉带的定制，但玉带的实际规格与文献记载有所出入，或许反映了唐代玉带初创时期的情形。玉带制度自唐始历代沿袭，直至明代才有了一成不变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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