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列国城市的兴起六 列国城市的兴起

六 列国城市的兴起

春秋时期由于兼并战争频繁,以及各诸侯国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促使各诸侯国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现各国的都城大多从春秋时期开始修筑,至战国时期进一步建设,许多还沿用至汉代。
首先,1954年至1960年在河南洛阳调查发掘了东周的王城遗址,位于洛河与涧河交汇之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自周平王东迁至周景王,凡十二世以王城 为周都;周敬王时因王子朝之乱,迁都于东面的成周,至周赧(nǎn)王时又迁回王城。该城略呈方形,北墙长2 890米,西墙南北两端相距3 200米, 南墙和东墙各残存约1 000米,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墙一般宽约10米,系用夯土版筑而成。北墙外还发现有深5米的护城濠。城内中部汉代时为河南县 城所在,因而东周时期的建筑遗迹遭到毁坏。在城内南部发现两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其中北面的一处,东西长344米,南北宽182米,四周有围墙,内有长方 形建筑基址,并发现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及兽面纹、卷云纹瓦当,可能是周王王宫之所在。在城内西北部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这种城市布 局与《周礼 考工记》所载 面朝后市 相符合。在城内现今的中州路一带发掘了大批东周时期的墓葬,大多为土坑竖穴墓,有棺椁,葬式为屈肢葬,头向北方。 大、中型墓随葬有青铜鼎、豆、簠、盘、匜等礼器。小型墓主要随葬陶器,根据随葬陶器组合与型式的变化,发掘者将墓葬分为七期,年代约当公元前8世纪至前3 世纪,现已成为中原地区东周墓葬断代分期的标尺。
其次,从1952年起在山西侯马调查发掘了晋国晚期晋景公十五年(前585)所迁的 都城新田遗址。位于今侯马市西北郊、汾河与浍河交汇之处,由平望、台神、白店、牛村、呈王、马庄等七座小城组成,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在牛村古城与平望 古城内都发现有夯土台基。其中平望古城南部的夯土台基,南北长约95米,东西宽约75米,北高南低,呈三级阶梯状,现存最高处约8?5米。牛村古城内西北 部的一处夯土台基,呈正方形,每边长52?5米,高6?5米。两者周围散布有许多筒瓦及板瓦残片,附近还分布有数十处夯土建筑基址,它们可能是当时宫殿区 之所在。在牛村古城南还发现了前述铸铜作坊遗址以及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作坊遗址。在浍河以南的上马村发现了大量的西周至东周时期的墓葬。墓地分为若干区, 可能属于有亲缘关系的不同家族。尤其重要的是,1965年在古城址东南秦村附近发现了春秋晚期的盟誓遗址。包括宗庙建筑基址和痤(cu )埋牺牲的土坑 ( 坎 )400余个以及排葬墓等。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的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盟誓活动。将盟辞用朱书或墨书书写于祭 玉或石圭上,称为盟书或载书。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以取信于鬼神。侯马盟誓遗址共出土盟书5 000余片,大多呈圭形,长 18厘米至32厘米,宽2厘米至4厘米。每件少者10余字,多者达200余字。其内容大多是与盟人表示要效忠于盟主,并一致诛讨已逃亡在外的敌对势力的宗 盟类盟书。据研究,这批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可能就是晋国世卿赵鞅(赵简子),这批盟书就是晋定公十六年(前496)前后晋国世卿赵鞅与其他卿大夫之间举行盟 誓的约信文书,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反对其政敌赵尼(稷)。侯马盟书印证了春秋晚期晋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及盟誓制度提供了 重要资料。
第三,从1958年起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调查发掘了西周晚期(齐献公元年,前859)至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遗址。城址 位于今临淄区西北部的淄河西岸,由大、小相连的两座城址组成。小城系宫城,位于大城的西南角,略呈长方形,东墙长2 195米,北墙长1 404米,周长 达7公里余。现已探明南门二座及东、西、北城门各一座以及三条主要街道。城内北部有大片夯土建筑基址,是当时宫殿区所在,出土有树木卷云纹及树木双兽纹半 瓦当等。其中心建筑 桓公台 呈椭圆形,南北长86米,东西宽70米,高达14米。在小城内南部发现有铸铜及铸钱币的手工作坊遗址,可能是齐侯直接控制的 官府手工业之所在。大城为廓城,略呈长方形,东墙随淄河弯曲,长5 209米,北墙长3 316米,周长达14公里余。南、北城墙外面有宽25米至30 米、深约3米的护城濠。东墙外为淄河,西墙外为系水。现已探明大城南、北两面各有二座城门,东、西各有一座城门。大城内已探明有七条主干大道,多与城门相 连,一般宽10余米至20米。在大城西部还发现了一条纵贯南北、全长2 800米、宽30米左右的排水渠道,其北端分为两支,分别注入北护城濠及城西的系 水。在西北隅穿过城墙之处还发现有用大石块砌成的内窄外宽的涵洞。长16?7米,宽约8米,高约3米,有三层流水孔,每层五孔,相错排列。大城是官吏与平 民的居住区,城内东北部及中部等处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内出土的东周陶器上,发现有大量的戳印陶文,内容多为作器者的居里及名 字,如 高闾豆里人陶者曰汩 等。在大城东北隅的河崖头一带发现一处春秋时期高、中级贵族的墓地,有大、中型墓20余座,可能是姜氏开国国君的家族墓地。 其中一座石椁大墓,可能是齐景公墓,外围有形殉马坑,仅清理了其中一部分,就发现了殉马多达145匹,据推算总数达600余匹,数量之大,甚为罕见。此 外,在大城南10公里左右的牛山一带,有高大的墓葬封土堆10余座,俗称 四王冢 、 二王冢 ,可能是田齐国君的陵墓。考古工作者又在城南0?5公里的 郎家庄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贵族大墓。值得注意的是墓中殉葬了17名年轻女子,皆有棺椁及随葬品。根据《战国策 齐策》等文献记载,齐宣王时临淄有七万 户, 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大大超过了东周的王城。
第四,从1973年起对春 秋中期(秦德公元年,前677)至战国中期的秦国都城雍城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雍城遗址位于今陕西凤翔城南、雍水之北,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3 200 米,东西宽约3 300米,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墙夯筑,宽3米至8?8米,残存最高处达7?9米。在城内姚家岗、马家庄、铁沟发现大型宫殿建筑遗址 群。其中在城内中部偏南发现的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坐北朝南,四周有围墙。北部居中为祖庙,面阔20?8米,进深13?9米,绕以回廊。左侧为昭庙,右侧 为穆庙,南面是大门。在中心空地 中庭发现有人、车、牛、羊各类祭祀坑181座,显系秦公的宗庙。马家庄三号大型建筑群遗址,长326?5米,宽 59?5米至86米,四周亦有围墙。是一组五进院落、五门三朝的建筑,可能是秦公宫殿朝寝之所在。在姚家岗宫殿区内还发现了一座可以藏冰190余立方米的 凌阴 (冰窖)遗址。在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发现了 市 的遗址,平面长方形,东西长180米,南北宽160米,四周有夯土围墙,每面各开一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中部偏西处姚家岗宫殿区内还出土了三批共64件窖藏的青铜建筑构件,可能是古代文献所记的金(ɡānɡ)。大多呈长方形筒状,有 的作曲尺形,表面多饰有蟠螭纹。用来套在木质梁枋上,既起保护作用,又达到装饰效果。类似的青铜建筑构件在陕西临潼和咸阳等地也有发现,说明东周时期宫廷 建筑中已广泛使用青铜建筑饰件。这些青铜建筑饰件,金光闪闪,可以起到彩绘所达不到的富丽效果。此外,在雍城遗址西南八公里的三畤原上还发现了秦公陵园, 陵园以北八旗屯、高庄等地为中、小型墓葬区。
第五,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都郢城遗址不断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城址 位于湖北江陵城北五公里处,因其在纪山之南,所以又称为纪南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4 450米,南北宽3 588米。夯土城墙高出地面达3?9 米至7?6米,底宽30米至40米,四周环绕有护城濠。现已探明城门七处,东墙一座,西墙、南墙、北墙各二座。其中有两座水门,现今朱河和龙桥河穿过城墙 之处即当年北墙东部及南墙西部的水门之所在。已经发掘的西墙北门有三个门道,两侧有门房。南墙西部的水门亦有用四排竖立木柱组成的三个门道。城内发现有夯 土台基84座,以中部偏东南处最为密集,呈中轴线排列。最大的建筑基址长达130米,宽100米,是宫殿区之所在,周围还发现有宫墙遗迹。在城内还发现了 500座以上的水井,并发现有陶井圈、竹井圈或木井圈。有的井底放置一个大陶瓮,当为冷藏窖。在城内西南部陈家台发现铸铜手工作坊遗址,在城内北部龙桥河 两岸发现有制陶手工作坊遗址,出土有筒瓦、板瓦、瓦当及陶器等。在城址周围三四十公里范围内发现了30余处规模巨大的墓葬区,其中大、中型墓达数百座之 多,大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墓葬。已发掘的随葬品丰富的大墓有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等)、马山一号墓(出土绢、纱、锦、绣等大批丝织品)、包山 二号墓(出土大批卜筮祭祷及司法文书竹简)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郢都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