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治国之道是重视和强调军民结合，两者兼而有之。早在《左传》中，人们就对“国家大事、祭祀和战斗”有了共同的理解。这体现在经典的形成和发展上，它们分别着眼于武文两大体系的建构。从文化的要求来看，这是一个以“十三经”、“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文化传承体系的形成。就武术的成就而言，这是以《武术七书》为代表的军事科学发展的主线。

一个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军事书籍的性质和类型就已得到相当科学的揭示和总结。在整理汉代第三部军事书籍的过程中，步兵司令洪仁对收集到的军事书籍进行了系统的分类。“洪仁论四种二级军事书籍”，即根据西汉中期以前军事书籍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将军事专家分为四类:军事战术专家、军事态势专家、军事阴阳专家和军事技术人员。然而，尽管当时军事书籍的数量惊人，但绝大多数都属于传统理论，即关于猫的虎画学术价值有限，不值得一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编纂的七部军事典籍是军事典籍中最好的。军事典籍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最集中的体现。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朝代。它因其美好生活的美德而令人钦佩。忠诚和宽恕的原则将永远存在。宋代普通人的生活无疑是相对平静和舒适的。看看张泽端《清明上河图》中直接反映的汴京人的生活场景，再看看宋人笔记《武林外传》、《东京梦鲁花》中记载的勾栏和瓦舍的繁华景象，我们不得不承认，宋代城市的繁荣和经济的发达，基本上使普通百姓过上了相当体面的生活。

同时，宋代注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因此，在宋代，学习军事科学理论，利用军事专家的智慧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在继承和弘扬军事科学理论的热潮中，军事经典七书应运而生。

赵旭在宋神宗北部统治期间，为了满足“武学”教学和训练的需要，朝廷命国子监朱馥、何曲飞博士等在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对《孙子、伍兹、刘韬、司马法、三闾、子、李·等关于唐太宗的问题》等进行校勘，并分册出版(《李焘龙实录·南宋》卷三○三)。此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七部军事科学著作被正式命名为军事专家经典著作《军事科学七书》，成为中国古代官方校刊发行的第一本军事科学理论教科书。

二

如何从这么多传世的军事书籍中挑选出几本有代表性的军事书籍，并将其作为武术经典纳入基础武术教材的范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也是对《七大军事经典》编撰者的学术视野、军事素养和文化洞察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它要求有四个基本目标:第一，有限的军事书籍能够系统、完整地反映宋代以前中国军事科学发展的总体成就和基本特征。第二，限量选编的兵书可以各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重要的代表性，并且可以相互补充，发挥作用。第三，有限的军事书籍应在思想性、学术性和文学性上有所区别，引领走向完善，具有示范意义。第四，军事书籍的有限选择应该在篇幅、阅读和文字表达等方面适当。满足武术教学需要，方便人们学习和掌握。

应该说，朱福、何曲飞等人的确有过人的学识。《怒火中烧》很好地完成了经典军事剧本的选编，实现了朝廷编写基础武术教材的初衷。这七部军事书籍都是价值连城、个性鲜明、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最佳选书对象。他们堪称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杰出代表。

中间，《孙子兵法》无疑是经典之作。孙子兵法是不朽的。因此，应该说，选择《孙子兵法》作为《军事七经》的第一部是非常恰当的。

司马法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春秋中期以前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这是一本以古代为主，古今结合的混合军事书籍。其基本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1)古代司马王的《孙子兵法》，即西周时期军官学习或学习的法典军事著作，是其主要组成部分。(2)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朗举的军事观及其对古代司马冰法的诠释。(3)战国中期，齐威王统治下的夏姬医生在“探讨”司马懿的古代兵法时，根据战国时期战争的新特点，增加了一些军事语言。一般来说，它是从黄帝到商朝，建立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时期，写于战国中期。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反映了商周、春秋、战国早期的各种军事观念、作战特点和军事制度。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不可低估。

《廖伟子》的重要性表现在它不仅是现存“兵家”的唯一作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战书的渗透和影响，保存了大量战国军事制度的珍贵原始资料。它所倡导的“以义作战”和“以军作战”的理念、“明律治军”、“用才用能”的治军思想、“敌我判断”、“轻举妄动”的作战指导思想，在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

伍兹，又名吴起兵法，近五千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它还记录了一些吴琪的生活和活动。吴起和他的追随者们把它编成了一本书。应该承认，伍兹的理论特色相对单薄，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军事科学著作，尤其是对战争概念和治军理论的阐述，不乏独创性和深刻性。例如，吴起是在儒家的曾子之下受教育的。因此，在讨论军队管理时，他经常使用“仁”、“义”、“礼”、“德”、“教”等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这实际上是后世“兵儒合一”的开端，反映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伍兹在军事经典七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并非偶然。

《六韬》的贡献在于它是先秦军事科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体现了战国末期军事书籍写作的学术思潮的深刻烙印。具体来说，首先，它具有军事艺术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其讨论范围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全面战略、军事战略、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国防建设思想、军事后勤政策等方面，从而构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其次，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对“六塔”有着广泛的渗透和高度的规范。这包括黄老对清静主义的研究，坚持群众团结的指导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法家和墨家不同程度的参与。第三，《六塔》中阐述的许多问题具有独特的独创性和启发意义。例如，《文华》十二法的巧妙运用和《王毅》中对早期“总部”构成的具体设想，就是这方面的有力例证。显然，“六塔”在“军事七经”中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秦汉时期的《三略》是封建统一军事科学的显著特征。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帝国建立的时期。统一的封建帝国需要军事科学来为统一服务。“三个素描”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它不仅着重总结了“取天下”的经验，而且还讨论了“安天下”和“治天下”的基本原则。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在“三观”的自我表述的理论宗旨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如“设礼、设酬、不掺假、成大器”、“以德服人、以权谋私”、“以德服人、以安全为重、以贼为圣”等。《三观》中大一统时代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三观》的显著特点是强调政治策略，这与先秦兵书如《孙子兵法》中强调军事策略有很大不同。这正是大一统时代精神在指导和规范军事科学建设中的客观反映和必然意义。第二，这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治理人民的重要原则。这也是统一时代指导和规范军事科学理论建设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略》更像是一本政治学书。它的出现和流传表明，军事从属于政治，加强军事政治伦理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毫不奇怪，它被选入了军事经典七卷。

《李太宗问》一书结合战例，对军事科学哲学进行了阐释和深化，取得了较前一部著作更大的成就。具体来说，是《问对了问题》一书的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的方法，结合具体的战例来阐述和论述战略战术原则。他将军事艺术的研究方法从简单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新领域。他在认真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化了战略战术原则，使之日益接近科学。这是对经典军事科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同时，研究视角和由此形成的特点也表明，经典军事科学的重心开始从战略层面转移到作战战术层面，这表明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趋于多元化、复杂化、精细化和深化。

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对军事经典的理解和选择的确是独到的。它独特的视野和精确的选择令人惊叹。宋代有一代人率先完成了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随着《七经》的流传，“造船夜行瓜州，铁马秋风过境”的精神在全国得以长期保存。这就是宋代的文化氛围，也是后人谈论宋代时百感交集的原因。

四

当然，最好的版本是宋代出版的七部军事经典中的第一部。这本书最初是由浙江省陆新源保存在“陀松楼”里的。后来被日本岩崎购买，并进入日本靖汤佳图书馆。现在我们只能从景的《宋本》影印本上看到《古雅续篇》中的上海汉芬大厦的魅力。关于《七经注释》的古籍记载，自宋代以来就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其中，有三种类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广泛的影响:石的《吴经七书》在宋代晋国，柳荫的《吴经七书》在明代，和的《吴经七书》在清代。(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大学教授黄普敏)

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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