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奴隶社会吗？我不知道。没关系，边肖告诉你。

说到中国的历史，有句话说，中国的夏、商、周三个朝代属于奴隶社会。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是一样的，西方的历史也分为几个进步的阶段，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如果你密切关注历史研究的进展，你会发现这一说法的论据今天已被广泛动摇。郭沫若是夏商周时期奴隶制思想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然而，郭沫若当时的论点和论据基本上被后来的研究和考古发现所推翻。

我们说夏、商、周三代可能不是奴隶社会。首先，夏商周时期没有大面积奴隶制的文字资料，也没有大规模人口交易的记录。由此可见，夏商周时期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奴隶(实际上奴隶在人口中的数量和比例并不像后汉时期那么大)，但奴隶制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与高级商品经济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没有发达的国家奴隶市场和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就很难产生奴隶制。在中国稳定的小农经济下，奴隶制不太可能发生。

其次，郭沫若关于商周时期奴隶制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人类经常在商周时期的废墟中被杀害和牺牲，即活人被杀害和牺牲。郭沫若说，“不用说，人的牺牲是奴隶制的特征”，“从上面可以看出，周代的奴隶只是一种主要的财产”。

然而，许多人认为，如此多的人用于人类的牺牲和牺牲证明商周王朝还不是一个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战俘通常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战俘主要是年轻人和中年人，他们是最好的劳动力。然而，在商周时期，他们通常被杀来祭祀他们的祖先。这表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奴隶社会。

那么，当西方人使用奴隶作为劳动力时，中国社会是如何组织生产劳动的呢？换句话说，中国社会是如何分层的？

中国早期的社会分层也是通过血缘关系进行的。我们说周朝采取了直接领导王位的制度。事实上，直接领导制度不仅存在于皇室，也存在于整个社会。北宋大学者张载在《薛婧·李库·宗室》中描述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多层印章结构。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应该把封号传给他们的长子，而其他的儿子就叫做大清大夫。卿大夫的职位只能传给他的长子，而其他的儿子则属于“学者”阶层。史的长子仍是史，但其他儿子只能算是平民。

当然，这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描述。实际情况可能不太正常，但大致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例如，姬姓的人，虽然与纣王同为姬姓，但由于血缘关系的不同，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纣王有血缘关系的人将处于社会上层，成为高级贵族。血缘上远离大儿子的人，将处于大家庭社会地位的较低层次，成为学者或平民。

周氏家族也是如此，其他家族也是如此。事实上，周朝的每一个氏族都是一个小“国家”，氏族的长子是世袭的“氏族之子”。长子是家族的君主，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青铜铭文中被简单地称为“宗君”。

只有长子“宗君”有权主持祭祖活动，也只有他有权控制家族的共同财产。在西周社会，氏族内部实行“血缘共产主义”制度。每个氏族都拥有一块土地，公有制的具体表现是“井田制”。一块土地的形状像一口“井”，分成九个或八个家庭，中间一块是公共土地。当然，关于井场系统的研究有许多争论，实际情况不可能如此一致，但总的原则不应相差太远。这样，氏族的首领，即长子，或称“王子”，就拥有了整个氏族的财产控制权。

因此，李记内泽说，在家庭内部，最权威的原因是为什么粽子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旁系子孙”虽然贵富，却不敢向贵富进祖屋。虽然所有的战车和门徒都远离外面，但他们只进入了几个地方。孩子们回家后，衣服、毛皮、被子、车马必须给他们，然后才敢拿走。若不是供品，我不敢进族门，也不敢把家财加在我父、兄、族身上”。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血统很低，即使你因为特殊原因发了一笔横财，并且比你的儿子更富有，你也应该在他面前保持尊敬，你不应该在衣服、用具和马匹方面比他的儿子享受得更多。你不能在粽子面前表演。不管你坐的公共汽车有多好，你都应该把车停在门外一段距离。如果你有好的衣服和好的车马，你必须把最好的部分给族长，你只能用次等的。

因此，这导致了古代中国特色的财富收集方式，即“先贵后富”:你在血统上越显赫，你掌握的财富越多，就越容易致富。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权力“超级经济胁迫”的传统。

因此，在血缘关系时代，血缘关系和权力地位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周朝的家庭和国家是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政治关系，也是血缘关系。“由宗法封建国家，与周王室的关系，一方面是君主，另一方面是兄弟叔侄。从基本意义上说，伯侄关系的概念比君主和大臣的概念更重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世界之初，中国人就把他们的血缘家庭从氏族和部落扩大到了国家，然后又扩大到了国家。到了周朝，这种宗族意识达到了顶峰。可以说，三代以前，中国人完全生活在氏族之间。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只有大量的贵族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