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银矿业发展的社会因素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金作为货币及财富的象征曾一度辉煌于先秦、西汉时期，东汉以后，落入低谷，直到宋 代才再一次出现兴盛局面。银矿的开采，唐以前各代尚少记载；至，始从岭南、江西部分地区扩展开来；进入，银矿的开发亦呈现兴盛景象。宋神宗元丰以 前，全国一年的银矿课曾高达四十一万余两，故清朝人魏源曾夸赞道：“计坑冶之盛，实始于宋代。”宋代金银矿业的发展，除因宋政府在生产经营上采取积极的措 施外，社会需求亦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这些需求，日本加藤繁先生在其《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中作了广泛而详细的探讨，其学术上的开拓性至今为后学所 称道。但是，有些需求，加藤繁先生未予更深地探究，而这些需求又与宋代金银矿业生产密切相关。故此，本节专门对宋代中央财政中的几项金银收入和社会消费情 况作一探讨。

（一）宋代中央财政中的几项金银收入

宋代中央财政中的金银收入，大体上是从各路上供、商税收入、禁 榷专利收入、矿冶岁课、二税收入等渠道得来。宋代关于各类收入的单独记载较多，但综合性的记载极少。我所见到的既有总额、又分列细目的记载只有一条，记录 了宋神宗熙宁后期中央政府的金银收入，载于《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至二九。这条记载共有五组金银数字。

我在《宋代“山泽之入” 矿课时间考》一文中曾推断“山泽之入”这组数字是熙宁七年至熙宁十年间某一年统计的数字。根据同一推理，上述其它四组的金银收入数字也应该是在相同时期统 计的，因此，我把反映的时间限定为熙宁后期。另外，《宋会要辑稿补编》中也收人了这五组金银数额，只是字句稍有不同：“税租之入”为“租税之人”，“税总 收之数”为“岁总收之数”，个别数字也稍有差异。

五组收入中有四组收入来源明确。“税租之入”是指从私田夏秋二税和公田收租中收入的 金银数；“山泽之入”是指从金银矿产地收上的岁课；“诸路上供之数”是各路上供中央钱物中的金银数；“赋入之数”是指中央在茶盐酒贸易、买扑、市舶、人中 博籴买卖等方面获得的金银数额，其中，入中博籴买卖收入金17071两，收入银1120258两，是构成赋入的重要来源。而“税（岁）总收之数”一组数额 来源不明，其下还分列了“在京”、“诸路”和各个路的数额，将这些数额加在一起，正与“税（岁）总收之数”相符。可知，“诸路”数额在这里是单门别类列出 的，并不是各个路数额的总和。另外，从标题含义上看，这组数字应该是其他四类金银收入的总和。但是，原文中这组数字既不排在最前面，也没被列在最后面。而 且将其他四组数字累计后得出的结果，仍与这组数字有较大的差距。因此，“税（岁）总收之数”到底指何种收入，本书还没有能力加以分析。那么，就其他四组数 额看，当时，中央政府一年的金银收人主要来自各路上供和入中博籴买卖这两项，银的收入各自都在一百万两以上。因此，下面主要对这两项金银收入的变化情况作 一考察。

1.宋代上供银额及其与银产地的关系

在北宋初期的上供收入中，银已是主要物品之一。陈傅良曾提到：“国 初上供随岁所入，初无定制，而其大者在粮、帛、银、钱。”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始将此前收入最多的某一年银额确立为上供银纲，自此开始有了 固定数额。但两宋期间的数额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此，陈傅良有一个粗略的比较：“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诸路岁额。熙宁新政增额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 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数倍。至今为额。”将他的说法与现存史料记载相对照，除南宋时期上供银额降低外，其他时期的发展趋势大致上是相吻和的。

以上材料中，北宋太宗、真宗、神宗三朝和南宋度宗一朝有全国上供额的记载，仁宗一朝有南方各路（广南路除外）的记载，其余时期均为某一路或几个路的零散 记载。从北宋时期的各个记载看，上供银额在宋真宗时期首次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宋仁宗至神宗时期南方各地数额有增有减，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增加了， 两浙路减少了，而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则减少甚多。因此，从宋仁宗到宋神宗时期，上供银的增长速度并不快，陈傅良曾提到：“上供增额起于熙宁，虽非旧贯，尤 未为甚，崇宁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钱物新格，于是益重。”这段话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不过宋神宗以后至崇宁三年以前，上供钱中的银额比例并不 是固定不变的，仍然时有增长。宋哲宗元{；占五年四月，处、台、婺、衢等州银坑兴发，户部就提出：“逐州应管合发上供及无额官钱，并就截应副买银上京”， 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宋徽宗崇宁三年制定了上供钱物新格以后，上供银额大增，加之银价上涨、缗钱贬值，上供银额开始成为民间百姓难以承受的重负。例如广南东 路和福建路这两大产银地区，“自崇宁以来岁买上供银数浩瀚，陪备搔扰，民力不堪。”福建路“逐年二十七万两数，并系于五等税户配买取足”，比神宗熙宁二年 的二十万两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一数额一直持续到时期才于建炎三年下诏岁减三分之一。又如宣和六年以前，每逢大礼年，各路转运司要用“有额上供和买银 四十万两到阙应用”。而这一数额又在常年上供的银额之外。总的看，北宋时期上供银额呈逐步增长的趋势，至宋徽宗时期达到顶点，这时的上供银征收数量已超出 了人们所能承受的程度。

南宋上供银的记载虽然相当零散，但总起来看，各地上供银额大都逐渐减少。例如泉州，宋高宗时，为其他四州代纳 22000两；宋孝宗时，共交纳（包括为其他州代纳）24000两；宋宁宗嘉泰三年时，为其他四州代纳的数额已减少到15600两；宋宁宗嘉定十三年，仅 本州交纳5236两。广南东路的上供银，在北宋徽宗时期为1.50000万两；到建炎三年减少了三分之一，为100000两；到宋孝宗淳熙年间，除广州上 供银额不详外，其余1；州府只纳34300两；到宋理宗后期，全路14州府上供银应纳42887两，上供金15两，但“各郡皆欠上供纲，而英、连、韶、 雄，其欠甚夥”。福建路也是如此，经建炎三年减额后，绍兴元年，建州、.南剑州又获准减额；到南宋后期，福建路每年上供银仅68741两。其中建宁府（原 建州）上供银为9754两，与绍兴元年21606两相比大幅度下降；而南剑州则从绍兴元年的33081两减至6370两，下降幅度更大。此外，从宋孝宗淳 熙六年正月“蠲夔州路上供金银”的情况看，南宋时期上供银的交纳地区恐怕也比北宋时期减少了。

因此，从总体上看，北宋时期上供银额是逐年增长的，到宋徽宗崇宁三年立上供钱物新格后达到顶点。南宋从高宗时期起逐步回落，南宋末期的上供银额与北宋末期的上供银额差距较大。

在两宋交纳上供银的活动中，可以发现以下两个较普遍的现象：

第一，宋代交纳上供银的地区往往是盛产银矿的地区。例如龚明之在《中吴纪闻》中记载：郑景平“为人刚正不诡随，范官有廉声”。他曾任饶州知州，“到官未 半岁，拂袖而归。先君与公厚善，因问其故，答日：天子命景平为郡守，当以抚字为职，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须金几百两，明日须银几千两，枯骨头上打不出也，景 平后世要人身在”。又如前面提到的宋哲宗元{；占五年四月将处、台、婺、衢“逐州应管合发上供及无额官钱，并就截应副买银上京”的银子，也是来自于上述四 州兴发的银坑生产中。廖刚于政和六年（1116）在京师上《投省论和买银札子》中也提到：福建路上供银额为二十七万两，其中“南剑独抱四分之一，正为本州 多银场之故”。吴泳任广东转运使时，说得更为明确：“然银场则不可罢，盖无此场，则银两无所从买。”除了史料记载外，现代考古发现也有印证，王雪农、赵全 明在《“连州上供银伍拾两”银铤》一文中提到：冀东卢龙一带发现一枚银铤，其特征与已出土的北宋时期的银铤相同。这枚银铤两面錾字，正面錾刻三行二十一 字：“连州元鱼场买到二年/分上供银伍拾两/专知官唐莘”，反面錾刻两行七字：“始字号/匠人廖昌”（注：银铤上文字为竖行，本人以“”作为文中换行处标 记）。连州元鱼场的创置时间虽然尚未见到记载，但宋徽宗元符年间，当地的银矿开采已达到高潮，银价每两只有六七百文，朝廷在这里置场买银以充上供，沿袭岁 久。南宋以后，交纳上供银逐渐成为连州难以承受的重负。上述银铤的发现，确凿地说明宋代一些银矿产地除交纳岁课额外，还肩负着完纳上供银的责任。

金矿区也有此类交纳上供金的职责。例如，广南路经略安抚使司“用钱兴置邕州填乃等洞金坑，每年采买金三千两上供”。元丰四年（1081），由于金坑产金“微细”，宋神宗下令“罢岁贡金”。

第二，宋代常命产银州郡代替其它无银或少银地区输纳上供银。如宋高宗时，吴顺之知连州，“连故多坑冶，旁郡上供银率取给焉”。而福建路泉州“自南渡后， 泉为台、信、建昌、邵武四郡代输银二万二千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在知州nnux快递查询真德秀的申奏下，为四州代纳之银才由各州自行认解，泉州上供 银额减为五千二百三十六两。此外，汀州也是代纳上供银之地，因“地有坑场，银货易得，不宜蚕桑，衣赐难办”，因此朝廷令汀州每年上供银一万三千两，其中包 括代建昌、抚州输上供银六千六十五两，建昌、抚州则以绵绢等拨付汀州。“后二郡背约抵逋，而州代输银如故”，宋孝宗时，知州江埔奏免代纳，得以减额六分之 五，仅代纳一千余两，加上本州上供银额，共纳七千九百四十五两八钱三分五厘，这一数额一直持续到宋亡以前。

从以上材料来看，宋代的金银产地实际上成为地方政府交纳上供金银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矿场的开采活动兴盛与否对上供金银的数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