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符元年（874）十一月，南诏出兵入侵四川，过大渡河，不攻而降黎州，攻邛崃关，攻雅州。唐朝调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军队前往救援，又派天平节度使高骈入西川抗击来犯南诏兵。乾符二年（875）正月二日，高骈被授为西川节度使，率诸路军士到达剑州（今四川剑阁），先派人打开成都城门，由于时值春暖之际，拥挤在成都城内避难的几十万百姓如不分散极易发生流行性疾病。军队也需进城休整，补充供给。南诏兵当时正在围攻雅州，听说唐朝廷派高骈率大军前来，急忙派人向高骈求和，从雅州撤兵。高骈到了成都后，令5000步骑追击南诏兵，在大渡河与南诏兵展开大战，大败南诏兵，数十名酋长也被俘杀死，解了西川之围。

其后，高骈下令在邛崃设关，在大渡河上建立防守城栅，在戎州马湖镇、沐源建筑城堡，又在南诏通往西川的各交通要道上派兵严加防守。877年，南诏王酋龙死，谥号景庄皇帝，其子立为皇帝，南诏派遣使者在岭南西道同唐朝议和，答应将邕州守军减除十分之七。此后南诏兵再也没有侵犯唐四川属地。

唐代妓女

唐代妓女主要有宫妓、官妓、家妓3类。宫妓是以乐舞及绳、竿等技供奉朝廷的女艺人。官妓多为色艺俱佳的乐户、倡优子女，也有少数平民女子，归内教坊管理。官妓具有后世娼妓的性质。

“唐人尚文好狎”，官僚贵族以狎妓相尚，政府对此也无禁令。当时两京、各大州府及某些县皆设有官妓。长安官妓靠自谋生路，受官府管辖较松。妓馆多由鸨母带数名养女组成，也有人在家中接客。她们一般以陪宴、卖淫为主，献艺为辅。长安官妓聚居平康里，妓业兴隆，“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风流薮泽”。东都、扬州等大都市的情景与长安相仿。如杨州每到夜晚，“倡楼之一，常有绛纱灯万数，辉耀空中”。地方官妓属“乐营”管理，集中居住乐营，由官府供给衣粮，主要任务是承应官差、献艺、陪酒、侍夜。

家妓为官僚贵族、富户等私家蓄养的歌舞妓女。王公贵族家妓常有数百人之多。家妓除供主人玩赏娱乐外，还要招待宾客，甚至陪宿。唐代妓女虽生活有所保障，有的还较优裕，但并无独立人格，只能任人宰割。如平康里小吏李全受人贿赂便将患病的妓女仙歌抬走陪客。唐末鄜州官员在宴席间争夺官妓杜红儿未逞，竟当场杀红儿。家妓地位介于妾婢之间，命运也很不济。如严挺之的宠妓玄英为其子碎首残杀后，严挺之竟对儿子勇气大加赞赏。妓女年老色衰后，常遁入空门，与青灯古佛为伴。江淮名妓徐月英《叙怀》诗所吟“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为妓女愁苦心情的真实写照。

女侠小说出现

女侠小说产生于晚唐，传奇小说中出现了两篇描写女剑客的故事——《聂隐娘》与《红线》两篇作品都充满知遇报恩的思想和带有神秘色彩的描绘，并成功地塑造了智勇兼备的侠女形象，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成为后来女侠小说的雏形。

侠义小说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社会上的游侠之风密切相关。唐代中叶以后，藩镇割据局面愈演愈烈，而百姓身处乱世之中，备受其苦，格外希望能出现武艺高强、慷慨仗义的豪侠为自己雪冤报仇。同时佛老方术盛行，也使侠客们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这就是侠义小说的社会文化基础。《聂隐娘》和《红线》即反映出藩镇拥兵跋扈及暗杀之风的盛行。两位女主角各展神术、报效主恩，然后功成身退，显示出豪侠之气，小说情节离奇，道术气很浓。